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天窗在中国的传统中，奸臣贼子是万民痛恨、千夫所指的对象，在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中专门有记录此类人物的《奸臣传》、《贰臣传》。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奸臣中，王莽和曹操恐怕是名气最大的两位。中国历史上不乏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大奸大恶之徒，但为什么他们两位有这么大的“名气”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人都把持了朝政，篡了皇帝的权。《二十四史》中的绝大多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都是“帝王的家谱”，对于皇帝来说，忠臣也好，奸臣也好，都只不过是自己家的奴仆罢了。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家奴的坏远远比不上把主子拉下马，夺取了主子家产的“恶仆”，后者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所以王莽、曹操也就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钉在了“耻辱柱”上，对后世的其他家奴以儆效尤。至今在京剧中，王莽、曹操仍是代表反派的“大白脸”。
今天我们看待历史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不会再以一家一姓的得失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曹操被史学家翻案，恢复了他政治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文艺作品中也以正面的英雄形象出现，渐渐被大众所接受。但是，王莽却没有曹操的幸运，仍然被钉在“耻辱柱”上，以奸诈、虚伪的面目定格在人们心目中。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几句诗，便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王莽形象的最好写照。
在王莽建立“新”朝，作皇帝的十多年里，的确没有把国家治理好，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失败的统治者，但是，王莽是否真的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虚伪”、“阴谋”呢？
王莽，字巨君，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王莽的祖先原来是被秦国所灭的齐国王氏子弟，到了汉武帝时，家族中有个叫王贺的进宫做了绣衣御史，这本是一个小官吏，但这使王氏有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王贺的儿子是王禁，王禁的妻妾共给他生了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的女儿王政君后来做了汉元帝的皇后。在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死，儿子刘骜即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尊生母王皇后为皇太后。此后，王氏家族开始显赫朝野。国舅王凤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并领尚书事，为当朝第一权臣，他的其他兄弟，也就是王莽的伯伯叔叔都封了侯。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之一。
但王莽却属于王氏家族中较为寒酸的一支。他的父亲王曼因为早亡，没能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从小就谦逊有礼，而且节俭勤奋，拜名士为师，虚心学习，苦读经书。回到家里，也是很恭敬地孝顺母亲和寡居的嫂子，负责教育已亡兄长的孩子。他还广交朋友，对待掌握朝政大权的叔叔伯伯们，他更是恭敬有加。
汉成帝阳朔三年，即公元前23年，王莽的伯父、独掌朝政的王凤生病休养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基本上没有离开，还自己亲口尝药，以免烫着伯父，前后几个月没有解开衣带好好休息，其孝道超过了伯父的儿子们，这使王凤极其感动，王凤的临死时请求皇太后和成帝委任王莽官职，太后和成帝都答应了。不久，王莽就做上了黄门郎，虽然官品很低，但这是皇帝身边的官职，升迁的机会很多也很快。果然，没多少时间成帝便升王莽做了射声校尉，俸禄二千石，相当于地方的郡守，官职已经很高了。这时王莽仅仅24岁。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请求成帝将自己的户邑分封给王莽。同时，很多的名士也联名上书，赞誉王莽的人品和才德。汉成帝便顺水推舟，封王莽为新都侯，食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其中的骑都尉表示武官，而加上光禄大夫便可以参与朝政大事了，至于侍中更加重了他的权势，因为侍中可以侍奉皇帝身边。
三十来岁的王莽已是掌握大权的重臣了，但王莽并没有显露出一点骄横之气。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马匹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外戚王氏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给了王莽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当时，王太后的外甥、王莽的表兄淳于长深得汉成帝的欢心。是淳于长极力说服了太后，将成帝宠爱的妃子赵飞燕立为皇后，这使汉成帝对淳于长感激不尽。很快便封他做了关内侯，然后又封定陵侯，大加信用，名列九卿之首，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大权在握的淳于长骄横过度，还和被废的许皇后的寡居姐姐许嬷私通，后来又纳为妾。淳于长为了讨被废许后的欢心，向成帝说情，使成帝又将许后升为婕妤。但淳于长胆大包天，对许后也敢调戏，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这事被王莽举报，使淳于长丧失了所有的要职，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
不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叔叔王根推荐王莽代替自己摄政。在公元前8年，王莽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三十八岁。
高升后的王莽依然是那么谦逊有礼，他找来贤德的人做官，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钱都拿来分给大家，而他自己却极其节俭。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中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仅是清茶一杯而已。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公元前7年，成帝驾崩。成帝无子，汉成帝的侄子定陶王刘欣继位，为汉哀帝。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傅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被革职。王太后为了稳定朝政，让王莽辞去官职。王莽在京城闲住两年后，被汉哀帝赶回了南阳自己的封地。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然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董贤一家，也是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中国古代诗文中用以指代男色、同性恋的“断袖之癖”的典故就是出自这个故事。
与哀帝的荒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莽的高风亮节。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王莽一直闭门不出，对地方官极其恭敬，丝毫没有侯爷的架子。他拜孔子后人、儒学名家孔休为师，极尽学生之下礼。甚至和一众青年学生一起到孔休学府上课。在课堂里，王莽毫无大司马的架子，和学生们谈笑风生。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其自杀。王莽的风度、德行得到了士人与官僚们的一致承认。三年间，朝廷上下的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
恰好在元寿元年又发生了日食，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惩罚的征兆，说明皇帝政事有错误的地方。这又成了为王莽说情的大臣们借题发挥的好借口。汉哀帝只好下诏将王莽召回京城。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令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哀帝的丧事。这在当时是得民心、顺民意之举，得到所有正义之士的赞扬。随后王莽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至此，王莽终于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权力中心。
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一再辞谢之后，最终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不仅如此，王莽也照顾到了百姓的利益，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对孤寡老人遍济周恤。这些措施得到了天下官吏、百姓的一致拥护。
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王莽一面派官吏了解民情，筹措救灾，一面奏请太皇太后，宜裁减用度，为万民作出榜样。王莽自己不食荤腥，以示与百姓同甘共苦。王莽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王莽根据史书记载的西周的制度，在长安设立明堂、灵台，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贤德名士，设官考验，贤者为师，陋者为徒。此举又赢得了天下士人的人心。
几年间，上书奏请加封安汉公的有近五十万人。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
当年底，十四岁的平帝死了，王莽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丹红大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在王莽作了“假皇帝”后不久，刘氏宗室中就有人起兵反抗，还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但这些反抗并没有造成多大声势，很快就被平息了。
反叛平息后，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再妨碍王莽了。王莽为自己登基制造的舆论攻势日渐高涨，各种符令祥瑞纷至沓来。最终将王莽心思挑明的祥瑞出现在长安。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揣摩了王莽的意图，要趁机为自己找到进身之门。他悄悄制作了一个铜匣子，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匣子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扮作方士，将匣子交给高祖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王莽终于当上了皇帝，将国号改为“新”。在登基之后，他依照《周礼》等古书的记载，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托古改制”。
