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家郑樵有《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之氏。陪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贱也。”
这段话明白地告诉后人姓氏形成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明贵贱”和“别婚姻”，上古三代“贵者有氏”，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拥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有姓氏的贵族，掌有朝政大权，当时被称为“百姓”，所以那时“百姓”一词，是对有爵禄官职的人的泛称，指百官，与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即使“百姓”之族，到了周朝也开始有贵贱之分。百姓中最尊贵的一姓为王族姬姓。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政治权力最大，姜、姒、子等姓次之，以后便是掌管手工业技术、管理工程的低级“百姓。”
周朝后期，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波动，姓氏得以从少数人手上分离出来，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物。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迪拒绝。
二、以姓名论贵贱的门阀制度
在封建社会以姓名论贵贱者首推门阀制度，那些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称为门阀。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形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族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人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华品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什，得受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做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泛指汉晋两朝代郡和唐朝以后代州以北地区，即今山西繁峙、五台、原平、代县与河北省怀安、蔚县以北地区）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座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中“金张”指西汉时的权贵金日碑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
姓氏高低之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启蒙读物《百家姓》了。此书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儒之手。赵乃当朝国姓，理所当然地坐了首位；第二位是强弩射潮的吴越王钱镠之尊姓，钱乃吴越国建立者，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于是当了亚军；第三至第八名的，孙李周吴郑王六姓，俱是历妃之姓，帝妃一家，同为皇室，最高贵的前八名，不许他人染指，此书即是按当时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
三、避讳是姓名的特征
姓氏贵贱在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最为明显的表现方式，那就是避讳。如李唐王朝禁止食鲤，朱明王朝禁止食猪，别的姓哪有如此威风？高贵的姓如此显赫，卑贱的姓却是皇上赐给恶人、政敌的虺、蛸、蝮等姓，如同脸上刺了金印一样，其命运之惨则自不待言了。
人名之贵贱意识远不如姓氏流行广泛，只在一些特权阶层或特殊时期斑见于人。当然，从广义上来讲，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中，每个人生于贵贱不同的阶层，教养不同，身份有异，文化程度不同，所命的名常常从其本身即能显其贵贱。如穷苦人家，文化程度有限，替子女命名，就随意地叫“猪儿、狗儿”；念书人肠中灌过墨水，多带希贤、居正、子房、曲径的一套；至于奴婢们的名字则多是“来福、来喜、万儿、秋香”之类；王侯将相的命名当然更有讲究，因为名字一旦定下来，天下人都要尊而避讳的。正因为名字本身是贵贱雅俗的标志，所以常有些家业中兴者改名以适应新的身份，如贩私盐出身的张九四、九五、九六，一旦造反称王，也改名为张士诚、士德、士信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活在哪一阶层，大体都有与之相配的名字。因此广义之姓名贵贱，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
避讳是姓名贵贱的强证。在旧社会，命名颇多限制，鲁大夫讲过五法六避，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的名字明显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一旦某字词被他们取以为名，便成了他们的专利，与他同名就得改，倘有抵触，必遭罪责。在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名字当然是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了。他们的名字往往经过史官绞尽脑汁反复考究而来，用尽人间最贵、最美的字词。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辈起名从雍正皇帝胤稹开始，分别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阅、增、祺。这种字辈名，“只有近支宗族，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辈。”
四、谥号和赐名
地位仅次于皇族名的是谥号和赐名。“命谥之义，取于尊隆。”谥号是便于人们称呼故者用的，立谥与否又标明了死者的地位。已故皇上的谥号最尊，官僚臣属的谥号远不可与之相比，但比起没能获谥号者则要显贵得多，一般平民百姓绝不可能有此殊荣。至于赐名，则有褒有贬，褒者受宠无比，贬者则贱若三滥。像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唐玄宗赐为杨国忠，沙陀族的宋邪赤心因有功于唐而被赐名为李国昌，均是嘉奖式赐名。清雍正皇帝继位后，诏令与他争夺帝位的两个弟弟胤禩、胤瑭分别改名为“阿是那”（满语：狗）和塞思黑（满语：猪），则是惩贬式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