盛名之下
从《围城》到《管锥编》，他是中国最渊博通才的学者作家；从《小癞子》到《堂吉诃德》，她是现代最清新脱俗的翻译家。他们这对才子佳人，是文坛最惹眼的情深伉俪，相伴相随。
"文革"结束了，思想的枷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国门也重新开启。一九七八年，女儿阿圆拿着全额奖学金赴英留学，老两口很为女儿高兴，但也被思念的滋味折磨得好苦。杨绛说："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而他们这对享誉海内外的夫妇，也不止一次受邀走出国门，去记录世界的变化，去传播中国文化。杨绛如是记述："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
一九七八年九月，钱钟书去了意大利，应邀参加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这是他自解放后第一次参加国外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他用一口流利的英文，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即兴做了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
他在会上见到了法国、捷克和俄罗斯的三位翻译家，也收到了他们赠送的被译成不同语言的《围城》。走出国门，走出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学术圈，他宛如脱缰的马，自由驰骋在辽阔的天空，竟然惊喜地发现，原来《围城》在国外的评价如此之高。
会后，不少外国学者纷纷奔向他，争出高薪，邀他去自己国家讲学，其中也包括他的母校英国牛津大学。他一一谢绝了，年纪大了，他不想离家太远，更不想离杨绛太远。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社科院分别派代表团出访法国、美国，钱钟书与杨绛赫然在列，只是一个美国，一个法国。
法国巴黎，这座浪漫的城，这个有情调的王国，承载着他们大量的回忆。这一次，杨绛重新回到这里，换了个身份，也缺了钟书，只觉恍如隔世。中国一年，世界一年，如今她已经长了白发皱纹，而这里的街景还一如往昔。
除了访问，她便泡在图书馆，流连在那些法国名著之间，她还寻出了法国对《堂吉诃德》的新译本以及新的研究成果。她是学者，是翻译家，走到哪里都不忘使命，她要让自己的翻译力臻完美。
远在美国的钱钟书，边走边看，边感受美国大学的文化风韵。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名校，他们代表团一一走过，而钱钟书也见到了著名学者夏志清。
自古英雄惜英雄，他们相识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只是后来一个在国内，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竟是几十年不曾相见。出国前，钱钟书给夏志清去了信，特邀相见：
志清吾兄教席：
阔别将四十年，英才妙质时时往来胸中，少陵诗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弟明日启程，过巴黎来美，把臂在迩，倚装先履一书，犹八股文家所嘲破题之前有寿星头，必为文律精严如兄者所哂矣。
四月二十三日，他们一行人到访哥伦比亚，而夏志清与钱钟书也如约相见。夏志清如是写道："钱钟书的相貌我当然记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装的就是他之后，二人就相抱示欢。钱钟书出生于一九一〇年阳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根据代表团发的情报），已六十九岁，比我大了九岁零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两人时隔多年，只觉分外亲切。他们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说起，促膝长谈，很是酣畅淋漓。他们谈生活，谈创作，谈国内"红学"研究近况，谈彼此对当前学术界的看法……
下午，在夏志清的带领下，他参加了研究室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临时起意时，他有问必答，语惊四座。有人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口才，夏志清更是尊称他为"中国第一博学鸿儒"，他说："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和晚辈，还没有比得上他的博闻强识、广览群书的。"
第二日下午，著名女作家於梨华特意从纽约赶来，只为见见这位博闻强识的偶像。在夏志清的引荐下，三人一同吃了晚餐，在席间，他们杂事琐忆话旧，氛围颇是轻松愉快。
尽兴而来，尽兴而归。钱钟书随代表团去了旧金山，访加州大学。临行前，他对夏志清说，留些话将来再说，反正后会有期。
他是传奇，走到哪里都能赢得赞誉。在加州，有一个德文系的教授直叹他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然一片轰动间，也会夹杂几句不和谐的声音，一个叫费景汉的人说："我自己倒不觉得钱钟书怎么样，语言流利、背诵出几首诗并不能成为伟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思路、分析方法，光背诗怎么能算数呢？"
