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能够有效延长某些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成熟期。中国新兴家电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等行业，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镇地区形成了长时期排浪式消费。到了21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家已普遍相信，随着拉动内需和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将迎来源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第二次需求消费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如轿车工业、住房等也因为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的参与而将维持一个持久的爆发式的消费期。试想一下，这是一个有着9亿人口的广袤市场啊！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导致的低工资与高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久而独特的竞争优势。从未来长远看，中国庞大的劳动大军总将成为抑制工资上升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具有绝对长期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高技术产业以及与高技术相联系的高附加价值产业。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是有基础的，随着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在出口结构中份额的不断提高，随着如轿车等高附加值产品大批量生产并陆续出口，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望大露头角。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同时占有优势。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难同时具备的。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中长期维持较低工资水平，劳动密集产业中又引入新技术，这样，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这两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有竞争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工业部门容易在国内形成完整的关联，一般不会出现市场容量小而不足以达到生产规模经济的状况。
中国规模经济效应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正成为世界经济中一种全球性趋势，各经济集团逾越经济水平差异障碍，逐渐扩大经济版图和板块。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集团竞争中，中国警觉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不失时机地用战略发展眼光分析国际经贸环境和情势，按照经济联系和对外打通的崭新思路，从国内地域不同特点出发，对包括和周边国家相关地区在内的大区域经济加以再规划。到2010年，中国已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开放网络和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以整体协调参与国际竞争，迎接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挑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面。这是又一个巨国效应的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当属华南经济圈。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台港澳与中国的经贸交流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两省，台商在中国投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广东的70%以上外资来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台港澳、广东、福建逐渐发展出一种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济结合关系。根据统计资料，此一自然结合的经济区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过1.1亿人，总生产额近3000亿美元，发展潜力相当惊人。到21世纪初，两岸三地已产生高度的“依存效应”。到2009年底，台湾对中国出口依存度高达17%，对香港则高达22%，合计接近4成。就整体贸易而言，台湾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市场依存度达10%。在中国吸引的外资中，港台资金合占80%以上。据台湾“陆委汇”委托民间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两岸产业分工正朝着中国生产，香港资金调度，台湾接单与研发的模式发展。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华南经济圈”内在关系时是这样阐述的：
“应该指出，香港今天实际已不止是香港。在经济上，香港与中国越来越紧密，香港的资金、人才、信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更出现了‘前店后厂’的依存关系。没有香港，便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没有广东，也没有香港的安定繁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种‘系统内’（Intra-systemic）的关系，而非‘系统间’（Inter-systemic）的关系。显然，香港、广东已是荣枯与共的经济区域。不止于此，台湾与中国，特别是福建，也逐渐形成互补共长的经济区。于是一个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合成的大经济区正在东亚浮现，这可能是比中国的‘经济特区’，甚至比东亚的四小龙更具深远意义的经济发展。”（注“CEPA启动大中华经济圈”，《羊城晚报》，2004年1月4日。）
华南、台湾、香港、澳门毗邻而处，往来方便，这种地缘关系是促成其经济自然结合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诸地同胞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沟通容易，能够相互认同，经济结合的社会及文化条件充分具备，此其一。广东、福建、东南沿海的“黄金海岸”以辽阔的中国地区为腹地，联结内地庞大资源与劳动力市场。台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华人对外经贸关系极为活络，联结世界庞大产品市场。两者互为依赖、发挥雄厚的潜力，步向经济的自然结合顺理成章，此其二。中国劳动力充沛且价格低廉，但资金不足，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素质低落；台湾、香港、澳门天然资源严重匮乏，劳动力不足，工资高昂，但资金却极为丰沛，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素质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无，互补不足，此其三。最后，利用台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强大的华人经济，将那里的资金、信息、管理技术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较高的科技市场水平和科技人才结合起来，将大大增强开发尖端科学技术和产品的实力，对中国科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港、澳、穗、深、珠五地正进一步作出协调和整合。在产业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企求面面俱到，发展“大而全”的协作系统。香港将进一步发挥综合型自由港口、国际金融中心、资询信息中心、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为中国与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交流协作的重要桥梁，全球华人、华裔与祖国沟通的重要媒介。
到21世纪初，港、澳、穗、深、珠5大城市群体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超级产业链”。在产业政策及结构上，5地也回应作出重构：华南经济开放圈中的香港辐射集聚效益是最大的，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对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将构成垂直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广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将在若干年后形成经济优势，造成香港、澳门对其依附性越来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未来5地的结合将遵循垂直合作为主，但从长远看以水平合作为主的模式，它是一种结构性上的互补。
如今，中国沿海地带早已和内陆各省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分工和协作关系。因此，如果把战略视角进一步投向21世纪20年代，在一个涵盖台、港、澳、亚洲华人和世界华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国“黄金海岸”各省市的大范围的基础上，再有10年时间至2020年，这一华人经济圈应可将上述业已发生的经济自然结合的庞大利益逐步扩散至中国北方及广袤的内陆地区，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统合和协作将可望在集约化程度上展开。
显然，华南经济圈的成功典范给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拓展与周边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参与新世纪条件下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分工，加强与该区域内各国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指向。
