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和巧合，当瞿秋白曾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时，他们两人的命运都落入历史的怪圈。瞿秋白先是受****路线排挤，后在福建被捕，在慷慨成仁前写下了《多余的话》，以至在死后多年还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到了“****”竟遭掘尸扬灰的下场。而丁玲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囚居南京三年。到延安后，又因《“三八节”有感》惹下文祸受到责难，1955年被打成“丁陈”****分子，1957年再被划为****，下放到北大荒，落难达20余年。所以当丁玲复出阅读《多余的话》时，自然就多了一种别人无法感觉的知音、知己的心绪。她深有同感地说：“正由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不够健全，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过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这样一个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可以说，对秋白相知之深，没有人超过丁玲。
丁玲与鲁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5岁的丁玲在湖南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开始接受新文学。不过那时她阅读小说，兴趣多在故事情节，悲欢离合，所以对鲁迅的短篇小说未能引起注意，甚至对《阿Q正传》亦漠然处之。
1924年，丁玲至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此刻她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她的心情陷于感伤、苦闷之中，无奈以读书来抚平那颗沉重的心。他重读鲁迅作品，感受迥然不同了。她觉得，是鲁迅指出了使人们身心沉重的正是多灾多难的祖国，鲁迅解剖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之深刻而细致，无出其右者。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四处寻找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鲁迅发表在《京报副刊》及《语丝》上的文章一篇也不漏掉。
1926年，当创造社对鲁迅发起笔伐围攻时，丁玲表示深深的不平与同情。当她得知鲁迅参加并领导“左联”工作时，她激动异常。
1930年5月，潘汉年为“左联”事找到丁玲和胡也频谈话时，丁、胡夫妇异口同声，参加“左联”。9月17日晚，“左联”在荷兰餐馆聚餐庆祝鲁迅50华诞，胡也频出席了。回来后，胡也频与丁玲备述与鲁迅见面时的情景，丁玲听后为之欣喜而感动。
1931年榴花盛开季节，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左联”工作会议，丁玲首次参加，也是第一次面见鲁迅。给丁玲最深的印象是：鲁迅平易得很，与大家坐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丁玲第一次到鲁迅家拜访是在1931年7月30日，这天由冯雪峰陪同前往。原委是，丁玲刚刚接手《北斗》的编辑工作，为插图之需，需到鲁迅那里索取几张版画。向鲁迅说明来意后，鲁迅热情地拿出多张版画，并一一作了介绍，期间特别向丁玲推荐了珂勒惠支的《牺牲》一幅，鲁迅还答应为这幅画写个说明。这就是刊发于《北斗》创刊号上的那一幅。
1931年春，鲁迅向丁玲索讨《水》的单行本。鲁迅也将自己的书，包得整齐四方，有角有棱，赠予丁玲。一日晚间，丁玲、鲁迅，还有冯雪峰在一起聊天。丁玲坦率地说：“我有脾气，不好！”鲁迅却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呢！”大家为之首肯。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鲁迅与宋庆龄等人多方奔走，全力营救。这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承认绑架丁玲是由租界地进行的，更不敢杀人灭口。此外，鲁迅又将丁玲近况告诉赵家璧，催其尽早出版丁玲的《母亲》，并将丁玲母亲的通讯处告知，再三叮嘱赵家璧将这笔稿费径寄丁母之处。
丁玲被捕后，社会上传言甚多。6月，盛传丁玲已在南京遇害，鲁迅痛惜不已，于6月28日作《悼丁君》诗一首：“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悲恸哀怨之情，溢于词表。
1933年5月22日，《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应约于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当时申氏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毫不犹豫地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1934年，尽管丁玲尚在缧绁之中，鲁迅与茅盾共同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毅然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水》两篇小说编入集中，交付美国友人伊罗生出版。同时，在鲁迅、茅盾合编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依然作了正面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6年夏，曹靖华受托将丁玲的消息与请求及时报告给鲁迅，鲁迅再秘密地跟刚从陕北抵沪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联系，冯雪峰即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具体联络，之后，丁玲终于逃出南京，奔向陕北。
然而就在这经由西安而北上途中，丁玲接到鲁迅溘然长逝的噩耗。她在无限悲戚与痛悼之下，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发了唁函，内云：“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令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传来的噩耗……这哀恸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世界上这一颗陨落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丁玲作品精选
我们需要杂文
有一位理论家曾向我说过：“活人很难说，以后谈谈死人吧。”我懂得这意思，因为说活人常要引起纠纷，而死人是永无对证，要不致有文人相轻，宗派观念，私人意气……之讥讽和责难。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为原则自然是很对的。
另外的地方，也有人这样说，“还是当一个好群众，什么意见都举手吧。”
甚至像这样应该成为过时的幽怨我也听到过很多了：“我是什么东西，说句话还不等于放个屁么！”
这些意见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我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如何展开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我们缺乏气度，缺乏耐心的倾听别人的意见，同时，也表现了我们没有勇气和毅力，我们怕麻烦，我们怕碰钉子，怕牺牲，只是偷懒——在背地下咭咭咕咕。
有人肯说，而且敢说了，纵使意见还不完全的正确，而一定有人神经过敏的说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党派，长短之争。这是破坏团结，是瞎闹……决不会有人跟着他再论争下去，使他的理论更至完善。这是我们生活的耻辱。
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鲁迅先生写杂文时曾经被很多“以己之短轻人所长”的文人们轻视过，曾经被别人骂过是因为写不出小说才写杂文的。然而现在呢，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书籍，最辉煌的文艺作品，而使人却步了。
一定要写得出像鲁迅先生那样好的杂文才肯下笔，那就可以先下决心不写。文章是要在熟练中进步的，而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
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的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
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
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
我们这时代还须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
载1941年10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夜
一
羊群已经赶进了院子，赵家的大姑娘还坐在她自己的窑门口捺鞋帮。不时扭转着她的头，垂在两边肩上的银丝耳环，便很厉害的摇晃。羊群推挤着朝栏里冲去，几只没有出外的小羊跳蹦着，被撞在一边，叫起来了。
钻聚在这边窑里炕上的几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便陆续从窗口跳了出来。他们刚结束了会议，然而却还在叮咛些什么。捺着鞋帮的清子便又扭转过来，露出一副粘腻的，又分不清是否含着轻蔑的一种笑容。
被很多问题弄得疲乏了的委员们，望了望天色，蓝色的炊烟已经从窑顶上的烟囱里吐出来而为风吹往四方，他们只好又重新决定赶到前边的庄子去吃饭，因为在这晚上还要布置第二天的第一行政村的选举大会。然而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家的指导员却意外的被准许回家。区党委的副书记曾为他向大家说了一阵牧畜是很重要的等等的话。他的唯一的牛就在这两天要生产，而他的老婆是只能烧烧三顿饭的一个四十多岁了的女人。
招待员从扫着石磨的老婆身边赶了出来：“已经派好了饭呢。怎的又走了呢？家里婆姨烧的饭香些么？”他抓住年轻的代理乡长的手，乡长在年下刚娶了一个才十五岁长得很漂亮的妻子，因此，常常会被别人善意的拿来取笑着。
站在大门口看对山盛开的桃花的又是那发育的很好的清子。长的黑的发辫上扎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着条纹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的举起，撑在门柱上边。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什么不够法定年龄，是应该嫁人的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