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一直有饮酒的习惯，其中不乏嗜酒之徒。但像魏晋士族那样如此广泛地、疯狂地沉湎于酒海之中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酒在那个时期简直是无所不在，文人借酒吟诗作赋，豪杰借酒直抒胸臆，官僚借酒奢侈浮华。酒文化在魏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酒文化的内涵也大大拓展了。
饮酒之风之所以在魏晋时期盛行，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战争和倾轧的动乱时代，人们不敢直面悲惨的现实生活，便借酒后的沉醉获得短暂的解脱。
曹操面对汉末战乱中的生离死别，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凉诗句。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后人多引用以喻借酒浇愁。阮籍为了躲避司马氏的迫害，成天都在醉乡里，不发表任何见解，“凡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司马昭曾向阮籍提亲，阮籍大醉60天，使得司马昭一直没能找到提亲的机会。钟会多次以国家政事询问阮籍，想让阮籍发表见解，寻机治罪于他。阮籍每次“皆以酣醉获免”。东晋初期，王敦企图叛乱，阮裕被王敦任命为主簿，他不愿助纣为虐，只好“纵酒昏酣，不综其事。”
饮酒之风大盛的原因，还在于魏晋玄学的兴起。这种新哲学的诞生，赋予饮酒以新的意义。玄学家们认为，天地万物的母体“道”无法用感觉器官去感觉或证明它的存在，只能靠内心的直觉去把握。而人们在饮酒之后的那种朦朦胧胧、混混沌沌的感觉，与玄学家描述的本体混沌十分接近。于是，醉酒的幸福体验，已不再是纯粹的感观愉快，而是带有理知性的感官享受。所以，魏晋历史上，著名的玄学名士往往又是著名的大酒徒。从以下几位名士的酗酒轶事中可窥见一斑。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刘伶出游时，常常车中载酒，沿途痛饮，让僮仆扛着铁锹跟随其后。别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刘伶回答说：“我醉死在哪儿，就地挖个坑把我埋掉。”闻者莫不愕然。刘伶每饮必醉，醉后放纵旷达，不拘俗礼，常常有惊世骇俗的举动。有一天，刘伶狂饮后，在屋里脱光衣服，赤身露体，这时有客人来访，一见此状，吓得掉头就跑。妻子好奇地进了屋，看见屋中景象，也不免怔住了，忙上前将衣服给他披上，责备地说：“你这样赤身露体待客，未免太不合礼节，难道你不怕别人说你放肆吗？”
刘伶听罢大笑不已，说：“谁说我没穿衣服？谁说我赤身露体？我把天地当作大房子，把房屋当作贴身穿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衣服里来呢？”有一次，他患病时还想喝酒，就叫妻子为他准备。妻子生怕他这样会伤身，就把酒倒掉，并将酒器打烂，流着泪劝道：“你喝得太多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你说得对，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发誓，才能戒酒，你快去拿酒来吧！”妻子没有办法，只好把酒肉拿来供在神像前，叫刘伶发誓。刘伶就跪着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酲，酒瘾），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又继续吃喝起来，直喝到酩酊大醉，倒地方休。
阮籍家族中，不仅是阮籍一人喜酒，其家族成员几乎人人视酒如命。有一回，阮籍的侄子阮咸和同族人喝酒时，不用杯子倒酒喝，而用大盆盛酒，围坐盆旁大饮。这时一群猪跑来，挤上去与人共饮。阮籍的儿子阮休经常拿拐杖步行，把一百个铜钱挂在杖头，到酒店独自畅饮，不肯参加阔人的酒会。
东晋张翰放达不羁，被人们称为“江东步兵”，即第二个阮籍（司马氏揽权期间，阮籍曾任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他听说步兵营的厨人善于酿造美酒，并贮又三百斛好酒，就请求去当步兵校尉，以便每日能痛快地喝酒，因他有这段经历，后人称他为“阮步兵”）。
山简在任荆州刺史期间，常到一个叫“山阳池”的湖边野餐狂饮，没有一次不是大醉而归的。当地人为此编了一首歌谣，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山简的醉态：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白接篱是一种流行于士族中的白帽子，山简在傍晚大醉而归时，一般都醉倒在车中，有时也能骑马而归，但却倒戴着白帽子，嘴里说着愚不可及的醉话。
当然，魏晋名士们在沉溺醉于酒的幸福体验的同时，也借酒吟诗作赋，直抒胸臆。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酒醉而写出传世之作，这样的例子在魏晋文学史中俯拾皆是。“书圣”王羲之醉酒书写《兰亭集序》，即为其中著名一例。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太守的王羲之，邀请当时名士谢安、陈绰等41人会集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兰亭，举办“流觞曲水”。
所谓“流觞曲水”，就是选择一处风雅静僻所在，文人墨客按顺序坐于潺潺流波之曲水边，一人把盛酒的觞飘在水面上，当觞随流水到谁的身边，谁就捞起此觞饮酒，再乘微醉作出诗来。参加曲水流觞的人都咏有抒发怀抱的诗篇，汇集成编，推举王羲之为这诗集作序。王羲之乘着酒兴，思逸神超，殆有神助，酒酣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文书俱绝、被后人尊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而等到王羲之酒醒后，又试着更书数十本，却怎么也不及酒酣而作的《兰亭集序》了。
东晋的陶渊明以诗酒而闻名于世。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把饮酒的心境通过诗表达出来。陶渊明在酒文化中的最大贡献就是把酒与诗紧密连在一起。梁朝萧统就称：“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唐代白居易亦说陶渊明“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可见陶渊明的嗜酒程度。陶渊明41岁当上彭泽县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吩咐县吏将公田全部种上糯稻，因为糯米是酿酒的最佳原料。其妻从生活考虑，坚决要求种粳稻，陶渊明不得已，才同意50亩种粳稻，其它250亩还是种糯稻，足见这位县太爷把喝酒看得比吃饭更重要。由于他不愿受官场的束缚，也不肯向上层社会屈膝，万分感慨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他解印弃官，返归故里，从此过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躬耕隐居生活。归隐后，陶渊明以酒为乐，把酒与乐、诗、菊、松、山水相连，写出了大量以酒为题材的诗，如《饮酒二十首》、《述酒》、《止酒》等。在《饮酒诗》中，他把自己酒后微醉状态时的心理感受—进入了超越世间一切荣辱毁誉的“自然”胜地—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魏晋时期，还有一种比较文雅的饮酒习俗—重阳酒会。重阳节登高、佩茱萸、饮酒的习俗，由来已久，自魏晋历唐宋直到明清，始终不衰。农历九月九日时值初秋，天高气爽，心旷神怡，登高饮酒，别有情趣，因而难免会兴奋得忘乎所以。“龙山落帽”是咏重阳登高宴饮游兴酣畅的著名典故。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是东晋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桓温在龙山登高，大宴宾客，孟嘉在座上豪饮甚乐，忽然一阵风吹过，将孟嘉的帽子吹落，而孟嘉并不察觉，只顾尽情饮酒。桓温让在座的文人孙盛作辞讥讽他，孟嘉看了孙盛的文章，乘着酒兴，挥毫作文解嘲，一气呵成，诙谐成趣，一座倾服，叹为观止。
于是“龙山落帽”就成了重阳节登高饮酒的一段佳话。后世不少文人都曾提到这个典故，如“邀欢任落风前帽，促饮争吹酒上花”（宋祁诗）；“宾随落叶散，帽逐秋风吹”（李白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杜甫诗）；“不见携觞王太守，空思落帽孟参军”（权德舆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