他说得不无道理，但放到钱钟书身上恐怕就有许多人不敢苟同了。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他能信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他的本事。但他的创作才能，他的《围城》、《管锥编》等，皆是世间不可多得的巨作，怎能说他"光背诗不能算数"？
访美归来时，他曾闭门总结，做了一篇《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被收录于《访美观感》之中。他的这次访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成为学术界颇为时髦的话题，连他的老友黄裳也写来贺信，祝贺他访美圆满成功。
对此，钱钟书回信说："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
他淡泊名利，只求在这红尘间，与杨绛饮茶话往事。看着海外报刊对他的大肆渲染，钱钟书很是不以为然，当别人要为他写书，要采访他时，他也只淡淡一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皆作如是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他应邀去日本访问讲学。从东京到京都再到名古屋，因为不通日语，他不能像在欧美那般挥洒自如，但他别样的风采，依旧震慑了日本的汉学家们。
犹记得，二十多年前，小川环树对《宋诗选注》的书评解了他在国内的批判，而如今，这位日本的汉学权威，也正酝酿《围城》及《宋诗选注》的翻译事宜。
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他称赞了小川环树及已去世的吉川幸次郎两位日本汉学大家的优良学风，还谦逊地表示自己对《宋诗选注》的不满意，也提到当时的"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冲突。
他还在爱知大学做了一场即兴演讲。当时的翻译知道他学富五车，喜欢在演说时引用大量中西名言，怕翻译不好，便请他拟个发言稿。钟书欣然应允，随手拿来几页信笺，洋洋洒洒便写了满满五页，连礼节性的开头都是趣味横生：
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spectatorseesmostofthe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
他访日归来时，《围城》再版了，这本绝版三十多年的巨作，再次走入国人视线，走到与《阿Q正传》比肩的位置，可谓风靡一时。后来，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一部小说，他如是回答说："兴许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不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无悔。"
禁锢了几十年，他从闭关锁国的小圈子，走向世界的大圈子，只觉湛蓝明媚，清新愉悦。但这一圈下来，也够了，他不愿再舟车劳顿地奔波，只想与家人日常相守。活了大半辈子，这一刻已豁然开朗，除了家人情意，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他只想守着一世围城，种花养鱼，做做学问，在一片安然间颐养天年。只是盛名之下，总免不了拜访邀请。一九八二年六月，钱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在他的竭力推辞下，职位免除了，他很是开心地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他总是一副闭门谢客的模样，对登门拜访者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只是却也耐不住一次又一次的突然袭击。一天，社科院特地派车召他开会，他不好拒绝，便硬着头皮去了。谁知，乔木同志"趁火打劫""逼上梁山"，要他和夏鼐做社科院副院长。
乔木说："你们两位看在我老同学面上……"
其实，事先他已经与夏鼐谈妥，这一次只是为了"逼钱钟书就范"。钟书不好推托，只得说自己没时间。乔木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
钱钟书又说，自己刚刚推托了文学所的顾问，别人会笑他辞小就大。乔木又回答说："我担保给你辟谣。"这一次，他的老同学可谓有备而来，他推托不下，只得应允。回到家，杨绛取笑他说："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还记得张爱玲年轻时的那句话--"出名要趁早"。岁月长河里，轻飘飘的旧时光悄然溜走，虽然不知这个孤傲的传奇女子，是否也曾为盛名所累，但钱钟书，却是真真切切地无奈了。
杨绛如是说："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三人之城
于年轻人而言，轰轰烈烈总是爱情的最强音。在躁动的青春岁月里，身体里的激素像是不安分的种子，总要绽放出一些热血情节，生出缠绵纠缠的枝枝蔓蔓。可在时间老人的阅历里，所有的结局都有相似的模式──当风花雪月的故事结出果实，一切总会开始归于平静。
经历了时光的颠簸，平淡相守总是显得更加真切，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笑容与温暖，生长在每一个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滋养着信任、体谅、扶持和默契，产生胜于甜言蜜语的魔力。
