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蔼理斯家在北威尔士是望族。祖先当过国王。苏珊的母亲阿玛贝尔是位作家。他们住在北威尔士西北角的群山里。住宅建在一座宏伟花园的一角，新旧两幢相接。旧楼古老得简直说不出年代，新的也是十四五世纪建成的。家具、壁炉，到处都积着历史的尘埃。
我同苏珊是在伦敦笔会上认识的。她从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后，就在达廷吞教绘画。她最爱画海洋生物。1940年我在笔会的午餐会上演讲的那天。阿玛贝尔因病没能出席，苏珊代表母亲出席的，和我邻座。从那以后，我们就常一道听音乐，看展览。我参加了她和经济学家尤恩·古波·威利斯的婚礼。她听说我这个当记者的竟然不会跳舞，就发誓非把我教会不可。我们去了几趟皇家咖啡馆，有一次在舞池里我差点儿把她绊倒。她终于死了心，说天下难找我这么没有一点节奏感的人！
知道我在闹病，而且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病，她的家就对我敞开了大门。我先在她家住了些时候，后来又搬到一个牧羊人的家里。小小的茅屋座落在山脚下，一对淳朴敦厚的老夫妇只会讲几句简单的英语。家里养着一条黑白花的牧羊犬，叫笛琪。它身材细长，有着一对和善的眼睛，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坐在壁炉前听音乐，它总趴在我脚边，不时地还歪着头，带着温情朝我望。每天下午它都陪我在铺满蓝色石南花的山谷里散步，笛琪在前边打头阵。它走一段就停下来，回头望望我，像是在听候吩咐。每次总走到一个可以远眺爱尔兰海的山头，再折回来。这么走着走着，一路哼着一些熟悉的小调，头上那道箍居然就由松开到消失了。
1984及1986年重访英伦，承苏珊厚意，我同洁若曾两度去那个过去医治了我的地方小住。苏珊同尤恩膝下有三女一儿。现在，儿子拉宾和儿媳十分能干地经营着波特美朗这片别墅群的旅游业，大女儿安薇尔在帮父母设计陶瓷——他们办起了一座二百人的波特美朗陶瓷厂。
平时不大听说英国有少数民族问题。但1942年威尔士有一批民族主义分子想乘战争之机，摆脱英国统治。他们竟然烧毁了一座飞机场。1984年我重访时，看到那里所有告示和路牌，都改为威尔士文在前，英文在后。电视广播也单有威尔士文的节目。威尔士文化在大学课目里也占有重要位置。说明事物从不合理到合理，是需要经过一番斗争的。威尔士脱离英国而独立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倘若英国不顺势利导，而一味相信武力，矛盾也得不到解决。
在剑桥的两年，我经常被各种团体邀去作演讲，其间，最重要的一次是1947年底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讲的《龙须与蓝图》。这次演讲是从剑桥社交生活得到的启发。
那时，英国知识界最热门的话题是战后要个什么样的世界。罗素每次茶会必说，中国不要跟着西方走。物质文明是条死路。中国在战后应该致力于保存并提倡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他还应我的约请，专为重庆《大公报》撰文阐述这一观点。罗素的研究者不妨找来看看。
我首先不同意两次欧战是由于物质文明发展过了头而酿成的。希特勒显然不是物质文明搞过了头的产物。至于中国，从十九世纪就受列强欺凌，正好是忽视了科技，忽视了国防，想凭自己那份“古老文明”来生存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没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只有被人吞噬下去。
演讲中我把世界舞台比作一个课堂：
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这个新生被迫进入这个课堂。他留着长长的辫子，指甲有四寸之长，靦覥而又倨傲，拙笨而又不自在。在此之前，他本来在高山、大海和长城的阻隔下，逍遥于这课堂之外。如今，既然进了课堂，他就得取得文凭——我指的是民族的生存，否则就得灭亡。尽管这个新生年岁比谁都老，又受过经书的训导，可他来得迟。于是，这个拧他的鼻子，那个拽他的辫子。那他还不在乎。可有个家伙，要活活地把他掐死。那个学生的名字大家不难猜出，就是日本。他从未料到那个小家伙可以为害到这地步。这使他大为震惊。
他在老师面前，简直狼狈不堪。
“你会几何吧？”老师问。
“不会，可是我能说出八十种不同的兰花的名字。”
“你能画机械图吗？能设计个排水道吗？”
这回这个年纪大的学生想试它一下。他研了墨，挥起如椽之笔，刷刷几笔画出了在云中出现的龙须。
老师气得把笔夺了过来。
“排水道是个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你得先研究水的流量，然后考虑灌溉的需要。你这是瞎画些什么！你在做梦哪吗？”
