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是新作者露面的主要渠道。我自己就是这样：在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受到注目，随后《水星》、《文学季刊》、《文丛》等编者相继约我写稿，商务印书馆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约我出书。这种“三级跳”的过程许多人都经历过，其中最带关键性的是副刊。因此，副刊如不以登新人作品为主，它就失却了存在的意义。
另外一条经验是为了使版面活泼，需要展开些论争，然而切不可为凑热闹而轻易开笔仗，因为开头容易，收摊难。
一九三六年我编上海《大公报·文艺》时，正碰上左联为两个口号而大开笔仗。一边是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另一边是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另外，左联正在向同属于抗日阵线的“第三种人”进行攻击。我不搞理论，也闹不清抗日文化界内部这些论争分歧何在。《大公报·文艺》始终没介入这类论战。
我在“文艺”版上刊登过一些讨论，有的是针对某个作品——如十几位老作家笔谈刚问世的《日出》（曹禺），或本刊上发表过的《宝马》（孙毓棠）。我还就书评问题分头请作家、读者、书评家及出版家参加讨论，每次都占整版篇幅。今天，那些关于口号的讨论已无意义，而一九八八年一位葛昆元先生还在《怎样写书评》（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全文引用了那些笔谈。
不少人至今仍提起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奖金”。
一九三六年九月是吴鼎昌接办《大公报》十周年。胡霖社长原想举办一次全国性征文，我认为数量太大，也不好决定。就建议仿照美国普利策文学奖金的办法，从已出版的成品中挑选。老板同意了。
第一步是组织个以平沪两地为主的评委会。北平请的是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等，上海是巴金和靳以，另外还有武汉的凌叔华。
小说最初选的是以东北抗日游击战为题材的《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可能由于“文艺”不够左，拒绝接受。最后就选了芦焚的《谷》。戏剧奖给了曹禺的《日出》，何其芳因《画梦录》获得了散文奖。奖金额少得可怜：一千元由三位平分，然而在中国那毕竟是第一遭。
评委会在平沪两地，没碰过头。整个过程是由我折冲的。最后，又根据评委会意见，为三文各写了一段评语。
此外，还介绍了三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书评家的评论。关于《日出》，也介绍了上演情况及外文译本。
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自己很幸运：一出校门就捞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那四年间，也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刊物是在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编的。在天津是法租界，一回登了一篇描写安南殖民地黑暗面的文章，惹得法国巡捕房到编辑部咆哮了一通。上海是在公共租界，为了一个以抗日为题材的独幕剧，受到法院三次传讯（事先，我还仔细地把全文的东洋人的“东”字，全改成×字）。在香港，皇家检察官在清样上一打红杠子，就得开天窗。
然而我热爱编副刊的工作，并且干得十分起劲。刚去天津《大公报》时，编辑部位于法国电力厂对面，楼下便是轰隆作响的印刷厂。那又正逢上三伏天，我身上的汗水混着大量煤屑。
平日“文艺”只有半版，五千五百字，不能多，也不能少。初干这一行，我还不会用短诗或木刻宋填补。我的办法好笨啊！工人排版时，我等在旁边。张头儿对我打个手势：还差七百字。于是，我就挽起袖子，站在排字台旁来凑。我与沈从文先生合出的《废邮存底》（文化生活出版社），后一部分那些“答辞”，就大都是这么凑成的。
我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应当有一章专门谈谈“五四”以来的报纸文艺副刊。不但副刊作为文艺摇篮的功绩应得到承认，同时也必然涉及不少作家的成长过程。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载1988年9月2日《科技日报》，收入《八十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