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和巴黎，处处都是历史和传统，新大陆的首都华盛顿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青春和理想。我特别喜欢华盛顿建筑上的一些题辞。邮政总局楼上刻着：“爱与同情的使者，别离朋友的仆役，孤独人的安慰者，散落家庭的联系人，共同生活的扩大者，新闻与知识的输送者，工商业的工具，友谊的赞助者，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和平与喜睦的促进者。”这就总结了邮局的伟大使命。最高法院的三角屋顶上，西边刻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东边刻的是“公平是自由的保障”。
在华盛顿，我还参观了参众两院，攀登了林肯纪念像的石阶，一路上背着1863年他在葛底斯堡所做的那篇“民治、民有、民享”的著名演讲。
接着来到不夜城纽约。它使我联想到卓别麟的《城市之光》。一排排的楼房高耸入云，使我喘不过气来。朋友请我在百老汇看了保罗·罗伯逊主演的《奥瑟罗》，这出戏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6月6日，我搭车去巴尔的摩，当晚登上一架水上飞机。在纽芬兰稍停一下，一口气便回到了保守党的丘吉尔和工党的艾德礼正在火拼中的英国。
由于是来自古老的英国，我在美期间情不自禁地总在比较着这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英国重视传统，因而比起美国来，更讲究等级出身。有爵位的，即便已落魄，也往往仍具有优越感。哈代笔下那个挤奶的苔丝姑娘，多么热衷于追溯她家远祖的高贵啊。美国人恰巧相反，他们以穷苦出身为荣，强调凭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他们重富轻贵。火车从丹佛开往旧金山途中，我问茶房这一路有什么名胜风景可看。他说：“要经过六位阔人的别墅。”
英国的贵妇人很少直称“太太”的。听说宋美龄来美时，美国报纸称她作“******太太”，气得她正式提出抗议，后来就改成“夫人”了。而罗斯福太太就是“太太”。使人觉得社会阶级在英国相当固定化了，而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则较为平等。在旧金山，一位在西岸拥有好几家百货公司的富翁请我吃饭，因为我在第七军中结识了他那在前线作战的儿子乔治。甜菜过后，上了咖啡还不见女主人出来。我按捺不住，就向他问起女主人，我好告诉她乔治的近况。这时才知道席间一直跑来跑去为我们上菜斟酒的那位穿白围裙的女侍，正是女主人装扮的。这种幽默，英国人大概是做不出的。
在纽约的夜总会上，我看到美国人尽情地跳，尽情地吃喝玩乐。然而在田纳西的水坝上，我看见连总工程师也挽起袖子在干。光学美国人的享受而不学他们的埋头苦干，是必然要吃苦头的。
1945年7月26日英国的大选以及功臣丘吉尔的落选，给我很大的触动。对照当时国内的独裁政治，使我进一步对西方民主政治油然产生一种向往。盖座大楼要招标，原来治理国家也可以搞招标。我完全没料到一个领袖功劳再大，人民照样可以罢免他，另换旁人这种可能。丘吉尔的落选使我苦思了好一阵子。要谁不要谁的大权最终掌握在选民手里，这种可能是我始料未及的。也许这也就是先注定了我在1957年要交厄运。
丘吉尔在1940年曾经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人物。用东方人的惯用语，就是大救星。他领导英国人民扭转了危在旦夕的局势，最终取得了胜利。在生死攸关的六年期间，他立下汗马功劳，是个恩公，难道还能从唐宁街中被赶出来？
然而他竟然落了选，乖乖地卷起铺盖，把首相这把交椅让给了工党的毫不出色的艾德礼。直到检票时，这是世界以及英国报纸大都没料到的。但事情就是如此，这就叫“民意所向”。功劳簿扭不过一部宪法。
然而我也并不是毫无保留地为西方民主这番表演所陶醉。在写这段回忆录时，我曾翻阅1944年7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发现我在电讯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看来选举是现代广告术和拍卖行当的综合。谁有钱，谁就拥有宣传媒介；而谁有宣传媒介，谁就能左右选民的思想。有许多宣传讲的并不是政纲或就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而纯粹是催眠术。或用动人的照片迷惑选民。在竞选时，许多平时十分客观冷静的报纸，一下子满纸全是宣传，很少能保持正常。连丘吉尔那样的大人物，为了争选票也不惜在琐碎事上争执。相比之下，戴高乐的姿态就较高。他始终不陷入政党的纠纷中去。
