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地滨海又临京，
举足京都传货声。
昨宵谕旨关东辟，
辽河处处老山东。
明清之际，重土乐安的齐鲁商人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呢？除了当时的灾荒频繁，生活艰难逼迫山东人外出谋生外，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实行封禁，但对商人出关却并不禁止。封禁政策最严厉的乾隆年间曾规定：“所有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三项，为旗民所资藉也，准其居住。”而对“并无贸易，又无营运，严行查禁。”清咸丰之后，政府以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山东移民赴东北垦荒、经商。在这种情况下，鲁商抓住机遇，在东北闯出一片商业的新天地。
山东人闯关东首先是因为市场驱动。东北的特产如人参、貂皮、药材及粮食皆是关内缺货；而关外则缺乏布匹、铁器及日用品，又正是山东关内各地所长，所以齐鲁商人去东北经营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如商贾初通时，以貂易釜，实釜令满，一釜常数十貂，后渐以貂蒙釜口易之。鲁商经营一般可获利三倍，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鲁商踊跃赴东北经商。
其次，良好的自然条件为鲁商去东北经商提供了便利。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只一海相隔，由山东的烟台、威海到辽东的大连、旅顺，只需一天一夜。大批山东人到辽东之后，开始经商做工。其次移居东北的山东人同乡间的相互联系、帮助，更有利于鲁商的发展。所以，东北成了山东人的“第二故乡”。
山东人到东北经商历史上早已有之，明代，辽东设有马市，燕齐贸客，贩貂辽东，尝至关前各路。山东武定府海丰县在成（化）、弘（治）间，有种盐淮北者，有市货辽阳、贸易苏杭者。特别是康熙年间，山东商人到关外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山东商帮。
那时，在东北经商的主要是山东商人。如顺治时山东人苏得时，曾背负自家织的布数十匹，附贩商出关，并帮助官兵在宁古塔贸易货物。康熙初年在柳条边外山东贾客很多。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玄烨巡视边外，见到行商力田的山东人有数十万之多。乾隆十三年（1674年）仅在宁古塔、船厂两地，山东、直隶等省的贸易佣工之人就有三四万。此时的商贾多为行商，不携家眷，获利即归，正如在齐齐哈尔经商的莱州人汤克音之父所说：“官、商客此者，得资辄携以去，归故里值（置）田园，长子孙，为终老计。今吾犹是志也，他日得巨资，必即归。”嘉庆时清廷对东北部分开禁，在农业移民的浪潮下，鲁商也日渐增多，并定居各地。宣统时灿岩州的13家望族中有10家是从山东迁来，其中8家是因经商而卜居兹土，他们多是在嘉庆年间迁来，经过百年的发展至清末已是恒产颇多、商业亦多的世家望族。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烟台、营口相继开放，山东各地形成经商潮，如平度州的商人不仅在本省经商，而且至关外三省做生意，以求生活者，终岁络绎于道。当时，山东每年去东北贸易之人有5000多。据估计，在清代，约有50万～100万山东商人在东北从事商业活动。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当时的营口有了商会的雏形，叫“公议会”，该会成员都是商业方面的著名人士，他们实际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工商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营口公议会成员有15人，鲁商占5人，鲁商在公议会中很有发言权。他们主要经营油坊、粮食、杂货等，后来粤商在该地经营失败，退出公议会，鲁商在公议会中的权力更大。大连的公议会成立于1901年，1904年会员30人，鲁商占16人，总理刘兆伊是烟台人，资产达到10万，在他麾下的“山东帮”以绝对优势控制了大连商业界。安东是当时东北重镇，鲁商在此不仅经营油坊、绸缎、药局、粮店、杂货等，还经营货币汇兑，主要有政记、致和祥等商号，当时“各行商之占势力者则完全为山东帮”。清末长春的大小商铺有1200余家，除银钱号30余家为外省商人经营外，当铺、绸缎、粮栈等大多为鲁商垄断。同样，清末在哈尔滨有4000多家商埠，油坊、绸缎、烧锅、皮货等实业性质的山东商号有500多家，“其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仍为山东帮”。到民国初年，哈尔滨商会共有会员20人，全是山东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山东商会了。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今龙口市）商人最多。黄县地狭人稀，故民多逐利四方，奉天、吉林万里之地，皆有黄人履迹。《黄县故事》说：“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跨行经营，发展迅速，清朝末年达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奉天城所有商家，故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自1796年至1923年百余年间，黄县人在奉天城各街以天、吉、兴、洪、裕五字为商号字头，共开设主、分商号16处。据《桦川县志》记载，黄县商人云集桦川县，“商人以山东黄县人为多，约占全数十分之七八”，当时该县所属佳木斯镇有“小黄县”之称。