王莽首先改革了官制，将传说的上古官制拿来和汉朝官制结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中央设置了四辅、四将、三公、九卿和六监。地方上则将全国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州设州牧，郡的长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为卒正、连率和大尹。县则设县宰。
关于土地改革，王莽参照了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同时禁止土地的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的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一百亩的标准分配。违背法令的人将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流放后还要服劳役，以后也不准再返回家乡。
王莽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的减少，还颁布了“私属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也是流放。
王莽此后还颁布了“五均”、“赊贷”以及“六管”。所谓的“五均”，就是由国家来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而“赊贷”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但利息相对要少一些，工商贷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丧葬和祭祀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三个月。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这一共是五项，加上国家负责的“五均”、“赊贷”，就称为“六管”。
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各地农民又纷纷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后来形成了绿林、赤眉两支最大的农民起义军。
公元23年，即新朝地皇四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新朝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法组织起像样攻势，王莽的新朝从此大势已去。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机时刻，王莽仍旧相信天命，他居然率领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退入渐台，被义军围攻，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
王莽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对于王莽，历来人们对他指责最多的是三点：一，篡汉自立；二，虚伪奸诈；三，托古改制。
先说篡汉，其实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了，王莽该不该篡汉，王莽的新朝和刘氏的汉朝究竟谁是正统，今天来看并没有多大意义。当年刘家王朝的祖先刘邦也不过是一个混迹市井的无赖而已，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他可以这样想，并带兵取了天下，就不能不让别人这样想，也从他们刘家的手中取得天下。
况且，与刘氏皇帝、王族的人相比，王莽除了不姓刘之外，从素质、道德水准来看，都不比他们差，甚至要高于他们。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宦官与外戚交替控制朝政，排斥异己，打击清议。汉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所作所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在西汉末年的几任皇帝时，天下流亡的百姓数以百万计。遇到天灾，农民们更加困苦不堪，流离失所。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只得卖身为奴，和牛马一起在市场上供人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却连肚子都喂不饱，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换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王莽在登基前执掌了多年的朝政，他的许多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但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已经极度恶化。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说王莽取代汉朝的刘氏皇帝就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或许从某种角度说，王莽的出现还为积怨已久的社会带来了一线希望。
如果不是王莽在登基后政策不当、施政错误的话，王莽也许会以一个圣人的面貌出现在历史上。
其次是王莽的虚伪奸诈。关于这一点，史书上有很详细的记录。
公认的王莽的虚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夺取刘氏天下之前，王莽一直以道德完善的完美形象著称，他时时以忠孝来要求、标榜自己，但到头来却违反了那个时代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篡夺皇位。以封建道德伦理衡量，他犯了最大的恶，所以他以前的种种表现都被人看作是小“善”，是伪善。
果真只有这样一种解释吗？
王莽未发迹时，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居的嫂子，抚养年幼的侄儿；在堂兄弟们依仗权势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时候，他能够做到洁身自好，对人谦恭有礼，拜名士为师，苦读经书。这些，王莽的的确确地做到了，而且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种社会，都可以作为普通人的道德典范，王莽完全可以称得上一般意义上的“好人”。
随后王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先是做大司马，后来更是独掌朝政。这时的王莽并没有降低对自己的要求，看不出他有什么“狐狸尾巴”露出，依旧是那么的克己自律、礼贤下士。更为难得的是，在那样一个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贵族疯狂敛财的社会里，王莽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清廉，而且把自己的财产、土地和获得的赏赐拿出来分给下属和贫民，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有一次，甚至他自己的俸禄都用于救济灾民。在他的带动下，不仅其他官员纷纷效仿，就连太皇太后也自减封邑，以救助灾民。王莽自己仍旧保持着清苦的生活，夫人穿着像仆人，待客只是清茶一杯。这样的官员，尤其是这样的权倾天下的高官，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可以算作“清官”，甚至是少有的清官。
中国古代一直是等级社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儒家的一句口号而已。但王莽做到了。在一名县令的亲族都可以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时候，像王莽儿子这样皇亲国戚的子弟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而王莽竟逼他自杀。这样的事情，翻开历朝历代的史书，又能找得出多少呢？
王莽的这些所作所为，就是在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都可以用来作为官员乃至普通人的道德楷模了，更何况是西汉末年那样一个黑暗腐败、道德沦丧的年代。你可以说王莽这样做有他的个人目的，但如果中国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丈夫当如是也”、“剪径成事”的“龙兴之祖”都能像王莽这样来实现个人目的的话，中国的历史将不会这样血迹斑斑。
史书中对王莽的虚伪指责，更主要是说他弄虚作假地制造了许多“祥瑞”，为自己当皇帝大造舆论。例如，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遣人进献白雉一只。据说是王莽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西周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进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类似的事情在王莽执政期间屡屡出现，诸如远在三千里外南海中的黄支国献独角犀牛，越国江中出现黄龙，羌族所在地不种地而禾苗自生，苗岭山寨不养蚕而蚕茧自成之类的事情为数不少。到了他最后夺取皇位的前夕，类似的祥瑞、异兆更是层出不穷。这中间自然会有王莽的授意，也会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导致的手下人的揣摩、逢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王莽为自己的登基所造的舆论攻势，是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手段。但如果我们不把王莽代汉看作是不可饶恕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取代的方式有它的可取之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十有八九要通过战争来较量谁的拳头更硬，王朝更迭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化财富的损失。与之相比，王莽这种和平夺权的方式，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战乱，没有给人民造成太大的伤害。套一句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制度成本”被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
王莽最致命的缺陷是他的新王朝寿命太短，如果能够再延续几代的话，那么发生在王莽身上的这些“祥瑞”就不会被人看成狡诈、虚伪的阴谋了，就会像刘邦的白蛇、李世民的青龙一样当作“真龙天子”的天生异秉被史官们恭恭敬敬地记入《帝王本纪》里。
王莽失败并不在于他要作皇帝，这个目标他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他夺取政权的过程并不比历史上其他的开国君王差，甚至从方式、步骤、策略、人心乃至社会稳定程度等各方面来看还要胜出他们一筹。王莽的失败在于他不懂得如何作皇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托古改制”。许多史家认为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为了篡权，“古”只是他的一个舆论策略而已。但我们仔细考查，就可以发现他真正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制是在作了皇帝之后，如果这只是他夺取权力的手段的话，此时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可不必再为此兴师动众。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所以，王莽并不是为了篡权而“托古”，而是从内心真正认同儒家经典所描述的上古的“天下大同”，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遵照古人办法去做，就会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天下的和平富庶。