中国在迎接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挑战中，无疑正在效仿华南经济圈一体化的模式，把它和周边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当成一个发展架构来加以处理。可以想见，未来，中国沿海沿边将在原来区域整合基础上逐渐衍化出五大块跨国、跨世纪的产业协作系统，其基本框架是：
——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以中日韩为主体的国家构成的黄渤海经济协作圈，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具力量的经济区域之一。中、日、韩，也就是黄渤海圈3国，不仅地理位置邻近，而且作为相同的汉字和儒、佛教文化圈，文化上的接近性也很强，增进合作的条件非常好。再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3国具有有可能形成未来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同时，3国不仅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多少存在着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术和资本、韩国的生产技术、成功的产业化和结构调整经验，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将形成互补优势，当3国彼此进行合作的时候，其综合效应是非常巨大的。
在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里，第一层次的协作是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沿海地区、南北朝鲜的经济协作作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国际型经济协作圈和三角洲经济互补关系。政府考虑将一些三角洲地区建设成经济开放区，如辽宁的大连、营口，山东的烟台、威海和青岛。这些三角洲地区几乎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全部。开放区建成，即可成为国际合作重要的前沿阵地。
第二层次的产业协作是指上述第一层次的协作范围向北扩展，在中国、南北朝鲜与日本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主要以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带动中国、南北朝鲜和日本的产业协作。
第三层次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双方、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北亚产业协作。主要以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的资源、日本的资金相结合为主要条件，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协作，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
从发展前景看，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组成一个高科技为龙头，实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体系的区域协作结构。中国东北地区既可以承接从日本、韩国转移出来的相当部分的产业，又可向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转让某些技术，是东北亚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其主要战略目标将确定为：利用日本、韩国的先进技术和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把在东北的集团公司变成双向进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进日本和南朝鲜的先进技术，利用东北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返销日本、韩国，向俄罗斯、蒙古、朝鲜出口；另一方面，引进日本、南朝鲜的技术和进口俄罗斯原料，在东北地区加工，再向日本、南朝鲜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长（江）三角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第一层次的协作包括长江三角洲，即江苏、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长江流域地区与韩国、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国最大和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与江苏省相比，浙江具有更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将维持其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已将苏、浙、沪三省市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这个开放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了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总面积约27000平方公里，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最富裕地区之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面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技术力量比其它地区雄厚，最有条件扩大对外产业协作。因此，长江三角洲将利用自身外向型经济优势，首先与韩国和日本发展成多元化经济关系，吸收韩国和日本的资金、技术。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还将发展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
第二层次产业协作是将范围扩展到整个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中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的局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参与这二者之间产业合作，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提升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亚洲西南大陆桥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沿着传统西南丝绸之路和滇缅公路，勾通太平洋的北部湾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和印度洋的孟加拉国湾周边亚太国家（地区）的产业协作网络。它对于中国西南省（海南、贵州、四川、西藏）的内部发展，印支（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缅甸的内部发展，以及大陆桥两边地区的交流协作，都将起着重大推动作用。为发展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中国方面将首先由广西（琼）、云南（滇）、贵州（黔）等省区组成北部湾经济区，由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区组成大西南经济区，然后与周边中南半岛国家（地区）（即泰、老、缅、柬、越）建立湄公河流域发展系统的产业协作关系。中国的北部湾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同时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即泰、缅、寮、柬、越以及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印度东北等地区）进行产业协作，构成一个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圈，形成一个由北部湾的北越和广西的海岸向北延伸，从广西进入云南，通向缅甸，迄于孟加拉国国国国湾的交通网络，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促成亚洲最后一个未开发地区的现代进程。
为了推进西南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贸易，极需振兴南方丝绸之路，及早与有关国家或地区作出制度性安排，分阶段实行。所谓振兴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建立通向南亚、中东的陆上和空中通道，它包括建立以昆明为起点站，经过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地区，再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接的国际公路和铁路网。同时，开通至印度阿萨姆和加尔各答的航线。这一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缩短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洋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它进而获得了便捷的“海上丝路”通道，使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印度洋，又可以通向太平洋，穿过巴拿马运河，再进入大西洋。
——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开拓一条穿越中亚连接欧洲市场的交通要道对中国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70%以上都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大多也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一旦马六甲海峡在非常时期（如战争）因某些意外原因而被封锁，中国原油进口就将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阿富汗境内发现的一处巨型多金属聚合矿更增添了中亚对中国的吸引力。据美国军方的地理专家估计，这个富含铁、铜、锂和钴的多金属聚合矿潜在开发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美国军方认为，开发这个多金属聚合矿有望使深受战乱贫穷之苦的阿富汗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