山东商人在东北以经商为主，即油坊、烧锅、粮食、杂货等业。大豆是东北的特产，产量极高，由此而兴起的榨油业被称为油坊。在营口、大连、盛京、哈尔滨、黑河等城镇有许多山东商人经营油坊。1905年，营口公议会中五家山东商号元茂盛、同兴宏、兴顺魁、天合达、西义顺均经营油坊，获利甚多，成为营口商界名流。民国初年，哈尔滨市油坊公会会员13人，其中10人为山东人，皆以经营油坊为主。光绪年间，山东黄县丁氏家族曾在大连和安东分别经营振丰油坊和翠丰油坊。东北地区气候寒冷，饮酒御寒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烧酒的需要量相当大，因此，酿酒业十分兴盛。呼兰地区产粮丰富，而岁以酿酒消耗者殆难数计。闻酒坊日夜兼作，贩运各城，时有供不应求之虞。
山东帮不仅控制了大连、盛京、长春、哈尔滨等城的烧锅业，而且在乡村也有山东人经营烧锅。《安图县志》卷五载：山东海阳人单秉钧于清末从父携二弟到安图城西小沙河村，除报领荒地外，还在村中设立烧锅一处，在安图城内设商店一处，单氏集酿造与销售为一体，获利甚大，家业茂盛，人口繁衍。高密人殷克俊于光绪时携全家移至安图两江口镇，设立烧锅、油坊，家称富有，同族甚繁。山东人不仅酿酒，也设酒肆卖酒。在齐齐哈尔，小酒肆极多，大率山东回民执此为业，在此驻军的官兵闲暇时皆来此饮酒消遣，以致练兵饷项半耗于此矣。在长春有位操酒多年的山东商人李某，发明了用梨汁造成佳酿，色清味美，与西产葡萄酒无异，远近争贩，即附近日（本）人亦多欲尝者。鲁商经营油坊和烧锅多是前店后场的经营方式，也有专门贩运豆油和烧酒的。由于油坊和烧锅业是集加工制造与批发销售为一体的行业，因此经营此业所需固定及流动资本较多，非具中产以上资力者难营斯业，山东商人投贸于此业，也可看出鲁商资本之雄厚程度。
明清时期山东商人在东北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粮食和杂货。康熙前，东北产粮甚少，仅够旗人所需。之后，随着汉族移民蜂拥而至，荒芜肥沃的土地得到垦种，粮食特别是大豆、高粱、玉米随之大量增加。如奉天土宜稼穑，收获之多既倍于他省，粮价之贱亦半于内地，每遇丰收之年，竟有熟荒之虑。山东登、莱、青等地则恰恰相反，地少土薄。丰年且不敷所用，一遇凶歉，愈不能不仰食奉省。因此，从事粮食批发销售可获大利。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后，东北粮食开始源源地外运山东等地，康熙二十五年盛京粮米泛海贩于山东者多有之。雍正八年（1730年），山东因水灾歉收，共运40万石粮米至山东。乾隆十二至十四年（1747-1749年）间，又贩运40余万石粮米到登、莱、青三府。乾隆十八年（1753年），赴奉天贩粮的粮船衔尾而来，宁海（今牟平）、文登、荣城三邑赖以全活。嘉庆十七年（1812年），又有数十万石高粱从牛庄、锦州贩至登莱。道光十六年（1836年），共有100万石粮食贩到山东。清前中期，经营粮食贩运业务的除南方商人外，多为山东商人。《历代宝案》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有江苏船商陶寿、太仓船商邓福临、常熟船商沈惠、福建船商陈得昌等人都曾从辽东庄河、懦州等地贩运大豆、瓜子去山东发卖，乾隆五十年（1785年），山东黄县商人霍某曾雇佣江苏蒋顺商船半年之久，贩运辽东粮米到山东黄县利津等海口。清后期，营口是关外粮食外运的集散地，当时在营口有山东蓬莱帮的同兴德、龙口帮的万源栈、烟台帮的文裕栈、莱州帮的和兴栈和裕庆东、东岛帮的恒增利和元成兴等商号，专营粮食外销业务。许多在营口经营杂货的商人获利后在入冬之时，不把钱存入银行钱庄，而是购买价格低廉的大豆、高粱，存于各栈，以备明春运往他埠，不但款项得有把握，又有利益希望。1907-1911年数年间，因鲁省遭灾，民食益觉不敷，粮价甚高，山东商人均视此为获利之时机，纷纷雇船运粮，在营口购粮帆船联翩而至，各轮船来往不绝，悉是饱载，得利之厚不可量也。此外，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佳木斯等地也有鲁商开设的粮栈，从事粮食的购销买卖业务，他们多是在秋收时低价囤积粮食，来年春季粮价上涨之时再卖出，从中获利。在佳木斯，鲁商开设的粮栈每到春季下种时，趁农民缺乏资金之机，出钱购买“青苗”，又称“批粮”，到秋后收买粮食，“批粮”价比市场价低一半多，以此盘剥农民。山东商人贩运粮食既赈济了山东民生，又促使东北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杂货，包括绸缎布匹、茶、糖、烟等日用品。在盛京城，山东黄县商人控制了该城的百货行业。