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金华浦江人，元末明初文学家，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宁海的“正学先生”方孝孺就曾两度师事于宋濂。在宋濂处侍学的三年里，更是得到了宋濂的高度赞赏，称其是“喧啾百鸟中，遇此孤凤凰”。
洪武八年（1375），方孝孺十九岁时候，其父方克勤被曹县令诬告下狱，孝孺上书相府，愿以身为军，以赎父罪，未成，父被谪役广东江浦。其父在狱中时，考虑到儿子的教育与成长，写信给孝孺叫他到宋濂处去接受教育。当时宋濂是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孝孺收到父亲的信后，非常高兴，就写了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38章。
洪武九年（1376），方孝孺从父之命，以文为贽首拜宋濂为师。宋濂看了他的文章后，认为数年来阅天下之士的文章亦多，而未见有这样好的文章，当即表示愿为孝孺授业。两人一番交谈，俱有相见恨晚之感。拜师后，方孝孺在宋濂的指导下，文学水平更是进境神速，足可谓是“日有所进，而月有所获”。
方孝孺在《与舒君》书中谈及自己受学于宋濂的经过，“仆自十五六，从先君学经，读古人文字，颇思究其端绪。然窃病今人与古不类，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尝敢观。时有所得，私述而阴藏之，耻以示人”。此前，方孝孺主要受教于家庭。初见宋濂时，方孝孺将自己“耻以示人”的文章拿给宋濂看，宋濂一见辄曰：“子吾徒人也。”两人从此确立了师生关系。
在宋濂家中，方孝孺“由是日获闻所未闻”，对“道”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这篇文章中，方孝孺评论宋濂的道德文章说：
“今之世不幸斯事废缺，赖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为公一儒者，于世何所预，而不知公之有功于斯世者，至大也。譬犹星辰之于天，须眉之于人，初无所预。然而，有之则天象修而人形妍，无则昼夜乖舛而容仪陋劣矣。盖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气足以畅之。当其发难折辩，纡余反复，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质而不浅，击刺交前，弧弩皆发，观者骇眩失色。徐而察之，则固从容闲暇如无事时，而不失揖让进退之礼。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诱民导俗之功者也。”
很多人认为宋濂不过是一儒者，于世无用，方孝孺却认为宋濂致力于阐发道德文章，更有功于世，能诱民导俗。对于能受教并“获见知”于宋濂，方孝孺感叹自己“又何幸哉！”
方孝孺拜师宋濂，明人张朝瑞在《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中亦有说明：“时翰林学士宋濂以道义文章望重海内，克勤于狱中命孝孺往问学焉。濂一见，大加赏异曰：‘吾阅天下之士多矣，而未有如子者也，顾肯从我游乎？’即假馆授业。”
关于他们师生，在当地还有一则美谈。一次太祖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日晨交卷。宋濂回家也将此事告知了孝孺。随后，宋濂却因宴中饮酒过多，醉卧于榻上，直至天明才悠然醒转。夜半，方孝孺见恩师仍未醒来，唯恐误事，就代师试写了一篇。第二天吃了早饭后，宋濂准备去上朝，遂想起作《灵芝甘露论》之事，大惊失色。孝孺见状，遂问他有何事情，宋濂说：“大事不好，皇上交给我作的《灵芝甘露论》一篇没有写好。”孝孺笑着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带着就走了；来到朝上，将此篇呈上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章与以前的文风不同，便问道：“这是学士之手笔吗？”宋濂没办法，只得如实向太祖奏明，说：“这是我门生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高兴地说：“此生良胜汝。”
洪武十年（1377）六月，“克勤寻殁，孝孺扶丧归。是时濂亦乞身还金华，孝孺往来山中四年，尽得其所学，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及也。”
据宁海葛云高先生记述：
当时的方孝孺返家住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时刻不忘恩师宋濂的授业、解惑。遂又听到宋濂在浦江青萝山讲学的消息，他就与祖母叶氏（宋右丞相叶梦鼎之曾孙女）商量，要再次拜宋濂为师求学。祖母想，外出求学是好事，但费用要不少，近来家境困难，怎么办？她转到内房，面有难色。
孝孺的庶母董氏见状后，询问何故，她就把孝孺想再求学的想法讲述了一遍，并说道：“孙儿学业有进，理应求学名师，延续深造，怎奈家境越来越拮据，如何是好？”董氏也很疼孝孺，但考虑家庭的处境，一时也沉默了。过了片刻，董氏突然起身一手拿过桌上的一面镜子，对叶氏说：“婆婆，当掉它吧！”叶氏接过镜子感慨地说：“不能呀！这是你陪嫁的珍品鸳鸯宝镜！不能再去典当了！”董氏含着泪说：“婆婆呀，不要犹豫了，孩子的前程要紧啊！”隔房的孝孺听了祖母与庶母两人的对话，心情激动，两眼也湿润了。
就这样，孝孺又赴浦江继续师从宋濂。在宋濂的教导下，他勤学好问，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宋濂门下的一些名士，都感到望尘莫及，就是胡翰、苏伯衡等先辈都自叹不如。方孝孺也说道：“就太史公学于浦江，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宋濂高兴地称孝孺是：“才器之奇，加以少年，吾且畏也。”就这样在浦江读了四个春秋，学问“日有异而月不同”。
洪武十三年（1380）秋，孝孺从浦江回家，宋濂留恋不舍，作诗以记：“一朝别我去，何以释离忧”，“但愿逆风起，吹舟不得往”，“风本无情物，岂能知我心”；并希望“明年二三月，萝山花正开。登高日盼望，迟子能重来”，说明师生感情何等的深厚。
然而，师徒俩这一离别竟成永诀。
后人评价，宋濂与方孝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求“道”上，宋濂是“任道为宗”，方孝孺是“惟道之趋”。在政治上，宋濂深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宠待，方孝孺则深受建文帝的重用。在政事上，宋濂是以“讲道为务”，方孝孺是“以道辅政”。在最终命运上，宋濂因为儿子宋璲和孙子宋慎卷入胡惟庸案而受到牵连，死于流徙途中，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明成祖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师生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二人之事迹，令读史者唏嘘感叹，感其不屈求道之理想，叹其命运之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