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范大冲以后，天一阁藏书就不再作为财产再分配，而归其子孙共同所有。因此就产生了与家族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如规定：子孙齐集方得开锁；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私领亲友登楼参观和擅开书橱；不得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倘若有人把书籍拿出去典押，必定严加惩办等等。其目的是做到“书不出阁”，防止藏书为个人所占有。这样严格的规定，竟成了数百年来藏书不被瓜分豆剖的重要保证。但是，把书籍幽囚闭禁起来，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这种管理旧制是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此，我们自然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记天一阁》一文说：“史学前辈谢国桢老先生在天一阁的走廊里，捧着罕见古籍，一坐数小时，边考边录，八旬之人，面无倦容。在散步时，他老人家跟我说：‘解放前，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来天一阁考察，吸取了郑振铎先生碰壁的教训，宴请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零二户方得登阁。今日我平生第三次登天一阁，看到古代书籍保存得如此好，工作人员招待得如此周到热情，国家有幸，本人有幸。’”这件趣事，所记就与事实有出入。此文发表后一个月，笔者赴京开会，当时赵万里先生正养疴在家，他让北京图书馆同志转告：“《记天一阁》一文说我‘宴请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零二户方得登阁’，这是没有的事。”
其实，赵万里先生早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中已说得很清楚，当时“相约七月二十五日起以一星期为限，开阁观书，在此期间，所有监视我们的范氏族人膳食费都由我负责筹款担任，但须向鄞县县政府补递一封公函，以便据以备案”。协助编目的朱赞卿先生也说：“一九三三年秋，赵万里重整天一阁见存书目，余为之邀集写官五人，并几编写，挥汗如雨，历七日之久。”（17）并无宴请的记载。可知当时赵万里先生付出的只是书楼管理人员的七天伙食费。
考范氏世系，亦无“合族十二房”的记载。二世大冲之后，三世有男丁汝楠、汝桦二人，四世光文、光燮、光交三人，五世正辂、廷辅等九人，六世从益、从夔等十八人，七世永泰、永恒等二十七人，八世懋柱、懋敏等四十四人，九世与龄、遐龄等四十九人，十世邦甸、邦绥等六十二人，十一世多福、彭寿等七十八人，十二世玉森、盈泩等六十五人，十二世后不及细载。从一九三四年范氏子孙参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的人数来看，当时住在本地的仅十余户而已，余均迁居在外。
光绪年间，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曾说：“光绪三十四年，内兄夏闰枝守宁波，余欲登阁观书，闰枝于八月间与范氏订约，至次年始得复。司马后人一百有二家须均允乃得登，旧例也。”不知“一百零二户”之说是否源出于此？
说来也巧，一九八一年谢国桢先生再次访阁，他看了《记天一阁》原文，摇摇头说：“我没有讲过这些话。”当天，谢先生挥笔题了“天一阁”三个大字，边款云：“桢因故友郑西谛、马隅卿、赵斐云诸先生之启发，得以数登天一阁。后又识冯孟颛、朱赞卿先生，得以校辑谢山《鲒埼亭集》。今又承嗣斌诸同志热情接待，情不自已，书此匾额，效墨卿遗法，愧不成字，殊为赧赧，不足以补壁也。一九八一年四月三十日，八十老人谢国桢，时游四明。”（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