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传略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华生。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研究硕果。1893年2月14日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延平郡。三岁随父定居漳州，四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好学聪慧，成绩优异，在漳州城内被誉为“神童”。此后，由于家道中落，开始自谋生活。曾在石码眉麓小学当教员，后来又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1913年受聘到缅甸仰光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任职。1915年12月，回国在漳州华英中学任教，1917年，重回省立二师，并兼任附小主事（校长）。
1917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学会多种外文和方言。并经常和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在一起谈论时政，寻求真理，探索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道路。他们在北京青年会图书馆编辑《新社会旬刊》，宣传革命思想，发表新文学作品。
1921年1月，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周作人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新文学刊物。以落华生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1922年8月，与梁实秋、谢冰心等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以“研究生”资格进入美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及民俗学，两年后又获牛津大学研究院文学学士学位。
1921年到1926年是其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时期。这期间，他的12篇短篇小说结集为《缀网劳蛛》；44篇散文小品，由商务印书馆以《空山灵雨》为书名出版。
1927年学成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任助教、副教授、教授，担任《燕京学报》编委。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还写了不少宗教书。如《大藏经索引》、《道教思想与道教》、《中国道教史》（上卷）、《云笈七签校异》、《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等，并着手编纂《道教辞典》。其学术成就，学界有口皆碑。
抗战期间，作为一名热爱祖国的左翼作家，奔走呼号，声讨日寇罪行。后避居香港，被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在港大任教期间，在改革教育、教学的同时，积极从事社会教育和文化活动。他先后发起和组织了“香港新文学学会”、“中国文化协会”，积极提倡改良中小学课程，并担任“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主任以及多所中小学校董。对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不少贡献。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走出书斋，奔波于香港、九龙等地，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帮助流亡青年补习文化课，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七·七感言》、《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等杂文，宣传抗战，反对投降。
1938年3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45人当选为理事，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会员通讯处”任常务理事兼总务。他写了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他还写了抗日小说《铁鱼的鳃》，作品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文艺界的极大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的作品”。
由于积劳成疾，导致心脏病逐渐严重。1941年8月4日下午，他心脏病再次复发，英年早逝，年仅49岁。
敬悼许地山先生
老舍
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因为没有机会参加他的追悼会与别种对于他的纪念的举动，我只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字，刊登在大公报上。在那篇文字里，我述说了一些他的性格与才能，表明他是怎样的可敬与可爱。现在，我不愿重述那些，而想从他的逝世提出两件事来，引起文艺界友好的注意。我想，假若由一个已无可挽回与补救的死亡与损失中，能使还活着的同道得到一些自励自策，恐怕就不失为最好的纪念方法之一吧。
一、地山先生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文艺写家。不知道我的判断正确与否，我觉得他的学识胜于他的创作。在关于他的宗教学的研究与著述上，他的声望是流传到了国外的；在国内，似乎“落华生”是比“许地山”更响亮得很多。从一个以文艺写作为职业的人的立场上来看，我深愿地山先生的文艺创作也与他的学术上的著作等量齐名。但是，他已经把他的一切带到了坟墓里去，没法再满足我们这个希冀，那么，使我们的新文艺流传到国外去的责任应当责无旁贷的是我们的了。这是个重大的责任，而且也是必须尽到的责任。
我们的新文艺还缺乏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可不能便把新文艺的成就一笔抹杀。从一发芽，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据我看，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它要革命，它要作不平之鸣，它要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些，都是好样儿的文艺必须作的。我们的才能也许很薄弱，举不起这块文艺的千斤闸，但是我们并没有怕它沉重而放弃它。我们二十年来的成就，虽然还没有一鸣惊人的杰作，可是我们也干干净净，并没有去作像英美诸国那些专为卖钱而写出的侦探小说与大减价的罗曼司。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较比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色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在这种介绍工作而外，当然我们要更努力自策，生产出更好的作品，给世界人类的心灵一些新的，珍贵的精神食粮。这不是妄想，而是我们应有的志愿与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新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要作到这个，我们就必须储蓄学识，然后好把我们的生活必应有的三个方面——学识，生活经验，写作——打成一片，从学识与生活经验的调协与互助，把我们的创作水准提高。
