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挥着汗，呼吸着对面电力厂的煤屑，坐在办公桌前拆着大堆大堆的读者来信。当一个读者在信里问我什么是他的“出路”时，我以悲愤的心情这样回答了他：
“什么是他的出路呢？”我自问着。这惊动了我左侧正译着报告江河水位电报的同事。“已经淹没二十几个县了！”他回答我。我愕然。这又惊动了对面一位写着本市凶杀案的同事。“穷得没办法嘛，怎么不杀人！”他摇着头，写着满是血迹的新闻。一只粗大多毛的手（指墨索里尼）在欧洲伸出来了，扬言要统治另一个弱小的但是倔强的民族。我丢下了这支笔。我不能写了。什么又是一切人类的出路呢？朋友，我问你。
一天，社长把我叫到他那小房间里去，那儿已经坐着一位长脸庞、身材瘦削的中年人，谈吐十分爽快。经介绍，知道是画家赵望云。社长微笑着对我说：“这回可真派你去内地了，同望云去鲁西灾区。他画，你写。借你们两位的文字和艺术功夫来推动赈灾工作。看怎么样？”
几天后，我们就一起在兖州换车来到被大水包围着的济宁城了。在报上看到过“水政分歧”四个字还不大懂，下车之后才明白：原来由于国家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省都力保自身。鲁西为了摆脱灾情，就夤夜决堤毁坝，想把水往苏北放；面对险势，苏北自然也不答应。于是械斗了。“水政分歧”原来如此血淋淋！我在《人生采访》中，曾写过一点感想：
城是为大水围起。人们是成千上万地冻死饿死。我住的客栈里却有官老爷大叫条子；随着又是猜拳又是清唱。我第一次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横着怎样深的一条鸿沟……那时，政府忙于剿共，水是自由地泛滥着。各省，甚至各县，都只为了保护自身而筑堤。所以山东抱怨江苏故意把水堵在鲁境，江苏则责备山东夜间武装破堤。我恍然发觉中国吃尽了中央集权的亏，却分享不到一分“通盘筹划”的好处。横跨全国的一条大河，怎能由地方来局部处理呢？
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幼稚无知。
五十年代当一系列治河的巨大工程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时，我才明白：只有政权在人民手里，才会那么认真地为自己除害。我把《流民图》中这几篇收在这里，主要是希望新的一代不要忘记在人民未当家做主之前，国家是个什么样子。
为了鼓舞望云和我的士气，天津报馆不断给我们写信，说我们的东西登出后，捐款怎样显著地在踊跃起来，有时还附来一两封读者来函，以资证明。画笔稿纸竟能创造出赈款，我们自是大感开心。
这次采访，一路上同望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是河北南部束鹿县辛集人，出身寒苦，是当地一位王西渠先生资助他学的画。他厌恶城市，平索总待在农村，所以他画的多是农村景物。只有在开展览会或像这回应邀写生采访时，他才出来一趟。这个集子里的《破车上》就以他的家乡辛集为背景。对这次采访，我们共同有个体会：文字也好，绘画也好，都是可以拿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并且相约以后要以民生疾苦为笔下的题材。
可惜苏北之行他未能参加，是我一个人去的。陪我看水情的那位邳县县长一定要我同他一道骑马视察。不像同事范长江，他曾骑着马驰骋大西北；我连驴子也骑不好。然而那位县长出于好心，非要我骑上去不可——还一边拍着马背，说它可乖了。我们走的是条很窄的路，一边是运河，另一边是淹没的田地。我只顾四下瞭望，观察水势。忽然，只觉得马身扭动了一下，我就扑通跌了下去。我一向不会泅水，幸亏县长及时地跳了下来，把我从污泥里拖出。
一九五六年随作家代表团访问内蒙时，不会骑马又造成很大的不便。锡林格勒盟的盟长为了让我深入一下牧民生活，特意用他专用的吉普把我送下蒙古包。
采访完鲁西水灾，望云约我陪他去泰山看看冯玉祥将军。
由于气候关系，我们并没看到有名的日出景色，然而却看到一位半在野军人的生活。
在未见到人民解放军之前，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军队。他班师回京赶走宣统那年，我好像还是个小学生。当时心坎上就觉得他“干得脆”——既然“民国”了，凭什么还在城中之城留一个皇帝！他的士兵胸袋上都缝着一块长方形的布条，上头写的仿佛是“不害民，真保民”，他把北京的鼓楼改成了“国耻楼”，里面陈列着五卅惨案时英帝国主义枪杀上海工人的照片以及示威学生的血书。他把地坛改成公园，并且在地上用山川湖泊种种模型制成一个世界平面图：有棕色的高山，蓝色的海洋，还有驶在轨道上的小火车。从比例上看到中国之大，日本之小；从那些“英属”“荷属”的小木牌看到多少民族仍在受着奴役。我后来在旅行途中，时常回忆起那个模型，因为我是从它上面第一次见到阿尔卑斯山、落基山和莱茵河、密西西比河的；它最早给了我一点地理知识，也最生动有力地唤起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殖民者的憎恶。
