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制度控制的稳定才能带来社会稳定。但由于在中国，社会改革缺乏经验，制度制定经常处于徘徊之中，形成制度控制的“怪圈”，表现出制度制定的非稳定性。另外，这种非稳定性还表现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标准的不统一。
同一种制度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约束作用，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制度控制的特征之一。这些现象表明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忽松忽紧、时轻时重、或冷或热。掌握尺度的不平衡损害了规则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大大降低了制度控制的效果，因为“大扫荡”过后的“游击队”照样活动猖獗。
中国目前法律条文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有的法律规范、条文过于原则化和概括化，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实施灵活性太大，难以掌握统一规则。有的法律则因缺少相应的惩罚规定而流于空泛，或者因惩罚太轻而形同虚设。另外，有的制度控制群体理论上很明确，但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做到。制度控制的这些似是而非、似禁非禁的模糊性特征，使一些人很容易打制度的“擦边球”，从而逃避制度的约束。
法律是制度控制的主体，是理性契约社会中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然而，目前中国有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什么是违法，什么是不违法。
制度必须作为一个系统才能存在，而且其系统内部的各项制度设置之间应该是互相支持的关系。但中国目前的制度体系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不高。具体表现在：
（1）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项制度的建立缺乏实行制度的预置和处理此制度后果的善后等配套设施。
（2）制度体系内部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家行政法规这三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部门与地方是两个不同的立法主体，但是由于二者的立法权限不明确、立法效力顺序不清晰，当二者对同一对象进行法律调整和控制时，必然出现“撞车”现象。而且有的部门或地方还制定出与中央政策精神不符、与国家行政法规相冲突的“土政策”，它们代表着部门与地方的微观利益和局部利益，即忽视了国家的宏观利益和整体利益。各行其法，令出多门，没有统一的制度协调也同样损害着制度控制的成效性。3、价值评判体系面临挑战。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来，旧有价值评判体系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这些矛盾与冲突表现在：
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所谓竞争事实上就是社会个体对其利益的追求；而旧有价值评判体系对社会个体利益是贬斥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个体不再是某一社会组织的人身依附物，而是作为自由劳动者独立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社会个体的价值和利益也不再由社会依据某种标准统一地确认和分配，而是由市场规律予以确定，因而具有动态、不稳定特征。个人的努力，亦即社会个体对自己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动力源，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源。
其次，旧有价值评判体系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与冲突，还表现在市场经济维持秩序的主要手段是法律，是一整套成文的、正式的市场规范；而计划经济维持秩序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指令与旧有价值评判体系。一切价值评判体系都是非成文、非正式的。旧有价值评判体系也不例外，它所包含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信仰、信念、良心、伦理、道德等等。这些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用来调节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曾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利益冲突并不直接表现为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利益的对立，而是社会个体之间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时甚至还十分激烈。旧有价值评判体系不仅对市场经济下的许多社会行为缺乏相应约束，即使有也是模糊的。更何况价值评判体系属于“软控制”范畴，它的非强制性不足以调节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最后，旧有价值评判体系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与冲突，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是一个全面开放、动态管理的社会；而与旧有价值评判体系相应的计划经济则是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管理的社会。市场经济提倡机会平等，鼓励社会个体在一定规范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计划经济侧重结果的平等，鼓励社会个体为社会整体利益做无条件的牺牲。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旧有价值评判体系，对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行为大都持否定的态度，因而现实的社会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旧有价值评判体系发生矛盾与冲突。
4、社会转型期的犯罪增长。美国犯罪学家刘易斯·谢利在她的《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对200年间反映犯罪状况及其变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会给过去和现在各方面都极不相同的国家带来共同的犯罪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注[美]刘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6年。）
随着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犯罪获利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上双轨的存在，使权钱交易成为可能，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经济犯罪分子。
（2）市场管理体系不健全，打击力度偏低，产生一大批制售伪劣产品，坑蒙拐骗的犯罪分子。
（3）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犯罪现象，像计算机犯罪，信用卡恶意透支，信用卡冒用，偷占他人移动电话频率，等等。
（4）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是与出入境管理的宽松分不开的，同时也导致走私贩毒的猖獗。
（5）中国在大力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国家一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涌入中国，色情、暴力的书刊与音像制品泛滥，卖淫嫖娼屡禁不止。
（6）以上种种犯罪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工具赋予了犯罪新的内容和新的手段。
不仅犯罪获利在增大，而且犯罪成本也在下降，即社会惩处趋零，良心惩处大大减弱，定罪概率大大下降。从犯罪成本角度看，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就是以法律惩处取代社会惩处地位的，推行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惩处趋近于零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5、西方文化示范效应。现代化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迟早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上的变化，但对外开放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异质思想、观念、思潮等则加剧了这一变化进程，造成中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造成社会成员价值观﹑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嬗变，原有社会联系纽带及控制机制的弱化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跨国公司经济援助﹑技术转让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文化示范，即西方的人权思想、西方的多党制、西方的私有制以及西方的意识形态等。随着中国现实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大力度的开放，出现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欧美文化大举“入侵”中国的现象。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就是在吃着美国的肯德鸡、麦当劳汉堡包，穿着美国的阿迪达斯，脚登美国的耐克鞋，然后一边吃美式苞米花，一边看美国大片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美国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示范效应在信息革命的当下，更是通过价格低廉的信息技术无疆而行，一无阻拦地直接渗透到国人，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的思想中。