地山先生的学识，使我们感到自己的空虚。我们应当学他。我们不能专靠没有被学识滋润过的聪明与才力去支持写作。同时，我们知道地山先生的好学，减少了他的写作时间；他成为学者，可是耽误了他的更好的更多的文艺作品的产生。因此，我们虽然应努力去填满学识的空谷；可是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有助于创作。我们不必成为学者，但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地山先生在学问方面给了我们很好一个示范，我们应当以他的勤苦好学的榜样去充实自己，而且要以学者为创作的柱梁，正像生活经验那样的，去建造起文艺的美厦明堂来。
二、凡有机会与地山先生接触的，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一颗爱朋友的心。可是，因为他一向作教授，没有时间去多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所以文艺界友人认识他的就不很多。在抗战中，许多文艺写家在香港工作，他们有看到他的机会，他就成为大家的老大哥。他对香港文协分会的工作极为热情。他的死，不但是香港文协分会的损失，也是文协总会的损失，因为文协总会的工作有无发展，实在是要看各地分会的工作有无进展。说到这里，我们就应以地山先生爱友人爱文艺的精神与热诚去纪念地山先生——我们要用全力去支持文协！
文协在今天已成为文艺写家的精神家庭。今日文协的坚固，是明日文协发展的基础。我们既在抗战中建设起这个大家庭，我们就必须看到明日，使它继续的发展，成为永久的家庭。只有这样，文协才有它更重大的意义与使命。文协的兴衰是与我们每个人有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能看它已相当的牢靠而稍微放松我们的努力。今天静止，明天就衰废！我们不能教地山先生在地下斥责我们！
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文学月刊》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号
许地山与老舍
许地山1920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他是基督教徒，所以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这样他们彼此就有了接触的机会。可是，许地山是大学毕业生，大学的教师，与老舍这个高中毕业生，小学教师，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好朋友，主要是因为许地山没有架子，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这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老舍担任东方学院教师。于是，老舍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许地山在老舍之前来到英国，他是来研究宗教比较学的。老舍到达英国伦敦后，投奔许地山，与他住在一起。两个人的交往就更密切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佛学，谈文学，许地山对老舍的启发很大。尤其是许地山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小说《命命鸟》，使老舍对这位作家朋友更加敬佩。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因此，老舍的心情不好，就拼命地念小说，消除寂寞，同时也借此机会熟悉英文。老舍读了一段时间的英文名著之后，深受启发，觉得手痒痒的，也跃跃欲试。
此时到牛津大学从事研究的许地山经常来看望老舍，见他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在一次许地山来看老舍时，老舍拿出这部小说手稿，让许地山给提提意见。许地山读着小说，一直在笑。老舍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写得这么幽默。”事后，许地山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就发表了。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善讲笑话
许地山是老舍先生“最好的朋友”。许地山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是老舍先生几十年后回忆的印象。
1924年许地山和老舍都到了英国。许地山到牛津大学神学系学比较宗教学，此外还研究人类学、民俗学、文学、考古学，学过梵文和巴利文。老舍在伦敦大学教汉语，他们见面时，话很多，往往说个没完。老舍回忆说：“他闲扯，他就能——举个例说——由男女恋爱扯到中古的禁欲主义，再扯到原始时代的男女关系。他的故事及书本上的佐证也很丰富。他的话一会儿低降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会儿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他谈一整天并无倦容，大家听一天也不感疲倦。”他们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是清贫的。许地山先写小说，又鼓励老舍写小说，老舍在写作中得到了他的很大鼓励和帮助，在言谈中常常提起。
回到北京以后，许地山在大学教书。结婚后，生活讲究起来了，“虽然由破夏布褂子换为整齐的绫罗大衫，他的脱口而出的笑话与戏谑还完全是他，一点也没改。”老舍如此赞美许地山的笑话，可见那确是很难得的“笑话与戏谑”了。
许地山作品精选
春桃
这年的夏天分外地热。街上的灯虽然亮了，胡同口那卖酸梅汤的还像唱梨花鼓的姑娘耍着他的铜碗。一个背着一大篓字纸的妇人从他面前走过，在破草帽底下虽看不清她的脸，当她与卖酸梅汤的打招呼时，却可以理会她有满口雪白的牙齿。她背上担负得很重，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骆驼一样，庄严地一步一步踱到自己门口。
进门是个小院，妇人住的是塌剩下的两间厢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砾。在她的门前种着一棚黄瓜，几行玉米。窗下还有十几棵晚香玉。几根朽坏的梁木横在瓜棚底下，大概是她家最高贵的坐处。她一到门前，屋里出来一个男子，忙帮着她卸下背上的重负。
“媳妇，今儿回来晚了。”
妇人望着他，像很诧异他的话。“什么意思？你想媳妇想疯啦？别叫我媳妇，我说。”她一面走进屋里，把破草帽脱下，顺手挂在门后，从水缸边取了一个小竹筒向缸里一连舀了好几次，喝得换不过气来，张了一会嘴，到瓜棚底下把篓子拖到一边，便自坐在朽梁上。
那男子名叫刘向高。妇人的年纪也和他差不多，在三十左右，娘家也姓刘。除掉向高以外，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叫做春桃。街坊叫她做捡烂纸的刘大姑，因为她的职业是整天在街头巷尾垃圾堆里讨生活，有时沿途嚷着“烂字纸换取灯儿”。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可是生来爱干净，无论冬夏，每天回家，她总得净身洗脸。替她预备水的照例是向高。
向高是个乡间高小毕业生，四年前，乡里闹兵灾，全家逃散了，在道上遇见同是逃难的春桃，一同走了几百里，彼此又分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