我们先来看看他“托古改制”的核心，王田制。
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基本要点有三：一、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禁止自由买卖；二、男丁不满八口而田过九百亩的，退出超额部分；三、无田的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授田。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源头所在。王莽对土地兼并的关注，可以说抓住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关键，但他却采用了错误的解决方式。王莽的设想不错，可是他没有看到时代不同了，这个脱窠于商周井田制的王田制，在实践中是那么举步维艰，最终还是趋于失败。
它有三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王田制是与豪族地主等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因为它规定“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把多余的土地献出来，这本来就有空子可钻，“口不盈八”，八个人也是它，一个人也是它。家中男丁不满八个的地主可以通过分家析产的办法，使每个男丁保住九百亩土地；而男丁超过八口的地主就更不用愁了。他过了八了，不受限制。
第二，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规定是无法实现的。根据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推算，西汉末年、新朝初年时的全国土地，按户平均分配的话，则每户只能摊到六十八亩，这还不算地主们用种种办法比如分家析产留下的“政策允许”部分，也没考虑到地区差别。一夫一妇一百亩，想得倒是挺好，可地呢？地有那么多吗？还有，政策中没说佃户和奴婢参加不参加分田，如果奴婢也参加分田，拥有奴婢的地主官僚贵族无形中又增加了份额，如果不参加，地主就得以自己份内的土地去养活奴婢，肯定不乐意。还有佃户，如果参加分田，他们雇主的地就会无人耕种，只能抛荒，如果不参加，一夫一妇一百亩的规定不又成了一纸空文？更何况，重新授田实施起来的难度很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延续了将近五百年，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异常复杂，不同所有者的土地犬牙交错，根本没有办法划分成方方正正的井字块儿。
第三，土地不准买卖的规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买卖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与生俱来的土地兼并主要手段，单凭一纸行政命令很难改变和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一方面是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他们占有土地的欲壑几乎是永远也填不平的，他们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权大量购进有时甚至是强行购进肥田美地，在王田政策公布后，他们又会尽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应交出去的田地卖出，使其转化为金钱。不让买卖怎么行？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小自耕农，荒年恶岁时他们要出卖土地以交纳租赋和抵偿债务，经济情况上升时他们又要买进土地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不让买卖又怎么行？实际上，不准买卖土地的法令几乎遇到了当时社会所有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极远的穷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王莽当时是从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出发，推行王田制的，原以为这会使土地兼并的现象有所好转，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会耕者有其田，出现其乐融融的理想局面。但王田制实行的结果，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回宅，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项新政，最终违背了王莽善良的愿望，反倒为他的灭亡奠定了基础。
至于王莽的奴婢政策，同王田制一样，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王莽实行限奴政策的目的，是阻止劳动者主要是农民的进一步奴婢化，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不足，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王莽并不是彻底地解放奴隶，而只是冻结现状，承认剥削奴婢的合法性，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奴隶制的残余。这个问题应当和王田制联系起来看。既然土地兼并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阻止农民与土地的脱离，无法阻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无法阻止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沦为奴婢。由于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富商大贾像兼并土地一样热衷于对奴婢的占有，而王田奴婢的法令公布之后，又必然使奴婢所有者要求调整自己所拥有的奴婢数量，多了的得卖，不够的还得买。奴婢买卖反而比平时更加兴旺。明着不敢买卖，黑市交易却必然补充上去。奴婢所有者因这个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固然要归怨王莽，而奴婢本来也会因境遇并未得到丝毫改善而不怀好感。还有一条更要命的，王莽的限奴，只局限于私奴婢，对于官奴婢是不加限制的。王莽制定了许多严律峻法，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因触犯王田奴婢之法以及五均、六管、铸钱等法令而被罚作官奴，他们被押解着，成群结队蹒跚于道。实际上，王莽不仅没有取消奴隶制残余，反而在不断地扩大着奴隶的队伍。这恐怕是王莽在颁布限奴政策时始料所不及的吧！
王莽改制中的一些做法让后世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例如，为了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再比如，为了显示自己的“天朝上邦”，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是蛮夷小国，他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认为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王莽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匈奴的单于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发兵南下。王莽也四处征兵应敌，结果匆忙中召集的各地士兵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行。北面没有安定，内部却开始混乱起来。
如果王莽不是真心实意地向往儒家经典中描绘的美好场景的话，他的这些举动就让人无法理解，因为，任何一位精明、现实的统治者都不会去无事生非地为自己找这样的麻烦。
所以，与其说王莽是一位阴险、奸诈的阴谋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泥古不化、教条死板的书呆子。王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和精明，他真心实意地相信那些古书所说。他按照儒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以此为自己挣得了天下人的拥戴，得到了攫取最高权力的资本。他也因此一厢情愿地认为古礼对百姓也会像对他那样有效。他按图索骥地遵照书本上的记载施政，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王莽虽然饱读诗书，却没有看到书中同样说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虽然信奉古时圣贤的教诲，却忘了古人早就说过“世移时移，变法亦宜”。所以他的改革措施注定了要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善良的愿望却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一般为百姓痛恨的昏君。
王莽的一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当他做出登上皇位的选择时，他已经背离了他最初对自己“完人”的期许，在当时的伦理环境里，他最终的选择已经变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道德追求的颠覆。但王莽的悲剧还不仅如此，他的悲剧更在于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确是“受命于天”，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给天下百姓重新营造出一个“上古盛世”来，执政的失败从根本上否定了他自己的一生，他所有的真诚、善良都被世人当作了虚伪、奸诈的佐证。
王莽的悲剧不在于“篡”，而在于“呆”。
失荆州，谁之过？
在流传的这些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丢失荆州，败走麦城这件事了，一代名将也因此落得个身首异处、含恨九泉。后人在评价这件事上，大体都认为关羽“刚而自矜”，盲目骄傲自大，对孙权、吕蒙的阴谋严重估计不足，属于“大意失荆州”，似乎败走麦城就是因为关羽自身的性格所致，属于咎由自取，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吗？是不是还有谁应该为这场战争中关羽的惨痛失败担负一些严重的责任呢？
失荆州，谁之过？
中国历史的天窗关羽是三国时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名将，他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华容道、单刀会、水淹七军、败走麦城等频繁出现在各种小说、戏曲之中，流传至今，脍炙人口。他本人也由于“忠义”双全而倍受历代君王推崇，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在流传的这些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丢失荆州，败走麦城这件事了，一代名将也因此落得个身首异处、含恨九泉。后人在评价这件事上，大体都认为关羽“刚而自矜”，盲目骄傲自大，对孙权、吕蒙的阴谋严重估计不足，属于“大意失荆州”，似乎败走麦城就是因为关羽自身的性格所致，属于咎由自取，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吗？是不是还有谁应该为这场战争中关羽的惨痛失败担负一些严重的责任呢？