这后一点当然是针对国内政治的。
在保守党同工党竞选过程中，我就留意到许多奇闻。一个叫汉卡克的北桑普顿农民出来以独立身份同丘首相竞选。此人说倘若他当上首相，要把日用品同必需品分开，必需品归公有。还扬言每人每日工作只消一小时。另外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开战前原是个铁路职员，开战后入伍，参加了第六装甲兵团。大选时，他正在澳大利亚，本来不准离职。丘吉尔政府的陆军部特别批准他回到英国来同丘吉尔唱对台戏。当丘吉尔在苏格兰竞选时，他想借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一席之地来发表演说。格拉斯哥恰好在工党势力范围。那里市议会一位女议员竟然以保护草坪为名，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
投票那天，我特别跟了一位英国朋友去参观。票箱是放在一座教堂里。堂外有提皮包的商人，也有戴宽边黑帽的修女。各党派开着装有扩音器的汽车，向选民做着最后的呼吁：“某某当选后，将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住房！”“某某当选后，将把抚恤金及养老金增加五先令。”这当然都是些小恩小惠，不过说明选民福利是竞选的焦点。选民们则交头接耳，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意见。虽然只是一个小镇的选举，但严肃得有如结婚仪式。验过选民证后，选民挨个儿走进一间三面封闭的地方，他仰头望望天花板，似在做最后一分钟的抉择。然后拿起用绳子系着的公用铅笔，在自己中意者的姓名下面划个√。出来时，又得验一下选民证。
保守党竞选失败后，各报都分析起原因了。一个因素是保守党过分倚赖丘吉尔个人的威信，而工党却拿出一整套施政纲领：用国有化代替自由企业，同时，贝沃瑞芝的社会保险方案——公费医疗，社会福利，从摇篮包到棺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8·15日本投降时，执政的工党的艾德礼、克利甫斯以及拉斯基，保守党改革委员会主席昆顿·霍格，自由党的辛克莱以及英国共产党党魁波立特都纷纷写信或打电报给我的办公室，要通过《大公报》向抗战八年于兹的中国人民致敬。这一天，我一边庆喜兴奋，一边又对战后的中国政局担着心思。国共不真诚合作，早晚要变成东方的波兰。
那真是马不停蹄的日子啊！英国大选一结束，我立即又赶往柏林去采访波茨坦会议。
在巴黎登上一架C46型运输机时，机上除了我，只有两位异常沉默的美国军官。飞行途中，他们甚至避开我的眼光。我则在推敲着这两位要么是刚受了上级军官的申斥，要么就是口吃——不对，哪能那么巧，两人都口吃呢！最后我得出结论：准是身负什么特殊使命，所以得守口如瓶。
机身先是浮在云层之上，浙渐依稀可以看到陆地了，映入眼帘的是法国那被炸成一片瓦砾的村落城镇。接着，马恩河、摩泽尔河像蜿蜒在绿田里的草蛇般出现了。飞机在美因河上盘旋了一周，就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上了。
这架飞机的终点是柏林，所以我不准备下去，而且也着实下不去。四十多名头戴钢盔、身着草绿军衣的美国士兵已拥在机舱门口了。带头的嘲机长嚷：“全装得下吗？”机长也不问会不会超过载重量，就摆了下手。于是，唿啦一声，就统统涌入机舱内，两排长凳立即挤满了人。
加完油，机身摇晃了一阵，就又由地面腾空而起了。上来的士兵一路上聊着布鲁塞尔姑娘多么热情，相互夸耀着自己“解放”——就是捞战利品——的成绩。萨勒河在机翼下出现了，我们已飞在苏占领区上空了。
飞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来到曾经是希魔的老巢，也是六年来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了。这机场，当年迎送过多少轴心国家的大小傀儡，如今指挥塔上迎风飘扬着苏美英法国旗。机场大楼墙上原来的德文标语，早已被崭新的俄文标语覆盖上了。
一位美军联络官已在机场出口伫候我了。我这黄面孔的记者很好认，随即同他上了等在机场外面的吉普。
柏林的街道真宽，真长，两旁炸得好惨啊。没炸毁的店铺也都关了门。街头巷尾，不时看见提了篮子或背着口袋的妇孺在觅食。
凭记者证，我马上领到配给：巧克力糖十包，刮胡刀一打，杜松子酒半瓶，威士忌半瓶，还有一条骆驼牌香烟。
