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佛教自西汉末年以来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长期以来，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对佛教尚未认同，因而佛教发展也非常缓慢。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以及各民族政权的频繁更替，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一时期来自西域的高僧，也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逐渐增多，佛教教义和理论逐渐完整，佛教寺庙和造像艺术空前发展，佛教信徒也迅速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魏晋南北朝都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高僧译经
在佛教发展史上，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经的翻译始终是佛教传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佛教在西汉末年初传之际，既限于佛经的稀少，也限于语言不便沟通，多数佛教语言都借用黄老道教词汇来解释。这既不利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也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因此，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逐渐引起了一些高僧所重视。东汉末年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渐多。来自西域的安息（今伊朗）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谶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安世高翻译的是小乘佛教，而支谶翻译的则是大乘“般若”学说。
南北朝时期，著名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一方面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一方面广收弟子门徒，培养佛教人才。因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佛教经典的翻译数量更多，也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佛教思想和教义也因为佛经的翻译而逐渐深入全面地输入了中国，这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僧道安生活在西晋时期，他曾师从后赵石勒所封的“大和尚”佛图澄，颇受佛图澄的赞赏。后赵战乱之后，他辗转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南下襄阳，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他还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的经典翻译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五失本”指的是在译经时碰到的5种改变原文经句的译法；“三不易”指译经时碰到3种不容易把握的情况。史称：“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道安在翻译经典、阐明经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道安还非常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培养佛教人才。他所培养的佛教弟子达数百人，两次分散到大江南北，成为各地佛教的骨干。道安还提出了出家人不用俗姓，一律用“释”为姓的观点，成为后世定制。
鸠摩罗什是天竺人，他生于龟兹。龟兹为西域重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因此龟兹佛教远比中原发达。鸠摩罗什先辗转西域各国，传播佛法，颇有影响，后被后秦政权迎到长安传播佛法。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译经，传播佛法。由于他精通佛经，因此他所翻译的经典，不仅文字语言精妙，而且教义理解精微，成为后世译经的典范之作。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也是道安在众多弟子当中最器重的一个。慧远在学有所成之后隐居庐山30多年，精心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慧远翻译佛经，擅长以儒学和玄学比附和解释佛教教义，因而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翻译佛经的同时，慧远还与各地高僧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论法讲道。慧远虽隐居庐山，但他既与南朝权贵有着广泛的交往，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敬重，也在普通民众中宣扬佛法，在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慧远的努力下，庐山成为了南方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佛教在南方社会各层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既要通过译经保持自己的思想特色、传播自己的教理，也需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以求得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因此致力于佛教传播的高僧们在译经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情况和佛教传播发展的需要，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动乱频繁，虽然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佛教持久稳定的发展。道安认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如果佛教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是难以传播的，因此他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道安在襄阳时期与当地及江东士大夫广泛交往，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使佛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后来被前秦苻坚迎到长安之后，积极迎合前秦政治需要，换取了前秦对其译经事业的支持，组织了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很多僧人，翻译了众多的佛教经籍。道安的这种思想也成为此后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以忠孝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伦理规范，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是不容侵犯的。因此佛教提倡的出家、忘俗、不婚等做法与伦理纲常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为此，道安的高足慧远提出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教徒不应当礼敬帝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佛教弟子“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慧远的理论协调了佛教与王权、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使统治者对佛教消除了“不忠不孝”的顾虑，也成为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之一。
到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除僧人之外，学者文人、王公贵族等，或聚众讲说，或编著论述，人们逐渐对如何才能成佛、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佛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对此，涅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竺道生提出了佛性说。他认为佛性是众生所秉的法性，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此后竺道生又辗转南北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佛性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佛性说阐释了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理论，对后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