关羽镇守荆州起自公元214年，当时正是刘备攻取益州的关键时刻，而随同刘备入川的军师中郎将庞统却在进攻雒县时阵亡，因此刘备攻克蜀地的计划受阻，不得已抽调防守荆州的诸葛亮率部队入川增援。诸葛亮在接到刘备命令后，亲自与张飞、赵云一起率兵自水、陆两路驰援刘备，临行前，把镇守荆州的重任托付给了关羽。
荆州的得失对刘备集团事关重大，关羽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对东吴和曹操的防守非常严密，一直没有疏忽过。东吴和曹操也都知道关羽威武不好对付，不敢妄加侵扰。应该说，在攻取樊城之前，关羽对防守荆州的任务完成的都还比较成功，也是当时刘备手下除诸葛亮以外防守荆州的最佳人选。
公元219年5月，刘备率蜀军在定军山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随后又在汉水附近大败赶来增援的曹操，成功夺取了汉中地区，巩固了蜀地。7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随后关羽以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防备孙权，自率主力北上，向襄阳、樊城一线进攻。
关羽发动对樊城的进攻的时机应该还是有些道理的，当时蜀军连败曹军，攻克汉中、上庸，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此时对樊城曹仁发动进攻胜算较大，而且关羽对孙权并没有掉以轻心，留重兵于江陵一线，监视孙权，这样一旦有变，关羽可以自率主力回保荆州。
战争初期的走向也正如关羽所预料，负责守卫襄樊的曹仁根本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关羽包围在樊城。曹操在得到曹仁的告急文书后，派遣左将军于禁率3万多人马，以庞德为先锋，赶往樊城增援。
8月，关羽在于禁抵达樊城后，改变了对樊城的围攻方案，引主力接战于禁所部。结果出乎关羽预料，天公作美，连降暴雨，汉水大涨，连平地都积水数丈，这样于禁所扎的七座营寨全部被水淹没，由于曹军不习水战，也未曾准备大量船只，于禁只能率部向高处躲避。而关羽则牢牢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率荆州水军对曹军发动了攻击，结果大败敌人，斩杀了庞德，迫降了于禁，俘虏了曹军3万人，就此全歼了曹操对樊城的增援部队。
关羽在取得这场重要胜利后，把俘虏的曹军降兵全部运往江陵，随后率主力再度包围了樊城，并派部把曹仁的部将吕常也包围在襄阳。守卫樊城的曹仁被关羽军威所震，一度被吓的想逃回许都，幸亏他的谋士满宠极力相劝，才使曹仁坚定了守城的决心。
在关羽围攻樊城的同时，曹操治下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相继投降了关羽，10月，离许都不远的陆浑县孙狼率众反曹，杀死了县令，也依附于关羽，这下搞的许都以南士民震动，认为关羽不日就可攻克许都。曹操自己也对此非常担心，就和文武商量，想把都城迁走，以躲避关羽的锋芒，结果遭到司马懿、蒋济等的坚决反对。司马懿说：“于禁的七军被水所淹，这不是作战的失误，对于国家的威严，不足以构成损害。刘备、孙权虽外表亲近，但暗中却互相戒备，关羽取胜，孙权必深为忌恨，可乘机派人劝说孙权，以割让长江以南为条件，让他暗中图谋关羽的后方，那样，樊城的包围，自然可以不战而解了。”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打消了迁都的念头，随后派人给孙权下书，让他偷袭关羽的江陵，同时命令大将徐晃再度统领人马救援樊城的曹仁。
在接到曹操书信后，孙权和担任大督都的吕蒙也认为这是攻取荆州的好时机。吕蒙和当年的督都鲁肃不同，属于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一类。当初鲁肃在，总是劝孙权说，从孙刘两家的大计看，共同的敌人曹操尚在，不能跟关羽闹僵。边境上有点小磨擦，也比较迁就关羽，不大计较。但在鲁肃死后，接替他的吕蒙不这样认为，主张谋算关羽，夺取荆州。吕蒙认为，关羽素来骁勇，有兼并江东之心，而且关羽据守在东吴上游，不能让他的势力长久存在。于是孙权听从吕蒙的建议，答应了曹操，准备从后方偷袭关羽。
就在吕蒙开始着手准备偷袭江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关羽在江陵地区留下的守备部队很多，这使吕蒙很吃惊，也意识到关羽虽然北取樊城，但对江东的戒备并没有放松。于是吕蒙决定暂缓进攻江陵，他向孙权献计说：“大家都知道我常常生病，那么就让我带一部分部队回建业假装养病，关羽担心的是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撤走留守部队，全部调去围攻襄阳。这样我主力再从水上进发，昼夜兼程，突然袭击其后方，便可一举夺取南郡，而关羽也就可以被活捉了。”孙权听后认为吕蒙的意见很对，就同意了吕蒙的计划。
随后，吕蒙假装称病回到了建业，推荐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心计的年轻书生陆逊接替他的职务。陆逊上任到陆口，马上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说自己才疏学浅，担当此任实在是勉为其难，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关羽对名不见经传的陆逊的确有些轻视，加上自己对樊城的围攻也的确缺少人马，所以就从江陵撤了一部分防守兵力去围攻樊城，但留守部队仍有相当实力，同时沿江构筑烽火台做为警戒。
史载关羽俘获于禁的3万人马，被放置在江陵，但由于人数众多，军粮短缺，就动用了江东存在湘关的粮食，这使孙权勃然大怒，找到了进兵的借口，便命令吕蒙为大督都，率部打头阵，孙皎为后援，开始袭击关羽的后方。
吕蒙率军到了寻阳这个接近荆州的地方，为了隐蔽，把精兵埋伏于船中，招募一些百姓摇橹，令将士化妆成商人，昼夜兼程前进，到关羽防区的江边靠岸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巡防的警戒人员全部抓了起来，这样，就在关羽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吕蒙的江东军马就杀到了江陵。
守卫江陵地区的太守糜芳，将军傅士仁，一向都怨恨关羽轻视自己。所以，当关羽命他们留守南郡，负责供应前方军粮物资的时候，他们经常不积极配合，对此，关羽曾对身边的人表示，等回军以后再整治他们。这个消息传到糜芳、傅士仁两人耳中后，他们都心存恐惧。吕蒙于是便乘机派虞翻写信游说傅士仁，在接到信后，傅士仁就率领公安的人马投降了吕蒙。随后吕蒙就和傅士仁一起杀向江陵，糜芳在城中看到老朋友傅士仁已经投降了江东，便也开城投降，这样，城池坚固的长江要塞江陵城就兵不血刃的落入孙权的手中。
吕蒙进入江陵城，从监狱中放出了被关押的于禁，对关羽和蜀军将士的家属，都统统做了抚慰安置，同时严令士卒不得侵扰吏民，索取财物。这些措施使江陵城内归降的蜀军吏民情绪都还比较稳定。
关羽在得知江陵被攻破后，立即由樊城率军向南方回撤，此时，被围在城中郁闷很久的曹仁想随后追杀关羽，不过，曹操紧急派使者劝阻了他，曹操表示，要留下关羽，以便牵制东吴孙权的力量。
关羽得以从樊城顺利撤回南方，在退兵途中，他多次派人前去质问吕蒙，为什么背信弃义，破坏孙刘联盟，吕蒙总是好好款待这些使者，并把他们带到江陵蜀军家属的家中慰问，并让使者把这些家庭的信件捎给军中的亲人。于是这些使者在返回关羽军中后，私下把城中的见闻向朋友互相转告，一来二去，关羽军中的士卒都知道家中平安无事，待遇甚至比原来还好，于是就军心涣散，纷纷逃亡。这样，很快，关羽回撤部队的斗志就已经基本瓦解了。
关羽南归受阻，部众又纷纷逃散，入川的道路又被孙权派兵堵死，不得已只能就地防守东吴前来进攻的部队，而此时，孙权又招降了关羽的部下潘浚，并让他率5000人马平定了武陵，随后，东吴陆逊指挥军马，水陆并进，接连平定了宜都、枝江，夷道、秭归等地，彻底堵住了川中蜀军对荆州关羽支援的道路。周泰、韩当等又攻取了房陵、南乡，当地的太守邓辅、郭睦都投降了东吴。
11月，仍率军抵抗的关羽自知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向西北方向撤退，防守麦城，而东吴的部队则紧追不舍，又包围了麦城。此时，孙权派人来劝降关羽。关羽于是就假装投降，但偷偷的在城上多树旗帜，放置假人，然后暗中率军逃走，但士卒沿路溃散，关羽身边只剩下十多个骑兵卫士和关平等人逃到了章乡，此时东吴将领朱然、潘璋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12月，潘璋的司马马忠在章乡一带埋伏，捕获了关羽和他儿子关平。孙权在俘虏了关羽父子后，想把他们献给曹操，但是周围的人劝告他说：“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于是孙权就杀害了关羽父子，为了转嫁祸患，还把关羽的人头献给了曹操，意思是给刘备看，袭杀关羽，这事是曹操唆使我干的。曹操当然不上此当，在关羽的人头送到后，他以诸侯之礼厚葬了关羽的首级。
关羽的全军覆没和荆州地区的丢失使刘备集团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也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上为刘备提出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的战略规划完全落空。但是把荆州的丢失和整场战役的失败的责任全加在关羽身上，也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大意失荆州”的提法，从战役的进程来看，则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从战役发起的时间上看，关羽还是很有心计的，选择7月进攻樊城，一方面是由于蜀军在定军山和汉中地区接连取得胜利，连败曹军名将以及曹操本人，而且刘备还刚刚自封汉中王，西蜀阵营军民欢庆，士气高涨；另一方面，7月正是荆州地区多雨的时候，河水的涨升对久习战阵的荆州水军有利。
在战役的初期，关羽的战术指挥也十分正确，在于禁援兵赶到的情况下，他果断暂时放弃对樊城的围攻，先对援军发动了阻击，加上天降暴雨，一战全歼了于禁的数万人马并迫降了于禁。于禁跟随曹操多年，是曹操的心腹爱将，他所指挥的青州军也是曹军主力之一，能征惯战。他的全军覆没，对关羽所部以及成都地区的刘备集团都是重大鼓舞。而且此时关羽军威大震，襄阳、樊城的曹仁被困，许都以南多有归附，连曹操都准备迁都躲避，应该说这是孙刘两家北上进取中原的重大战机，假使刘备、诸葛亮能够抓住这种有利局面，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率军兵出汉中，进取长安，则隆中对所提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些完全都可以实现。再或孙权集团不是目光那么短浅，引兵进取合肥，则曹操必定顾此失彼，到那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完全可能打破，曹军战略优势的局面也大半就此改写。
不过孙权集团计不至此，背信弃义，背后动刀子，在消灭关羽夺取荆州的同时把自己也几乎逼入绝境。以刘备的为人，和他亲如手足的关羽被东吴杀害，他必定会兴师问罪，在这一点上根本就是毋庸置疑的，当时还有许多人包括诸葛亮都劝阻刘备伐吴，其实根本就是徒劳的。试想一下，弃荣华富贵如敝履，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关云长都要追随刘备，现在关羽死了，让刘备像个没事人似的，对杀人者连仇都不报，还继续联合共对曹操，这可能吗？要真的那样，他刘皇叔有何面目见二弟于九泉之下，又有何面目面对世人？
既然刘备要发动战争为关羽报仇是肯定的了，那如果在夷陵之战的时候，曹操还在，或者曹丕听从刘烨的意见，出兵南取荆襄，孙权又何以对敌，怕是早就在刘备和曹丕的夹攻下一命呜呼了，又何谈保卫荆州。所以吕蒙尽管战术指挥很正确，偷袭荆州打的也很漂亮，但从战略角度上看，破坏孙刘联盟，致使双方刀兵相见，根本就是得不偿失。后来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孙权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也利用曹丕想“坐山观虎斗”的想法躲过两面夹攻这一劫，但孙刘两家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能力北进中原，消灭曹魏了。
荆州之战，一般认为直接的导火索是关羽动用了东吴存于湘关的粮食，其实这不过是孙权的借口罢了，孙权宣称对关羽作战全因于此，被史官所记，就流传至今。现在推想一下，既然偷袭荆州是孙权、吕蒙的既定方针，难道说关羽不取粮食，孙权就不进兵了？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如何，只要荆州没有合适的人驻守，孙权、吕蒙都会把偷袭进行到底的。况且窃取军粮这事是不是关羽干的还两可，当时关羽远在樊城一带围攻曹仁，而于禁3万降卒全在江陵，而湘关远在零陵一带，究竟是确有其事，或者是江陵太守糜芳所为，现在无从考证，但根据地域以及当时关羽始终对东吴的防范来看，关羽亲自命令去取湘关的粮食的可能性并不大。