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前后，黄县单家村的单文利、单文兴兄弟二人在盛京城中街（今沈阳市四平街）创办了天合利丝作坊，专纺绣花丝线，他们除在自设的店铺零售外，又派人到辽中、铁岭等地推销丝线，为了营业发达，还到苏杭购进绸缎布匹，配合丝线销售，扩大了经营范围。当时，八旗王公贵族讲究穿着绸缎，妇女尤喜爱绣花制品，单氏的丝作坊，买卖十分兴隆。此后，又在盛京、法库、铁岭、辽阳、营口等地开设了20余处分号，营业项目增加了洋广杂货。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单氏后代单于干将天合利丝作坊改称天合利丝房，资本2万元。丝房成了百货行业的代称，因为丝房中并不售丝，专贩绸缎布匹、中外杂货。日俄战争时天合利被洗劫一空，战后，单氏财东重整门面，改名为老天合丝房。至清末民初，老天合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奉天城所有商家，人们称颂“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规模较大的还有咸丰元年（1851年）单念兹独资创办的天合东，投资银元1.6万元；光绪二十七（1901年）年由林慎德独资创办的吉顺（昌洪），资本9万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单兴顺独资开办的兴顾义，资本1万元。此外，大连60家、长春20家、哈尔滨百余家、齐齐哈尔30余家的杂货行也多为山东商人开办。在长春最大的两家鲁商商号为经营绸缎布匹的天合庆、兴顺公，分别由逢凤池、王魁东经营，其固定资本分别为官帖50万和100万元，其经营规模之大和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
这些以经营油坊、烧锅、粮食、杂货为主的山东商号大半系多年老号。其开业时，成本甚微，日积月累，其后公积金有逾原本数倍或数十倍者。大体言之，当铺烧锅成本均在二三万元，杂货行则10万元或四五万元不等，粮栈成本较巨，乃至二三十万元。鲁商中还有众多的小本营业的小商小贩，他们贩卖药材、煎饼、蔬菜、铁器、金沙、皮货等，因此人们有“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之说，说明山东商人经营范围之广。
说到山东商人在东北，不能不谈到著名爱国人士张廷阁。
张廷阁，山东省掖县人，著名工商业者，双合盛制粉厂创始人。他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石柱栏村，家境贫寒。张廷阁在兄弟中天资最好，唯有他被父亲送到私塾读书。后来因父亲病故，中途辍学务农。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廷阁到海参崴谋生，结识了同乡郝升堂，应邀入股郝经营的双合盛杂货铺，受到郝升堂的信任和器重，不久，张廷阁升为副经理，被赋予全权经营双合盛的权力。日俄战争前夕，张廷阁争取到为俄军供应生活物资的业务，赚取了巨额利润，双合盛一跃成为海参崴商界首户，张廷阁也被当地华商推举为海参崴华人商会会长。受欧美资产阶级重实业轻商业的影响，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张廷阁与郝升堂等人商议，从1912年起，陆续将双合盛资产抽调回国兴办实业，立足点选择在哈尔滨。1915年，他买下由俄国人开办的火磨，定名为“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开始了在国内办实业的生涯。双合盛制粉厂买进时是一个小厂，原生产的“红雄鸡”牌面粉，曾在欧洲面粉展览会上获奖，张廷阁将其商标和面粉袋图案一并买下。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在国内外畅销，张廷阁又不失时机地增添制粉设备，日产量增加了一倍，很快获得丰厚的利润。张廷阁又相继买下双城堡火磨和香坊的一家油坊，双合盛总账房也由海参崴迁入哈尔滨，张廷阁在哈尔滨定居下来，并升任经理（双合盛于1914年买下北京一处啤酒汽水厂，郝升堂迁居北京专门负责该厂事务）。1919年，双合盛全部结束在海参崴的商业活动，张廷阁完成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
双合盛资本迅速扩张，张廷阁开始新的投资。20年代期间，先后在哈尔滨兴建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机械制革厂；从德国购进全套制油设备，兴建大型精油厂；与他人合资，承办了奉天航运公司和兴记航运公司；还经营房地产业务，东北各地及北京都有双合盛的房产，双合盛已成为资金雄厚的资本集团。1925年，双合盛无限公司正式登记，张廷阁任公司总经理。1930年，双合盛公司账面资金达247万元现大洋，双合盛成为哈尔滨民族资本中的首富。张廷阁本人也成为工商界巨子，先后当选为市公议会议员、哈尔滨总商会会长等职。“江桥抗战”爆发后，张廷阁以无名氏的名义向马占山部队捐赠了大笔款项，支持抵抗日寇。1932年，哈尔滨沦陷，双合盛的生产受到巨大打击，为了保住产业，张廷阁分散资金，广置不动产，缩小经营规模，集中精力经营双合盛制粉厂与制革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