课堂里大家都笑了。年纪大的学生咬咬嘴唇，把眼泪吞下去，气得说了声：“你们都滚蛋。”
老师又问他会什么体育项目。足球？网球？还是板球？
他只说：“我会吹笛子，拉胡琴。”你看他的爱好多么高雅。只是那不能使他有资格领到文凭。
从那以后，同学们经常拿他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画龙须吗？他不认为几何多么高雅，可他一定得背个烂熟。他梦中也会把热水袋当作足球来踢。他一定刻意学会画排水道的图，尽管他不认为那比画龙须更容易做到。大家发现这个年纪大的学生认真画起蓝图，练起足球了，就跑过来对他说：“当初你的龙须画得多么奇妙啊！你现在画这些粗糙的蓝图不觉得无聊吗？而且，像你这么文雅的人，去踢那粗鲁的足球，未免太委屈了。你应当继续穿你的长袍马褂，留那漂亮的长指甲。怎么，辫子也剪掉了！”
那个懂礼貌的年纪大的学生只是朝他们苦笑，同时喃喃地说：“不必担心我那龙须。那是我祖传的，丢不了。可我先得拿到文凭，然后，我也许让你们全来画龙须呢。”
在这里，我委婉地驳斥了那些劝阻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好心人。
在导师瑞兰兹的指引下，我主要探索了三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
关于劳伦斯，我只有书本上的资料。在我抵英的九年前（1930），他已溘然长逝。我也无缘和他的戚友相见。
弗吉妮亚·伍尔芙这颗英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明星是1941年3月28日殒落的。我本有可能见到她，而且我认识许多她的熟人。不幸她那时住在苏塞克斯郡的小镇上，由于神经怕受刺激，不肯到敌机威胁下的伦敦来。那里距英国南海岸不到五英里，对我这个“敌性外侨”来说是禁区。等我成了“伟大盟邦”之一员时，她又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还是去了那幢“僧屋”，同她丈夫列纳尔德度了一个周末。那是秋季，正逢上苹果熟了的季节。我们一边在他那果园里摘苹果，一边谈着弗吉妮亚：他们婚后的生活，她那神经错乱的症候，以及她最后的投河自尽。晚上，他抱出一大叠弗吉妮亚的日记，供我抄录。清晨，我们一道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踏访结束了她生命的那条小河。我木然地站在河畔，很想斥责那淙淙的河水。又觉得冤枉了小河。它只是那么流着，流着。也许它还真地为一具透明的心灵解脱了又一次的折磨。
关于我的另一研究对象——爱·摩·福斯特，我就幸运多了。当然，我曾大大辜负了这份幸运，关于他，至今我还什么也没写出。但每当我回忆起剑桥王家学院那段日子，我就不能不记起这位以“友谊至上”为人生哲学的已故英国小说家。
远在我进王家学院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他及汉学家阿瑟·魏礼的举荐之下，进的这家学院。
1941年5月9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了一次追悼会。出席那次聚会并演讲的，有当时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和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那天我也应邀代表中国讲了话。同时坐在台上的金斯莱·马丁（《新政治家与民族》主编）知道我喜欢福斯特的小说，并曾为他在《印度之旅》中谴责英国殖民主义部分所感动，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在笔会活动中，我就是这样通过介绍结识一些英国作家的，如当时笔会的会长赫·乔·威尔斯、约翰·莱蒙、斯蒂芬·斯潘德尔等；有的后来接着交往，有的握完手就算了。只有同福斯特，确实结下了友谊。令我抱憾终身的是，这一亲密的文学友谊是以悲剧为结局的。
这份友谊其实也并非偶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相互间确实存在过一种吸引力。福斯特生平最要好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朋友是娄斯·高尔华绥兹·狄肯逊。福斯特曾为他写过传。狄肯逊于民国初年来过中国，回英后写了一本《中国人约翰来简》，他像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在《世界公民》中那样，把中国写成乌托邦，用以讥讽英国。由于那本书以及他同狄肯逊的友谊，福斯特很早就对东方发生了兴趣。他立志要步他那位挚友的后尘，走向东方。他引以为憾是平生只到过埃及和印度，而未能来中国。我呢，从三十年代就对狄更斯和哈代以后的英国小说发生了兴趣。我喜欢象牙之塔里的伍尔芙，但我更喜欢站在塔之外张望世界的福斯持。没想到，我们之间另外还有个共同兴趣：都爱猫。