荆州的丢失，后世多认为是关羽“大意”所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羽轻视接替吕蒙职务的陆逊，还有一个是抽调后方的部队北上。其实这并不是荆州丢失的根本原因，首先，当时陆逊初出茅庐，不为人所知，关羽不把他放在心上倒有可能，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东吴的防范；其次抽军北上，主要是因为围攻樊城的兵力不足，而当时正值关羽破城的关键时期，调动部队加入主战场是应该的，而且江陵、公安的留守部队仍有相当实力，如果傅士仁、糜芳等不投降孙权的话，固守待援是不成问题的，而关羽也完全可以从容回军接应，即使作战失利，最起码退而入蜀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从这两点看，“大意失荆州”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关羽从包围樊城到兵败被杀，前后时间长达4个月，在这期间，蜀中的刘备、诸葛亮居然不闻不问，既没有从汉中出兵予以配合，也没有出兵东进荆州，填补关羽后方的空虚，威慑孙权，使其不敢妄动，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某种角度讲，刘备、诸葛亮在成都地区的歌舞升平所犯的错误远比荆州关羽所犯的错误要重大的多。
关羽丢失荆州的主观原因就是用人不当，客观原因是刘备、诸葛亮在战略配合上的严重失策和孙权方面的目光短浅、背信弃义。在诸葛亮率军入蜀后，张飞、赵云等战将以及马良等谋臣全被带去，关羽的手下武不过关平，文不过赵累，只能用糜芳、傅士仁等防守要地，特别是这个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安汉将军糜竺的亲弟弟，当年糜竺在刘备患难的时候跟随刘备，还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刘备感念前情，始终对糜竺兄弟很好，封糜竺为安汉将军，糜芳为南郡太守。关羽碍于这层关系，尽管平素对糜芳有所不满，但也只不过口头说说，不能把糜芳怎么样，在出征后，也只能把防守江陵的重任交给他这个太守，而且关羽也没想到糜芳这个刘备的亲戚，受恩宠多年的重臣会这么轻易就降了孙权。正是由于糜芳的不战而降，拱手让出了江陵要地，才使关羽陷于进退无路、四面是敌的困境。为此，他的哥哥糜竺还自绑双手，向刘备请罪，尽管刘备并没有责怪糜竺，但是糜竺还是一年后因羞愧压抑病死。可以说，糜芳这个败类的所作所为，不仅杀害了关羽，还间接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糜竺。
关羽的败亡，孙权的偷袭，使孙刘联盟彻底破裂，两家因此也丧失了同曹操对抗的根本，某种角度上讲，这是继赤壁大战之后三国局势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
旧时王谢：怎一个酷字了得
“酷”这个字虽然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但酷的人和酷的事可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在古代，这样的人和事绝不在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晋时期的王、谢家族，而王、谢家族中最酷的代表人物当数王徽之和谢道韫。
旧时王谢：怎一个酷字了得
中国历史的天窗“酷”这个字虽然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但酷的人和酷的事可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在古代，这样的人和事绝不在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晋时期的王、谢家族，而王、谢家族中最酷的代表人物当数王徽之和谢道韫。
用“酷”这词来形容王徽之简直是再妥帖不过的了。换句话说，王徽之的所作所为完全配的上“酷”这个词的本真含义。
举个最著名的例子：“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
王子猷就是王徽之，他弃官隐居在绍兴，一天晚上突降大雪，他睡醒后，看到月色清朗，便命人斟酒，起身歌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念起了隐士戴逵。此时戴逵住在剡溪，王徽之便连夜乘小船到他那里去，一直行了一夜才到。到了门口，他却不进去了，要回去。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的，现在兴致以尽，何必再见戴逵呢？”这就是著名的“夜雪访戴”的故事。
这一个小故事里王徽之的种种举动怎一个“酷”字了得！一是够浪漫，见到瑞雪、皎月，当即诗兴顿起，酒意豪生，情义忽念。二是够干脆，想到就做，兴尽就算，正所谓“大丈夫行事，当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三是够舍得，古时候又没有什么高效能的取暖设备，在小船上坐一夜，天又下着雪，这罪也够受的。按说就单为了对的起自己这一宿的折腾，也得见见这位戴逵不是，人家王徽之偏不，也不管什么辛苦不辛苦，白费不白费，原路返回。真是够狠。
有评论家在这个故事里还看到了禅意，笔者认识浅陋，没看那么深，只是觉着这人有趣，事儿有意思，似乎还只能意会，于是只好用“酷”来形容，谁让这个词的含义也只能意会呢。
现在某些年轻人眼里，时不时弄出点让人瞪大眼睛的装扮和举动来就是超酷、巨酷、酷毙了，其实要是跟王徽之比起来，只能说是巨嫩。两者的差别就如同打油诗和王昌龄七绝的差距。
那么，王徽之的“酷”酷在何处呢？
酷在出身
说王徽之真酷也罢，装酷也好，反正人家是有资本酷一酷的。谁都知道一个贵族的诞生需要经过几代的积淀，从根儿上倒倒王徽之的出身，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底气了：王徽之的家族琅琊王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是有名的官宦世家。世祖王吉，曾为汉谏议大夫；太祖王览，西晋官至光禄大夫；曾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祖父王旷曾任丹阳和淮南太守，颇有见识。“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可见他对东晋王朝的贡献。后来辅佐司马睿、掌握东晋朝中大权的是王旷的哥哥王导和王敦。王导位至丞相。王敦原是晋武帝司马炎的驸马，位至中书监、广武将军，元帝时为大将军、扬州刺史，掌握兵权。由于王导、王敦的显赫地位，王氏家族在当时成为了最有权势的特等士族，甚至司马氏的政旧时王、谢：怎一个酷字了得权也要依赖王氏的支撑才得以巩固，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徽之家族的政治地位，搁谁身上谁不都得整天“昂首大笑出门去”不是？更何况王徽之还有个最值得他骄傲的父亲——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
关于王羲之就不必详加描述了，他在中国书法艺术史及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绝对是举足轻重。《晋书》上说的好：“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习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连大书法家张芝、钟繇跟他比起来都成了“区区之类”了，可见王羲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简直都快被神化了。
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中，又有这么一个圣人爹爹，就算王徽之是个酒囊饭袋，谁见着他不也得叫一声“王公子”不是？
酷在随意
可王徽之偏偏不在乎自己的显赫出身，“卓荦不羁”，甚至以背离自己的阶级为乐事。《世说新语》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桓冲是王徽之的顶头上司，给他作参军，本该好好表现才是，王徽之却不拿桓冲当回事，倒叫桓冲来求自己好好工作，而且给他来个“顾左右而言它”，让桓冲讨了个没趣。
关于王徽之对以桓冲为代表的官高权重之士的不以为然，下面这个场景更酷了：“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管有几马？’答曰：‘不知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给人家作参军，却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部门；问他管多少马，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数；问他最近死了多少马，他更绝了，干脆给桓冲来了句孔圣人的明言。哪位自以为酷的现代人，可以问问自己，敢这么跟自己的老板说话吗？
光嘴上不服还不算，有一次，他随桓冲出行，遇上暴雨，王徽之忙下马，挤进了上司桓冲的车里，口中还振振有辞：“你有车，怎么能独享呢？”现代人谁敢随便往老板的高级卧车里钻啊。奇怪的是桓冲居然就一次次地容忍了他，给了他下一次羞辱自己的机会，真不知是谁更酷了。
《晋书》称王徽之“雅性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慠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长卿”就是西汉的辞赋家司马相如，王徽之深为佩服他的傲视世俗。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去做的，“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以至于当时的世俗之士都看不惯他的言行。
酷在内在
王徽之敢屡次在上司面前耍酷，一方面是对权贵的根本不在乎，另一方面是肚子里真有“货”，所谓“恃才放旷”，不怕你能拿我怎么着。
王徽之自幼生活条件好，却没有把自己骄纵成一个饭桶。对于纨绔子弟来说，好家境是挥霍生命的资本；但对于王徽之来说，这一切是他成长的沃土。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自然形成了他广博的见识、过人的才情以及赏鉴能力，这自非普通家庭的孩子所能企及的。况且，王氏家族掌控政权，地位显赫，但家族门风却不是荒淫无度，奢侈糜烂。在魏晋社会风尚的背景下，他们为了维护一等士族的尊严，奉行儒家名教，重孝重礼，用儒家道德标准来品评文士等级，严格约束门下子弟。王导曾上书晋元帝，请求即使在战乱中也要重视教育，用儒家孝悌之义为立国之本：“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
对王徽之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尊崇儒家，王氏家族为了表现自己的名士风范，对于玄学、佛学、道家也多有涉猎。他们的研究也并不是为了装样子，而确实有着很深的领悟和造诣。他们因此喜好山水，崇尚自然，心胸自然开阔。讲求宠辱不惊、喜忧不形于色的态度，特别是结合了老庄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儒家的“敏于事讷于言”，出现了一批仪容潇洒、放旷率真、才艺双全的名士。王导之子王恬，文才、棋艺高超；王洽，以诗闻名，书法亦佳；王珣，更是书艺高妙，与王羲之齐名……等等众人，成为东晋士族文化的代表。
王氏家族子弟的出众，是以王氏政治地位为保障，维持了一个一贯的优越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王羲之博学多才，书艺高拔，家教严紧，因此，尽管东晋社会混乱，政治复杂，但王氏子弟却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和高雅的文化环境中，享受着完备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王徽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逐渐长大成熟。
酷在时代