在泰安一下火车，将军已经派人来接我们了。从山脚参门登山，走了好半晌才来到将军在半山的住所。现在只依稀记得山坡上有几座相距不太远的洋房，一处挂的牌子仿佛是“冯玉祥国学研究所”，里头堆着不少线装书；另一处叫作“冯玉祥科学实验所”，桌上放了许多瓶瓶罐罐。是不是还有旁的所，现在记不起来了。当时的一个感触是：一座名山给他一人占了，什么都打上了“冯”字标记；另一个感触是：当许多旧军阀把钱花在酒色上时，这位武人却在钻研着文化，毕竟还是难能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当******对侵略者深作大揖，坚持枪口对内时，这位身材魁梧、穿了粗蓝布短袄、一身农民打扮的将军，却毫不避讳地同我们大谈应该组织民众，积极准备抗战。
临别时，他赠我以他来命名的那个研究所出的一部《古今诗集》（书名已记不准确了），里头选了从汉魏唐宋以至民国的诗人的诗，冯玉祥的名字也列在那些历代诗人中间。在翻阅时，书里忽然掉出一个东西。捡起一瞧，是一张将军给士兵剃头的照片。
在下山途中，我就对望云说：一定得找机会专诚来拜访这位将军一趟。
为什么说冯玉祥当时是“半”在野呢？当时他名义上是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头衔大致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兵权，那只是为了把他安抚住。于是，将军就在这座名山上建造起他的“学术”世界。可是******仍旧放心不下。一九三六年初吧，就还是把冯将军接到了南京。不消说，拨给他一所华丽的官邸，可是也更便于监视了。
那年三月初，在得到报馆同意之后，我就到南京冯公馆去访问了。那天他大概已接见了不少宾客，声音有些沙哑，但是他的眼睛仍那么炯炯有光，讲话时神情始终是亢奋的。
那是“一二·九”事件刚过去不久，许多同学仍然关在宋哲元的牢房里。因此，我首先问他对华北学生救亡运动的看法。我说，南京这里有人指控学生是有背景的。他气愤地说：“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我们国民自发的救亡运动，正是民气蓬勃的表现。”关于在游行示威中被拘捕扣押的学生，他说：“这一年来，不晓得有多少纯洁的青年学生由于政见不同遭到囚禁。这些青年对国家富有热情，对解放抱有信念。政府（指******）不应该让他们长期困在监牢里。”
当时由于新文字运动是进步人士倡导的，南京那批党棍也一直恨得要命，唯恐实行起来民众更加觉悟，他们的摊子更不好维持。在泰山时，我曾看到冯的书桌上放着一本讲拉丁化文字的书，估计他对这一运动可能也是同情的，就请他发表点看法。他说：“欧化文字构造复杂精密，适于学术思想、著述。文艺还是应当尽量接近大众。汉字拉丁化用法简易，便于学习，对大众是最实用的文字。”
那次访问中，将军主要谈的却是他对组织民众，准备抵抗侵略的看法。他谈得慷慨激昂，一点没有由于身在南京而有所避讳。有时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下叉腰，一下摇晃着拳头。这部分谈话占我那篇访问记的大半。
文章在南京旅次写成后即寄津馆。我的通讯稿一般是寄到就登的，但这一篇却压了好几天，而且是删成一小块掖在第四版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更令人沮丧气愤的是，关于抗战那一部分被砍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这是我在新闻工作中第一次遭到的打击。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从伦敦寄回的有些通讯通篇未能登出来，如关于国际上对戴笠特务统治的抗议。在那样的年代里，一篇通讯也不知道得过几道关口才能和读者见面！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调到上海去筹备沪版《大公报》时，一天偶然遇到了斯诺——那时他已从老师变为我的同行了。当他问起我进《大公报》一年来的情况时，我就把访冯这件事说了。他仗义地说，我来替你弥补一下。那时他正担任伦敦一家报纸的驻华记者，我写了封信介绍他去见冯将军。
冯什么时候和怎样接见他的，我完全不了解，只是一天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纸见到这样一条消息：日本外务省向南京抗议，说冯玉祥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竟然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不友好”的谈话，煽动反日，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赔礼道歉。