这里就从猫说起吧。因为在毁于****中的福斯特给我的八十多封信中，除了文学或其他方面的讨论，猫也占了一定比重。
我们结识后不久，他就写信提出要到汉姆斯苔德来，替他的婷卡和托玛（他的两只猫）来看望瑞雅（我的那只猫）。那天可狼狈了。当时，鱼在伦敦很不好买。福斯特进门之后，就解开一个手巾包，放在桌上，望着瑞雅说：“这是婷卡和托玛要我送给你的。”摊在桌上的是当时市面上为了应付养猫者的需求而制造的一种“人造猫食”，刚上市不久。于是，我就轻轻地把瑞雅抱上桌来。它带点怀疑眼光先抬头望了望来客，然后踱到人造鱼食前，嗅了嗅，不屑似地转身跳下桌了。
这可叫我尴尬了。我正责怪着自家的瑞雅太不识抬举，福斯特却微笑着把那份见面礼又用手巾包好，带点歉意地朝瑞雅说了声：“亲爱的，真对不起。”而且，从那以后，猫的近况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信中了。他不是告诉我：“真急坏我了，婷卡身上成了虱子窝了！”就是在谢我圣诞节送去的糖食的信中说：“礼物要星期天才启封，请务必揣想我打开时的情景。我们将四人分吃——不，连女仆五个；不，再加上两位猫，一共七个共同享受。”（1941年12月22日）他听说瑞雅分娩生下一窝小猫后，就赶忙写信慰问道：“希望一切都安置得很妥贴。我多么想请瑞雅来我们这儿小住几天呀。我曾向托玛和婷卡暗示了一下，我不喜欢它们的反应。唉，两个都自我中心透啦。托玛好像还给了婷卡一个耳光。”（1941年12月31日）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写这信时，托玛正睡在椅子上。听说瑞雅病愈，我才放了心。托玛和婷卡托我问她好。它们也都高兴知道瑞雅康复的消息。我希望总有一天它们能相会。”（1942年1月11日）瑞雅生病时，他写信来慰问：“我很着急。是不是由于缺乏营养呢？托玛现在用龙须菜来补充了，而且吃得挺香。婷卡把胃口转向牛奶了。”（1942年5月）
然而瑞雅终于还是死了。
是这样：那时我住的是一家公寓的地下室。由于猫食不好买，人们都不敢多养猫，以至瑞雅每生一胎，就给我出个难题：猫仔怎么打发。韩素音在回忆录《无鸟的春天》中提的那只，就是我送给金斯莱·马丁的。为了帮助瑞雅节育，我只好出门时把门窗统统关严。可当时那一带有八只公猫都在向瑞雅求爱。夜间嗷嗷叫个不停。我回家时，曾几次见到瑞雅正把身子贴在窗玻璃上，外边必是一只公猫，有时是黑的，有时是黄毛的。就这样，瑞雅还是又怀了孕——公猫色胆包天，竟从没有关严的窗户缝里挤进来。第四次分娩后，它就一命呜呼了。福斯特还写来一封十分动人的信，夸瑞雅是世上顶可爱的一只猫。“想不到一条生命就这么消失到黑暗中去了，真令我不胜悲伤。我母亲也因而难过不已。”（1943年7月19日）
福斯特在伦敦西南郊柴撒克区有一套房子。是他进城时的落脚地。除了改革俱乐部，我还去过几趟那个公寓，并在那里会过他的几位最要好的朋友。另外，我还去过两趟他在萨里郡艾宾芝镇上他的家，那里住着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艾丽思。英国人喜欢给自己的家宅起个名字，他那幢叫“西赫克斯特”。福斯特是个孝子。1942年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在母亲面前还像个戏彩娱亲的老莱子。晚上，婷卡睡在老太太膝上，托玛卧在我旁边，听他朗读艾略特写猫的一首诗。早餐前，他坐在古钢琴前弹起巴哈的协奏曲了，边弹还边不时扭过头来望望老母和我这东方客人。
他的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但没有无线电，也拒绝任何程度的电气化。家里不点电灯，点的是煤油灯。为母亲的缘故，这位大孝子甘愿忍受种种不便。
福斯特对东方，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感情。当我表示希望他有一天写一本《中国之旅》时，他说：“我连萧乾两个字，哪个是名，哪个是姓都闹不清，你就知道我对《中国之旅》是多么缺乏准备了。”我请他去中国餐馆吃了顿很平常的中国饭，他回家后写信来说：“太好吃了。打从自东方归来，我还没这么贪吃过。”（1941年10月4日）有一次他在信中还附了一张要由我签字后才生效的支票，嘱我代他转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以向中国致敬”。1942年夏天，他想读读庄子的书。推荐他读庄子的是他的法国好友查尔斯·莫荣，“庄子”二字用的是法文拼法，在英国的图书馆查不到。他要我告沂他英国的通用拼法，以便再去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