王徽之个体的酷，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魏晋时期，政治上极为混乱不堪，连年征战，朝代屡屡更迭。然而这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富智慧和热情的时代。这之前的汉代，思想统一，人性也就显得质朴；这之后的唐代，思想上受儒释道三教的支配，人的个性上显得过于成熟。只有魏晋时期，是思想上大解放，精神上大自由的时代，也是创造力勃发的时代。
周必大说：“晋人风度不凡”。这风度可以理解为一种美，一种独特的美，一种其他朝代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美。
著名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篇文章里，将晋人的美阐释得淋漓尽致。
他认为，魏晋人在生活上和人格上呈现的是一种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精神，摆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的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念而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桓温曾问殷：“卿何如我？”殷浩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是响亮的发现和肯定自我价值的声音。
晋人对山水之美有着由衷的热爱。顾恺之对山水美有着这样的描述：“千岩竞秀，王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后世的山水画境界竟然基本都包括在这几句话中了。而且，晋人对山水美的欣赏是由实入虚，即虚即实，进入一种玄妙的境界。宗炳曾把所游玩过的山水画下来，挂在屋里，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能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从而可以达到表里澄澈，一片空明的美的境界中。以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达到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灵境。
宗白华还指出魏晋时流行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认为魏晋时人的精神是一种上升到哲学的精神，最为解放和自由。他举了王羲之的《兰亭诗》为例：“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大哉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的这首诗就很能代表晋人的纯净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写出了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感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现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而是活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还有两句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这里说的“静照”就是一切艺术以及审美生活的起点。
晋人的个性情怀，还表现在他们对自然、对友情、对艺术的一往情深。“一往情深”这个典故出自桓伊，《世说新语》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深情。’”这种对生活、对情感、对艺术的执着和“沉溺”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企及的。深入肺腑、动人心魄。
晋人的美，还在于神韵。神韵是一种境界，是不粘滞于物的自由精神，可说是“事外有远致”。晋人的美还是注重人物品藻的美。时人谓嵇康“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赞王羲之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也曾夸赞杜弘治说“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这是在用自然之美来形容人物的品格，自然美和人格美被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晋人并不是单单追求自我的超脱和自由，他们的道德观也颇堪称道。晋人受孔子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但汉代的热衷利禄的俗儒也影响甚广。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高士用狂狷来反抗这庸俗的社会，反抗桎梏灵性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挑战统治阶级的恶势力。而面对黎民百姓，他们又把“仁”的精神放在首位。多是责己爱人、重视自己人格美的卓然之士。比如谢安，年少之时便有炽热之心。《世说新语》载：“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谢安）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既有性情的真率又有胸襟的宽仁，怎能不为后世所称道？
自幼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每日受这些名士风流的熏陶，王徽之的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众不同的酷
虽说周围不乏极具“酷相”的高士，“酷”在当时甚至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并不是多么有个性的名词了，但王徽之的酷还是与其他的“酷男”大有不同的。
魏晋是精神解放的时代，但对于文人来说，又是个苦痛的时代。因为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对立冲突，致使魏晋士人在夹道中艰难地生存。当个人的精神追求破灭，理想落空，无法重构心中理念时，绝望往往把很多人推上了矛盾痛苦的悬崖，有的恬淡超然，有的峻直狂放，也便形成了种种不容于世的“酷酷的”言行。
其中最鲜明的表现是或狂或狷的人生态度。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多具有“浩然之气”，有“独行其道”的大丈夫气概。狷者则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嵇康和阮籍。
嵇康天性疾恶如仇，追求“越名任心”。其任诞狂放的个性，总是情不自禁的显露在外。终于在最后走向了狂的极点，直到因狂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但即便在临死之前，嵇康也是如此“狂”地看待他的因狂至祸：“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惮若创有。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忤物，频致怨憎。”《世说新语》记载他临刑之时“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他的灵魂在《广陵散》琴声中消散，将生死置之度外，将羁绊抛在一旁，至死不改峻直狂放的个性，何等超然。嵇康的“酷”，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阮籍相比嵇康，境况要好一些，毕竟保住了性命，但却在乱世中“终身履薄冰”。阮籍也不乏狂，“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垂身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这傲视千古的狂言颇有些“当今之士，舍我其谁”的丈夫豪气。不过他的性格成分中更多的是庄子的“真人”“至人”之狷。阮籍曾为了避皇婚大醉六十日不醒，也曾因“邻家妇有美色”而“醉眠其妇侧”却“终无他意”。这是狷者的自然之气，最真挚的情的流露。然而阮籍的内心是及其孤独愤懑的，有狂心不能任意排遣，只能借用反面无限制的提升狷来补偿，直至不能忍受。阮籍的酷，却是压抑之下的无奈。
有学者认为：狂狷者因为社会的残酷而使自身处在人格分裂之中，体尝着无限的孤独和历史的沧桑。中国从来不缺乏狂狷者，但是却始终不能为狂狷者提供一个安宁的土壤。所以狂狷者不是至狂，就是至狷，在极端中走向毁灭。而在魏晋这个苦痛的时代，个体和群体交织缠绕，儒学和道学同步其驱，狂者与狷者对立冲突，致使魏晋士人处处在夹道中艰难地生存。这是一条被迫之路，然而终因其被迫也使他们走出了一条比中国传统文化更鲜明更让人为之震撼和泣泪的悲壮之途。
王徽之身处这样的时代，身为这样的士人，自然也体味着这种矛盾带来的内心折磨。不过与嵇康与阮籍这两位酷到极点的狂狷代表比起来，他似乎更“想得开”一些，对来自外界的排挤、源自心灵的困苦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排解开，于是，他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酷就不那么让人心酸，更多的，可以让今世之人会心一笑。
首先说，王徽之决不会为耍酷而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别看他平日里不修边幅甚至显得很邋遢，实际上，他很懂得善待自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对自己好一点”。这在他的那个特别喜欢竹子的爱好上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他曾经在别人的空宅暂居，叫人在四周种竹子，有人问他住着别人的房子，这又是何必呢，王徽之指着竹子答：“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即便这真是在耍酷给人看，即便他真是在附庸风雅，但至少这的确是一个很健康、很体面的爱好，颇符合当今“绿色”、“人文”、“环保”等等的时尚概念。不像那个酗酒的刘伶，没事提个酒壶满街转，边走边喝，还叫个仆人在身后扛个锄头跟着他，他在前头吆喝：“死便埋我！”——酷是真酷，没的说，可是您这么不珍惜生命，也确实叫人没话可说。关键是，在今天看来，这种作派不适宜大力提倡，也不可能满大街流行——现在喝酒都去酒吧，再说，谁舍得使劲往死里喝呀，那么贵。还是学学王徽之吧，楼前要是有块空地儿，也种上几棵竹子，显得咱多有品位。
再者，王徽之不单单是对自己好，对别人也不错，他的“摆酷”也都是以不伤害他人为界线。这点就比很多其他的酷哥强。因为对于一位酷哥来说，要兼顾“让自己觉得爽”和“让别人也不觉得难受”这两者，基本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王徽之的弟弟王献之就属于狂傲到了眼里没别人的那种人（当然，这也难怪，谁让王献之的名气比王徽之高多了呢）。《世说新语》上说，这兄弟二人都曾经一眼看中了别人家的好东西，都喜欢得不得了，一开始还都不把人家当回事，但在遭到人家的怒斥时，兄弟俩的表现各不相同。王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坐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都已经让人家给赶出门了，还对人家不屑一顾呢。即便你王献之再牛，再有本事，到人家家里还这么做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这已经不叫耍酷了，叫“耍浑”。再看王徽之，“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开始和过程都一样，结局却不相同。王徽之能及时地发现自己的失礼，也能很快欣赏他人的言行，两相比较，能看得出来，一收一放之间，两兄弟中还是王徽之可爱些，既留下个酷名，又不招人家烦。