同外在的花花世界相比，钱钟书更喜欢静静窝在家中，与灵魂进行对话。他懒得出门，也懒得和不相关的人发生无聊的接触。一道浅浅的门槛，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道高墙，墙内是安稳平和的世界，自己宛如一个栖息的婴儿，随心所欲，肆意畅想。而一旦出去了门槛，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安全感顿消。
岁月留下的，不仅只有精神世界里的沉浮，人终究是血肉筑成的存在，会面临疾病，也会面临衰老。钱钟书多年熬夜伏案，身子已大不如从前。尤其是高血压，成了他最大的困扰。
他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就经常介绍自己的健康状况，说自己常年服药，为的就是控制住高血压，想来身体不好应该多运动，但自己年纪大了，对此越来越不上心，最后干脆就不做运动，也乐得自在许多。
不喜欢出去跟人打交道，哪怕是再高的学府来请他，他都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坚持。不过，偏执狂哪里都有。你不来，我却要坚持请你，这也是人家的权利。
除此之外，因为声名在外，崇拜者也越来越多，总有些慕名而来的学者或文人，想要拜访这位奇才。来的人多了，也不好全都挡在门外，所以钱钟书家中几乎是来客络绎不绝。钱钟书从美国回来后，家中就成了会客的场所，多数是美国人。钱钟书不堪其扰，十分痛苦，有时候甚至因外人带病毒入家而感冒。钱钟书有哮喘，一旦感冒，就很不容易好，但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生病而对生活丧失乐观。
一家人，六双真挚的眼睛，构成一座温暖的三人之城。他们活在自己的国度里，简单快乐。
在钱钟书与杨绛心中，彼此都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想到家中温馨的画面，就暗然欢喜，仿佛世界上的恶都没有了，只剩下善良与美好。爱情在经历过风雨之后，有了亲人般的恒温，这就好比酒的提炼，最后剩下的，最甘醇。
钱钟书的病总是不时复发，折磨着他的身心。杨绛的身体也不如从前好，但她坚持伺候病中的钱钟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钱钟书的呼吸声，如果他的呼吸有杂音，说明哮喘开始犯，就准备好给他端水拍背，如果钱钟书的呼吸十分均匀顺畅，她就会异常高兴。可惜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多见，钱钟书的哮喘基本上每天都要犯一次，尤其是到了半夜，阴气上升，抵抗力下降，往往折磨得钱钟书大半夜睡不好觉。
英国出生的女儿钱瑗，是二人的掌上明珠，自幼生长在如此的书香世家，钱瑗的见识与视野十分不凡。她从小英语就好，长大后成为一名知名的学者。据杨绛的回忆，钱瑗对自己的工作付出了所有的心血。
学问是三人共同的爱好，而三人的关系更是与众不同。在家中，钱钟书不需要有任何的拘束，他们不分大小，甚至没有固定的称呼，可以随意取笑。杨绛说，我们仨，却不止三个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
在家里，钱钟书时常像个长不大的顽童，钱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没有传统的家庭角色定位，钱钟书一家拥有格外多的欢声笑语。
有时杨绛觉得，钱钟书是自己与女儿共同的老师。三人近在咫尺，她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却绝不打扰他，往往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时才发问。在某些时刻，钱钟书的形象很高大，不过落实到穿衣吃饭的小事上，杨绛母女则把他当孩子般照顾。
钱钟书与女儿会联成一帮向杨绛造反，例如杨绛出国期间，父女二人连床都不铺，直到杨绛快要回来的当口，才匆忙整理。杨绛回家后，阿圆轻声嘀咕："狗窝真舒服。"
杨绛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钱钟书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他们大肆取笑钱钟书的种种笨拙，换来毫无芥蒂的开心笑声。
一次，钱钟书对钱瑗捣乱，将钱瑗的皮鞋放到床上的凳子上，并且塞满了东西。倒霉的是，被钱瑗抓了个正着。钱瑗就充当猎手，将自己抓获爸爸的事实报告给妈妈邀功，而钱钟书将自己的身子缩得不能再缩，笑得直不起腰来，嘴里还念叨道："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杨绛形容当时自己能隔着钱钟书的肚皮看到他肚子里的"笑浪"。
多年后，当杨绛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下如上回忆的《我们仨》，在貌似平淡如水的生活碎片里，却处处都充盈着温暖。来不及防范的时候，世界总会刮起龙卷风，向人们安稳的生活示威。可心中有一处港湾，住着淳朴与关怀，就是拥有了自己的王国，还有一份只属于自己的、忠实的、可爱的那份感情。
生活中最需要歌颂的，正是安详宁静的美感。它不急不缓，却永恒成为世界的一抹暖色。它出现在钱钟书的三人之城里，点缀了最美的记忆。故事里，"我爱你"不是高频说起的台词，而是融化在三人眼里的情意，醉了年华，惊艳了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