到柏林的，少不得要去一趟威廉街的德国总理府，希特勒这个大本营位于苏联占领区内。我们一行记者分乘几辆吉普车前往。这条罪恶渊薮的大街早已被炸得七零八落了，总理府倒还在。把门的红军哨兵看了我们的证件就放行了。楼下的大厅里空空荡荡，枝形吊灯在轰炸中垮了下来。许多来访者拧下一个个灯泡作为战利品。楼上是希魔当年的办公室。此刻，家具七歪八倒，很像个拍卖行。守在那里的一名红军士兵见到我肩章上的“中国”字样，友好地向我敬了个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纳粹勋章，给我作战利品。谁料到1966年****抄家时，这也成了我的一项“罪证”！
联络官对我们这群记者说：“诸位先生，今晚你们将睡在柏林唯一没挨过炸的一片乐土：泽林多尔夫。”这里很像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或巴黎的布伦树林，是远离市区的幽静地带，最理想的住宅区。林立的咖啡馆和饭店，有的关了门，有的被征用了。我们住的地方也是被征用的。房主可能是位艺术家，这会子全家老少都挤到底层仆人房里去了。
一次上厕所时，我遇到一个中年德国人，说不定就是房主。他羞怯怯地伸手向我讨一支香烟。我给了他。接过来，他就放到鼻孔忘情地倒吸了一下，脸上露出感激和喜悦的神色。接着，他问我可不可以也送他太太一支，我随手又递给了他。
回房后，正在整理行装，一个留着金黄色披肩发的十来岁姑娘由门口探进头来。她踌躇了一阵，才悄悄地踱到我跟前。她胸前捧着一幅水彩画。
“这是万湖，”她指了水彩对我说，“是妈妈画的。您看值多少根香烟？要骆驼牌的。”
画得确实不错：蔚蓝的天空，湖面上白帆点点。远处丛中还露着一片屋顶。她指了说：“那就是波茨坦的无忧宫。”
收下来倒是个有意思的纪念品。然而我记起盟军禁止同德人往来的纪律，就给了她一包骆驼牌香烟，让她仍把画带回去，告诉她妈妈：“多少支香烟也不够买一件艺术品的，即便是骆驼牌的。”
入夜，蚊子不断来袭。心想，大概由于万湖就在附近。
柏林这时的情景使我想起天津。1935年初抵天津，一下子进了日租界，一下子又来到法租界。在柏林走路也是这样。走上一英里就会碰到一个白木牌，上书：“你已离开美国占领区。”果然，戴白盔的美国宪兵绝迹了，在马路中心高墩上指挥交通的是苏联女警察。年纪都在二十左右，黄卡叽制服，绿领带。下持红绿二旗，机警敏捷地挥动着。军帽下往往还露着刘海儿发，闪着明亮的斯拉夫眼睛。
伦敦除了白金汉宫前面的一段马路，市区的街道既窄又曲折。乍走巴黎的香榭丽舍和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就觉得宽阔笔直，气魄大多了。我乘吉普，由苏英美交界的勃兰登堡沿动物园直驱英占领军司令部所在地的阿多尔夫特时，越发觉得柏林的马路既宽且长。只是两旁树林都被炸毁，残缺得不成样子了。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座纪念战胜法国的凯旋门，这时顶上正飘着三色旗。德国的房子多是四四方方的大块头，整个城市大而无当，既缺乏伦敦和巴黎的魅力，也没有华盛顿的气魄。
从柏林去波茨坦，可以说是从废墟到废墟。其间却有着一片自然美景。沿着静寂的万湖望去，天边一抹灰云，地上是稀疏的远林。
穿过波茨坦的荒凉街道时，一路都得还着斯拉夫女警察的敬礼。当年，伏尔泰曾在这无忧宫中同弗里德里希大帝促膝谈过天。可我们离宫门还老远，便被戌兵拦住了去路。记者证仅仅使我们得以进入外围。次日起，波茨坦方圆三英里一概不许进人了。
记者生活时常要求超人的耐性。同来的英、美、法、比、荷国记者分头四下猎取有关巨头们的新闻了。有的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足足守了一个星期，居然一天给他看到戴顶草帽的杜鲁门正下飞机。又有人在苏占领区的街上看到叼雪茄的丘吉尔正同女儿玛丽在踏访轰炸的残迹。最神秘莫测的是斯大林的踪影。通往东德的火车沿线，每隔数码必有岗哨，铁道两旁德人住房一律用木板钉死，谁也没见到他怎么进的无忧宫。
如果以为到了波茨坦就可以探访到三巨头会议的一点消息，那是妄想。新闻联络官不像是在协助采访工作，倒更像哄着我们这五十几名记者，确保我们不越雷池一步。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昨天杜鲁门总统与斯大林元帅共进晚餐。菜单是：冷荤，甲鱼汤，炸牛排……”就好像这三巨头是到波茨坦来欢度周末似的。
像在旧金山一样，我感到泡在无忧宫墙外捞不到什么油水。既便有点，那么多大通讯社在场，也轮不到我。我就琢磨起重庆读者最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我估计柏林必然有不少由国内来的留学生。倘若能访问他们，我就既可以从他们了解到这座城市的情况，又可以把他们的情况报告给国内。经过六年的欧战，也就是说，柏林挨了六年的轰炸，谁不想知道一下自家子弟的安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