还有，王徽之的酷，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不是那种冰冰冷冷的冷酷，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至情至性的人。王徽之和弟弟王献之虽然脾气不同，但情意深厚。弃官之后，他和王献之都病倒了。有个术士告诉他：“人到时候都有一死，但如果有活着的人愿意代替去死，那么那个将死的人就可以活下去。”王徽之求他：“我的才华地位都不如弟弟献之，我愿意代他去死，把我余下的岁月给他。”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换回兄弟在世上的时光，这应该说是另一种境界的酷了。然而术士说：“代人去死的人，自己需要有足够的余年。现在你和献之都活不长了，拿什么去代呢？”没过多久，献之病死，王徽之却没有哭，坐上献之灵床，拿过献之的琴弹奏，好久都不成调。王徽之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悲痛欲绝，背疾复发，过了一个多月，也病逝了。“人琴俱亡”，恐怕没有别这更酷的悼念之词了。
有人认为，王徽之所表现出来的酷其实是一种装出来洒脱，是一种“自我炒作”，类似当今某些知名度不高或见报率下降的“名人”们的某些伎俩。因此，“雪夜访戴”也好，“竹园闹主”也罢，都是在“做秀”。原因是虽然王徽之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徽之，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要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掌叫好欢呼。
笔者倒觉得这么一说把十分可爱的王徽之弄得几分丑陋了。尽管我们只能靠猜测来判断古人的真实念头，但笔者相信，王徽之的所作所为是出自真心真性的，他的酷也是不染世间俗尘的自然流露。笔者在下面这个故事中找到了佐证：一次，王徽之停船在青溪岸边，这时桓伊从岸上经过。桓伊时任左将军，精通音律，善笛。王徽之并不认识他，但属下有人识得桓伊，便告知王徽之。王徽之马上命人追上桓伊，请他为自己吹笛一曲。桓伊虽然也听说过王徽之的声名，但他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王徽之，不过他还是来到了王徽之的船边，为他吹奏了一曲，然后起身登车而去。从始至终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酷吧？这是什么境界？
如果说王徽之其他的言行是表演出来的，那么他有什么本事左右桓伊的一举一动呢？桓伊又有什么理由配合他的炒作呢？所以，笔者坚信，做秀一说是今人的妄加推测，是拿今人的不堪念头衡量古人的真挚情怀。
笔者恨不能穿越时空，化身一个路人，见证当时的场景。真想知道笛声有多么动听，王徽之听着笛声又是怎样的一副神情，而桓伊吹罢起身的瞬间，两个人又是怎样的一种对望？或者，根本就没有对望，就是曲罢决然而去。
“不交一言”，“便上车去”，这是只有魏晋之人才可能演绎的场景，这是多么令人击节赞叹的细节？谁又忍心说这是一种炒作呢？
即便退一步说，这一切真的是王徽之制造或是别的古人杜撰出来的轶事，笔者也情愿相信它是真有其事。
可爱的人，有趣的事，一切都如此美好，我们为什么要怀疑它的真假呢？
再来说说谢道韫。
中国古代美女颇多，才女也不在少数，但有貌兼有才的就超不过手指头数儿了，要是再加上个有性格的限制词，那就非谢道韫莫属了。
按照当今的审美观点，怎么看，谢道韫都应该用酷来形容。光听人家这名字起的，就透着不俗。
有道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谢女士和第一等的酷男王徽之还是亲戚，论起来，王徽之得跟她叫嫂子。
谢道韫家世也大有来头，她父亲是安西将军谢奕。谢家，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是上流社会的代表，与王家也就是王徽之一家齐名。谢家在当时的确出了不少著名人士，谢道韫叔父就是与王羲之私交甚好，后来指导了“淝水之战”这出大戏的谢安。此外的谢玄、谢灵运也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谢女士在当时绝对是“芝兰玉树”，“生于阶庭”。
随着时代的发展，“酷”的定义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目前来说，一个女孩要想让给别人一个卓尔不群的印象，光是衣着另类、举止独特已经不够了，还真得有哪怕一项相对“拿的出手”的本领。谢道韫的本领就是她的诗文才学。
超乎寻常的才学
谢道韫未出嫁时就以才学和聪慧著称，关于她这方面的轶事传说也很多，其中最令她扬名的是“咏絮”一事，这是谢道韫才女之名得来的缘故。《世说新语》中记道：“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在将军王凝之妻也。”
“谢太傅”就是谢安，“胡儿”，是谢朗的小名。他是谢安二哥谢据的儿子，而谢道韫是谢安长兄谢奕的女儿。谢道韫和谢朗是嫡堂兄妹，同为谢安的亲侄。谢朗可不是一般人物，同样也是谢家出的人才。史书上说“朗字长度，安次兄据之长子，安早知之，文义艳发，名亚于玄，仕至东阳太守。”《世说新语》也记载“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可知也是才情出群之辈。他用向天上撒一把盐来比喻下雪，看来比的是刚开始下的小雪粒，跟谢道韫的“柳絮因风起”比起来，确实是少了几分诗趣，所以不如谢女士的比喻来得雅致，谢女士也因此赢得了叔父谢安的欣赏。
笔者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深刻，是因为小时候的语文课上，老师就曾经以这则故事为例讲过比喻句。当时年纪小，只是觉得用柳絮比喻雪花要比往天上撒盐这种比喻像多了，并没有体会出其中的风雅。
不过仔细一想，又觉得这个故事像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既然谢朗不是泛泛之辈，怎么会蠢到拿盐粒子这么大煞风景的东西比喻白雪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谢女士太招史学家喜欢了，这些人深深知道只有在同样有才情的人之中比较，才能让出色的显得更出色。如果谢道韫是和无名之辈比较诗情，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谢朗不幸成了谢女士的一个“陪读的”。
《晋书·王凝之妻谢氏》即“道韫本传”中也记了一段谢女士露脸的故事：“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咏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
谢道韫所推赏的四句出于《诗·大雅，荡之什·丞民》末章结尾，是周王朝的老臣忧心王事的咏叹。“吉甫”就是周朝的贤臣尹吉甫。“吉甫作诵”是指尹吉甫写的“丞民之诗”，这诗赞美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帮助周宣王成就中兴之治。谢安是有志于事功的人，关心天下安危，喜欢这类诗是可以理解的。而谢女士年纪轻轻，且身为“女流”，竟也喜欢这样的诗句，和她的叔父情操相同，不能不说是位奇女子，不仅是有“雅人深致”，更有伟丈夫气概。
谢女士不光能诗，还能侃。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大盛。一壶茶，一杯酒，就可以海阔天空地聊个没完，大家闺秀有时也参加讨论，但由于汉代以来儒家地位独尊，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礼防也渐受重视，所以大家闺秀参与清谈，常张设青绫幕幢以自蔽，使对谈的男性客人，只闻其声而不见其面。
话说有一次谢女士的小叔子王献之与友人谈论诗文，正处在下风，被经过的谢女士听到了。她躲在屏风后听了一会，然后叫婢女告诉王献之，她愿出来为小叔子解围，王献之与客人异口同声表示愿意聆听的她的高论。想那王献之在当时名气何等之大，而且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连不愁嫁的皇帝女儿，也非要嫁他不可。连他都搞不定的客人，想必口舌之功不是一般的厉害。谢女士根本不惧，端坐在青绫幕樟之后，将王献之的前议加以肯定，然而引经据典围绕主题进一步发挥，立意高远，头头是道，客人词穷而甘拜下风。
酷女子谢道韫的“威名”于是名垂青史。
异乎寻常的言行
要想酷，一定得有不一般的言行。不一定句句精彩，有那么一两句让人目瞪口呆的就足以让人记住你。
谢道韫就说了这么几句让史学家忙不迭地记下来的话：“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谢女士说这几句话鄙薄的不是别人，“王郎”正是她的丈夫王凝之。这几句怨话的背景是这样的：谢女士在王家就很鄙视王凝之，回到娘家更是闷闷不乐。谢安安慰她，人家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一表人才，你有什么遗憾的呢？谢女士就说了：俺们谢家一门叔父中就有阿大、中郎，兄弟中也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想不到天地之间竟还有王凝之这号人物！
王凝之真像他老婆说的那么差劲吗？这看怎么说了。王凝之是王羲之二儿子，禀性忠厚，笃信道教，行止端方。秉承家学，草书隶书写得很好，在官场也颇为得意，先后出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他的文学造诣深厚，诗文写的很不错，《晋诗》收录其《兰亭诗》两首，其一为：“庄浪濠津，巢步颖湄。冥心真寄，千载回归。”其二为：“烟煴柔风扇，熙怡和气淳。驾言兴时游，逍遥映通津。”
按说这样的老公应该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了，一般人家的女儿高攀不上的。可人家谢女士就是看不上。你不能不承认这位女士的眼光和心界，高，实在是高。
出乎寻常的果敢
谢女士真正让人人服气的，还不是因为她词锋语利，才情四溢。而是她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理直气壮，态然处之的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刚毅气质。
话说王凝之在出任过会稽内史之时，有一年，海盗起家的匪首孙恩率众攻打会稽，书呆子气十足而又相信道教的王凝之居然不加设防，相信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每天闭门默祷，还对诸将佐说：“我已请得道祖允诺，派遣天兵天将相助，城池可保无虞，贼兵一定会自取灭亡。”谢女士劝谏了丈夫几次，王凝之一概不理，谢女士只好亲自招募了数百家丁天天加以训练。
由于毫无防备，贼兵长驱直入，王凝之及诸子都被贼兵杀害，谢女士指挥若定，命令婢仆执刀仗剑，组成一支小小的突击队伍，乘乱突围出城。她横刀在手，冲到街心。贼兵如潮水般涌来，从来只会执笔的谢女士挥起钢刀亲自搏杀，终于还是寡不敌众，被敌军给捉住了，不过手拿钢刀的谢女士也着实让对手惊诧不已。谢女士抱着小外孙被送到孙恩的面前，孙恩看到这个刚刚三岁的小孩儿，以为是王氏子孙，即命令左右将他杀死。谢女士厉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恩早听说谢女士的才名，及见她义正辞严，毫不为眼前的态势而有畏惧之意，不免大为心折，于是改容相待，不但不杀她的小外孙，而且命属下为善加保护，送她安返故居。从此谢女士寡居会稽。唉，红颜薄命啊。
谢女士能有这份丈夫风骨，是她叔父谢安影响的结果。谢安的临危不惧是很有名的。淝水之战时，他端坐家中与人下棋，前方捷报已到，他还一直端坐把棋下完。有这样的叔父，就有了这样豪气干云的侄女。
后来孙恩之乱既平，新到的太守刘柳素慕名拜访谢女士。事后刘柳素对人说起谢女士来赞叹不已：“内史夫人风致高远，词理无滞，诚挚感人，一席谈论，受惠无穷。”
谢女士晚年，莘莘学子时常前来向她请教学问。此时她已逾知命之年，曾在堂上设一素色帘帏，端坐其中，款款而谈，虽然未曾设帐授徒，但实质上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受益的学子不计其数，都以师道尊称她。想不到，晚年的谢道韫还是这么酷。
史上第一阴谋家—李林甫
中国古代每朝每代都有忠臣良相，也都有奸佞小人。这一干奸臣贼子，到头来无一不遭到万人唾骂，青史遗臭。他们为害的程度不同，丑恶的面目有别，手段高低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奸相，虽然“名气”没有赵高、秦桧大，但他几乎用尽了奸臣所能想到的卑劣手段，几乎集中了小人所有丑恶表演于一身，可称历史上第一阴谋家。他就是唐玄宗年间的宰相李林甫。
史上第一阴谋家—李林甫
中国历史的天窗中国古代每朝每代都有忠臣良相，也都有奸佞小人。这一干奸臣贼子，到头来无一不遭到万人唾骂，青史遗臭。他们为害的程度不同，丑恶的面目有别，手段高低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奸相，虽然“名气”没有赵高、秦桧大，但他几乎用尽了奸臣所能想到的卑劣手段，几乎集中了小人所有丑恶表演于一身，可称历史上第一阴谋家。他就是唐玄宗年间的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752），小字哥奴，与大唐皇帝一脉相承，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第五代孙。若论其辈分，李林甫还比唐玄宗李隆基高出一辈。但李林甫的家世并不很显赫，仅有的“向上爬”的资本是身为秘书监的舅父姜皎，李林甫充分利用了这层关系而步入仕途。从基层禁卫军官“千牛直长”一直爬到了宰相，一作就作了十九年。