西方文化示范在中国国民心态层面上往往能获得强烈而又直接的效应。作为一种观念﹑一种行为习惯﹑一种思维方式，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交往﹑视听传播手段轻而易举获得，并在极短时间内出现模仿热潮。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在西方文化示范不间断地“进攻”之下，社会成员行为选择出现了自中国解放以来最大一次的“异端潮”，例如，“追星潮”、“日流”、“韩潮”作为从国外新进的舶来品，近些年在中国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风潮，这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是决不可小视的。
又例如，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国人纷纷起而仿效，后者的欲望和要求甚至连今天的西方人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完全超越了中国分阶段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更脱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高消费满足只能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中实施，但高消费欲望和心理却在社会中迅速膨胀蔓延开来。当人们无法实现这种欲望时，他们便埋怨，愤懑，吃肉骂娘。这种社会现象如不加以正确疏导和教育，有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情绪。
西方文化示范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参与要求，以实现其影响政治进程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与中国政府对民主形式调整﹑发展稳健性要求发生矛盾，从而会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不民主”的错误意念。如意志表达管道不畅通，或者对这一矛盾引导处置不当，就会加剧群众的不满情绪，成为局势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6、社会支持系统的尴尬。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明显地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1）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和地域间人口迁移率的上升，传统的家庭结构开始解体，核心家庭日益取代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成为现代中国主要家庭类型。与此相一致的是家庭原有的赡养功能和抚育功能趋于弱化。一方面单纯老年家庭增多，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寄托都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城市双职工家庭子女的校外教育和初级社会化过程也出现了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这一问题也推及到广大农村。每年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从而使农村子女（通常都是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和赡养人）远离父母，进一步把支持老人的责任推向社会。
（2）中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采取的是一种低工资高就业的模式。但随着劳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大量城乡劳动大军过剩，而新增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加剧了劳动力的失业现象。高失业率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了更多的饥饿、贫困和犯罪，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经济、心理、技术和政治的冲击。
（3）工业化的发展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生产结构的更新升级必然形成劳动力素质更高的要求，因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将出现大批的结构性失业。
（4）与越来越庞大的城市职工下岗队伍相比，中国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尚不健全。大批职工被推向社会，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允许和支持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各自的长处，调动人们创造财富、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国家给予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政策比内地、西部地区宽松得多。地区间的差别越拉越大，已经影响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巩固，最终可能危及国家的稳定。在“部分先富”政策实施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不同收入的贫困与富裕阶层。
总之，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中国在经济起飞、社会变革阶段上，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治多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由此导致了社会空前急剧变化和剧烈动荡；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巨大压力和在狭小空间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危机和挑战。但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必须在长期稳定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的前提条件。
中国崛起的国际制衡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保障系数明显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状况可以高枕无忧。相反，各种复杂交织的因素不仅使大国间的关系重新调整，也使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这当中，有冷战体制的存留，有传统民族、宗教、地缘的旧账，更多的则是国际经济利益瓜分和新格局构建的“无规则互动”。在未来至少10年左右，很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中国在国际上会面临更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与舆论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由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及其安全利益在扩展，许多新的国家安全问题正在出现。从长远国家安全利益角度看，中国的保障系数并不算高，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周边地区冲突的威胁并没完全消除，分裂势力活动的隐患正在显现，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1世纪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施需要进一步从它现今乃至未来所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来加以分析。
1、中国崛起的大国摩擦。第一层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摩擦将日渐错综复杂。中国的国际的经济摩擦不是一般的摩擦，而必然是“大国摩擦”。摩擦的深度势必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事实上，经济摩擦只是文明的“器物”层面的碰撞，是整个摩擦冰山上的一角。真正的摩擦将从器物层面深入到文明的制度层面以及观念层面。所以，在享廷顿这样的西方政治学家眼里，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只是经济摩擦，而是直言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冲突。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人们会感觉到越来越需要认真分析中国国际经济摩擦的特点。为此，可以借鉴历史与国别的案例。譬如说，日本的案例。日本也曾有过20余年的长久的发展的平和时期，但一旦成长至“大国”的经济规模，即遭遇与美国的强烈摩擦，最后以汇率的被迫升值而中止做大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将不同于欧盟与美国，日本与美国的那种摩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欧盟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在大国兴起时还有着“冷战”的有利背景。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都使得这种摩擦带有全方位的东西方的摩擦。如果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从价值观到行为上都已经充分欧美化了话，那多半是对形势的误判。与日本、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一样，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而且一直在阻止这种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全面取代。百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出现象今天这样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去面对政治、文化和经济等诸多事情的自信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