距“七七”全面抗战只有两个月，我怎么会写起《雁荡行》那样的山水通讯来呢？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三家竞争得十分尖锐。不过《申》、《新》两家牌子老，根底厚。来沪开业刚刚一年的《大公报》就不同了。它得想尽办法“闯牌子”。花样不断翻新：体育版组织了“大公球队”，戏剧版的唐纳搞起《中国万岁》的演出，文艺版举办了一次奖金。形式尽管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让报纸的名字响彻黄浦滩。
那阵子，春秋两季商办旅行团在上海极为盛行。报纸上满是去莫于山、南普陀等名胜的广告，办法都是交一笔整数，全程食住行都一包在内。
胡社长可能从这类广告偶然得到了启发。四月下旬的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先说了一下“你接连采访灾区够辛苦的”，接着笑眯眯地说，“该让你换换口味了”，问我去写点山水通讯怎么样。我当时是，只要能跑出编辑部，哪里都愿意去。
于是，他摊开报纸，就在舟山呀普陀呀那些旅行团中间，随便指了一下雁荡。他揉着下巴，嘱咐我一定要保密，并且说，会关照经理部给我报个假名字。“路上可别暴露出记者身份！”我就这么神秘地同一簇只讲宁波话的陌生人同游了十几天。去时坐一条小火轮到温州，归途搭汽车沿浙东公路经天台回到杭州。
我自幼喜读游记，曾随徐霞客和林纾神游过不少名胜。二十年代中叶，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就曾把我带到太平洋彼岸，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领我去过那所大学城。看小说我也特别爱看有室外描写的作品，像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哈代的《还乡》以及康拉德小说中的海上生活。三十年代我曾把陆蠡译的《格莱齐拉》一连读上几遍。我还喜欢看历代文人笔下描绘的同一个地方，比方说杭州西湖。不用说马可·波罗时代的北京，就是关于解放初期的北京的记载或照片也会引人入胜的，因为那时十字路口的那些牌楼还没拆掉——不是留恋它们，而是为了同今天的宽畅宏伟相对照。写“一二·九”运动的人倘若对西直门城廓当时的样子不甚了了，就描绘不出那紧张激昂的场面。
游记在我国文学的宝库里历来占有重要位置。不去说什么《山海经》，只消打开《古文观止》，从六朝到唐宋，通过记、序、赋、铭各种形式写的游记真是美不胜收。在各种文体中，山水描写也是最接近诗歌境界的。
我是在华北平原生长的，虽然也见过一些山，然而像雁荡那么千岩竞秀的峰群我却第一次见到，而且那么多瀑布，每一处的神姿都不尽同。那次旅行暴露出自己文字根底之差；描绘往往跟不上感受的深度。
在写这种山水通讯时，我内心一直有个矛盾：不安于——或者说不甘心单纯去写自然景物。怎么把人——不是穿了古装、像木偶那样盘腿坐在松下的人，而是把当代的人写进景物中去，对我一直是个没能解决好的课题。在雁荡一组里，我不过是在煞尾处用一个新娘子点缀了一下。在巴伐利亚，我刚好碰上那个被美国兵遗弃了的女裁缝。一九五六年写的《草原即景》里，那位年轻女司机帮了我的忙。我用她的侧影使画画略有暖意，也算打上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印记。
此书出版时，我已满七十周岁。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中，努力学习把景色和人物糅合得更紧密一些。
和大家一样，三十年代上半期，我也是以热切的心情企盼着大时代的到来的。它终于在卢沟桥的炮声中开始了。“八一三”后，“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先后挨了炸弹，黄浦江上展开了炮战。就民族而言，全面抗战有如一个抱肘缩颈、受尽凌辱的人，终于挺起身子拼命了。兴奋啊，痛快啊！再不需要在稿子上打什么××了。再不需要悄声谈论抗战了。对个人生活，那可是一个空前的大变动，其幅度是事先怎么也逆料不到的。报纸一下子从十四版缩成四版。尽管我随外勤记者一道去了卢沟桥和淞沪前线，老板却一眼看出我不是军事记者的材料。于是，就发给我半个月薪金，让我去自谋生路了。
第一次尝到失业的滋味，慌得很呢。那时我正同杨朔住在环龙路一幢杏黄色的小楼里，他是我的二房东。底层是他同孙陵办的北雁出版社，三楼是他们的卧室，我住二楼。从报馆回来后，我以莫知所措的心情问他有什么打算，他似乎也还茫然。于是，打点打点，我就同“小树叶”（我对之永远负疚的一位同志）一道离开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