《旧唐书·李林甫传》说他“无学术，仅能秉笔”，说话“陋鄙，闻者窃笑”。但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素质极差的人，居然就平步青云，久居要津，不能不令人“佩服”他那惯耍阴谋伎俩的本领。他最拿手的就是伪装术，“面柔令，初若可亲”，而内心却是“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好似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有个成语就是从他身上得来的：“口有蜜，腹有剑”。
来看看李林甫是怎么表演的。
攀亲认贵向上爬
李林甫进入宫廷禁卫军时，只是个千牛直长，唐玄宗开元初年，“迁太子中允”。这点小官自然不满足野心勃勃的李林甫，但苦于“无学术”，不能走登科入仕的途径，就想到了他舅舅姜皎。当时的当朝侍中是源乾曜，和姜皎有联姻关系。李林甫便利用这层关系，巴结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其父代求司门郎中，也就是相府中的办事员。哪知源乾耀却看不上李林甫，认为李林甫不是当郎中的材料。但人情难却，还是安排他为东官“谕德”，主管规谏太子，继而又迁“国子司业”（也就是国学中的行政事务官）。李林甫还是不满足，继续向上钻营。开元十四年，攀上了御史中丞宇文融这棵大树，受他引荐，“拜御史中丞”，由此进入朝廷权力中心。从此他成了演员，使出了浑身解数，演出了一幕幕世人为之切齿的闹剧。
李林甫继续利用宇文融这个靠山。当时宇文融和右宰相张说不合，李林甫为了讨宇文融欢心，追随宇文融合伙弹劾右宰相张说。结果弹劾成功，张说被罢相。李林甫和宇文融做了这个交易以后，就没再追随宇文融，他需要摆脱宇文融的朋党牵连，追寻更大的靠山。他一头钻营进尚书省，历任刑部、吏部侍郎。
李林甫钻进吏部后，就把它看成买官卖官的交易所，因为吏部就是选拔官吏的机构。开元初年，吏部设“长名榜”，选派官员。一次，玄宗皇帝的哥哥宁王李宪私下会见李林甫，给他十个人的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派这些人入官。李林甫一口应允，毫不犹豫，但对宁王提出一个交换条件，“愿绌一人以示众”。于是在发榜之日，李林甫从中选出一人，宣布此人行为不正，托宁王讲情，判此人留待下次冬选。李林甫的这套手法实在高明：不但骗取了“公正”的美誉，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又满足了宁王的要求，趁机巴结了朝中权贵。
李林甫深知光是巴结权贵是不够的，对于权贵的夫人，他也费劲心机讨她们欢心。李林甫选中了侍中裴光庭的夫人，暗中往来，终于勾搭成奸。李林甫看中她是因为裴氏是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之女，当时正得宠的宦官高力士正是出自武三思家。这一招曲线救国果然奏效，开元二十一年，李林甫求裴氏去高力士面前进言，引荐他当宰相。裴氏还真替他向高力士说了不少好话，终于起了作用，高力士虽没有直接替李林甫在唐玄宗跟前说情，却把皇上要任用韩休为相的准确消息便告诉了李林甫。李林甫脑筋一转，马上向皇上奏本，推荐韩休为相。这以退为进、收买人心的手法起到了效果，唐玄宗本就想拜韩休为相，这下不但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还认为李林甫看人眼光也不错，而且举贤有功；这边的韩休当上宰相后，念及李林甫大力推荐之功，对李林甫非常感激，于是向玄宗推荐李林甫，说他也可以出任宰相。李林甫这一石二鸟之策算是成功了。
李林甫不但巴结朝中权贵，还十分重视后宫力量。当时，杨贵妃还没有入宫，宫中掌权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的两个儿子寿王和盛王也因为母亲受宠的缘故很讨皇上喜欢。而皇太子李瑛却渐渐不被皇上看重。李林甫知道此情后，走了一招险棋：他冒着得罪太子的危险向武惠妃表露拥护寿王的决心。武惠妃觉得此人可靠，就时常在唐玄宗面前吹枕头风，给李林甫说好话。有了这些庇护和抬举，李林甫真的是飞黄腾达，连升几级，官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朝中三宰相之一。
排挤良相揽大权
当时朝中三相另外两人是张九龄和裴耀卿。张九龄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大学者，学识渊博，裴耀卿也是朝廷重臣，而李林甫资历又浅，又没什么治国安邦的真本领，显得他在三人中很无能。再加上张九龄在玄宗准备任命李林甫时，曾直言劝阻，因此李林甫对这两人是又妒又恨。不过张九龄“以才鉴见推”，“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当时对李林甫唯一有利的是，玄宗在位已久，萌生了享受奢侈的意愿，对政事不怎么关心了。但张、裴二人都是忠心事主，每逢商议政事，两人都与皇上据理力争，惹得玄宗有些不高兴。惯于察言观色的李林甫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开始寻找机会，排挤张、裴二相。
李林甫先是拿出拿手的拍马本领，取得玄宗信任。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巡游东都洛阳后，准备返回西京长安。张、裴二人都劝谏说此时正是农忙时节，皇上如果此时返驾，沿途各地一接待，必将影响秋收农忙，提议到了冬天再返京师。李林甫并没有附和二相，等告退时，李林甫装作脚疼，落在二相的后面。玄宗他怎么了，李林甫忙说自己并非脚疼，而是有话想单独跟皇上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假使为了不妨碍农事，只需恩准免除所经过地方的租赋不就可以了吗。玄宗听了，深觉受用，马上起驾。李林甫这几句话真是比张、裴的直言相谏来的高明。
李林甫后来又借玄宗预废太子而张九龄执意劝谏的机会，对张九龄说了一番坏话，引起玄宗的不满，接着再借封赏牛仙客的时机，使玄宗更加疏远张九龄。当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边庭的政绩不错，很得唐玄宗赏识，准备给他封赏，但又遭到张九龄当面的激烈反对，本来事先答应张九龄要和他一起劝谏的李林甫却不发一言。而且，他又暗地里把张九龄在皇上面前说的话告诉了牛仙客。牛仙客第二天求见唐玄宗，痛哭流涕，要求辞职。唐玄宗觉得自己居然说话快到不管用的地步了，很是气恼，索性要立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当然又是极力反对。玄宗对张九龄的反感更加深了一层。李林甫趁机上奏“但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和有不可？”一句话说到了玄宗爱听的地方，又指责“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点出了的张九龄的“迂腐、多事”。玄宗听后深觉有理，就加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李林甫这套“两面三刀”的做法，既让玄宗觉得他李林甫不专权，有荐贤肚量，又使张九龄的形象在玄宗面前一落千丈。
在围绕萧旻的任免一事上，李林甫彻底战胜了张、裴。萧旻当时任户部侍郎，属李林甫一派。萧旻比之李林甫还要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将《礼记》中一句“蒸尝伏腊”读作“伏猎”。严挺之故意又问了一遍，萧旻仍旧读错，严挺之将此事告诉了张九龄，说朝中竟然有“伏猎侍郎”这号人物。耿直的张九龄就以此为由弹劾萧旻，将其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恨严挺之之极，暗中寻找机会，准备陷害他。正巧，此时蔚州刺史王元琰获罪入狱，严挺之准备设法救他出来。李林甫见时机难得，便暗中禀告玄宗，说严挺之袒护王元琰，该一同治罪。张九龄觉得严挺之无辜，帮他说了几句好话，这下再也不听他的了。张九龄又托裴耀卿救严挺之，此时已对张、裴二相很不满意的玄宗就以朋党为由将张、裴两人“罢知政事”。
两个眼中钉去除，大快李林甫之心。他在朝堂上怒目送二人而去，众臣都敢怒而不敢言。唐玄宗命其“代九龄为中书”。后来李林甫又找了个机会，参了张九龄一本，玄宗又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至此，李林甫独揽大权，开始他更阴险丑恶的行径。
上蔽君王下妒臣
李林甫深知，自己若想为所欲为，必须要蒙蔽住玄宗，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真面目。为了防止群臣中有人参奏他，他坚决地“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
他先是明目张胆地召集朝中所有谏官，威胁他们不要“乱说话”。当中也有耿正之人，如咸宁太守赵奉璋，不畏其淫威，上书告其罪。结果被李林甫知晓，诬陷其罪，“杖杀之”。从此无人再敢进言。朝中百官的威胁解除了，但还有刚入仕途的新官，李林甫也怕他们嘴巴不严，在皇帝面前走露风声。于是他施计把持了取士之途，使入选之人皆为自己的党羽。
李林甫很重视“养君欲”，将玄宗伺候得很美，根本不想“接对大臣”。李林甫投玄宗所好，在美女、花销方面极力满足玄宗的穷奢极欲，麻醉玄宗的神经。玄宗曾满意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有了玄宗的充分信任，李林甫更加地大胆妄为，搜刮民脂民膏，以至“利尽上腴”“车马衣服侈靡”。
对于下面的文武百官，李林甫“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有一天，玄宗突然想起了被贬的原中书侍郎严挺之，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何处，似乎还有重用他的打算。李林甫马上召严挺之的胞弟严损之来“叙故”，貌作亲密状对严损之说皇上很惦念他兄的近况，“须作一计，入城对见，当有大用”。按照李林甫的授意，严损之替兄写了一张状纸，“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损之很感激，以为李林甫是在为他们兄弟出力。哪知李林甫拿着状纸对玄宗说“挺之年高，近患风，且须授其闲官就医。”玄宗听了，只有嗟叹。重用此人的计划只好作罢。
李林甫用同样的伎俩，又对付了卢绚这个潜在的对手。他为了阻止卢绚被玄宗重用，就把卢绚的儿子召来，告诉他皇上想委托他父亲去管理交、广两州的事务，如果他父亲害怕路途远，最好先去告老还乡。卢绚确实怕远行，果真就上书说自己年老，不堪重用，结果被贬任华州刺史。不久李林甫又“诬其有疾，州事不理”，将他贬至太子员外詹事这个闲职。从此，卢绚也不会惹李林甫费心了。
牛仙客病逝后，刑部尚书李适之升任左相。李适之是唐太宗的曾孙，精明强干，“昼决公务，庭无留事”，成了李林甫的又一个强劲对手。李林甫就暗中寻找对付他的办法，终于心生一计。李林甫告诉李适之，华山有座金矿，开采出来可以大大增加国家财富，皇上还不知道此事。李适之也没多想，就将此事奏知玄宗。玄宗很高兴，又问李林甫怎么看。李林甫却说：“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凿，臣故不敢上言。”玄宗听了，觉得李林甫真是忠心一片，考虑问题周到，而李适之就太马虎草率了，因此下令：“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适之由是束手”。后来李适之终于知道了李林甫的真面目，为了保住性命，索性辞去相位。李林甫便引荐门下待郎、崇玄馆大学土陈希烈为左相、同平章事。李林甫知道陈希烈没有真本事，遇事只会唯唯诺诺，所以引为同列。从此，军国机务都由李林甫一人决策。
李林甫在对待竞争对手的策略上，不仅设圈套，阳奉阴违，还会利用他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户部尚书裴宽，一直为玄宗所器重，李林甫怕他一朝得势，总是防着他。李林甫又看到刑部尚书裴敦复立功颇多，受玄宗表彰，心里也不舒服。他发现二人之间有矛盾，便趁势挑拨，使二裴水火不融。后来李林甫用计谋使二裴相继被贬，将两个威胁“各个击破”。
李林甫除了关注视京城百官的动向，还对边帅紧密防范。唐建国以来，历朝都用名臣忠良作节度使镇守边关。这些名臣因为军功往往会从节度使直接升任宰相，即所谓“出将入相”。这可是李林甫不想看到的。天宝六年，他向玄宗进奏：“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准奏。这可称了李林甫的心，因为少数民族将领不识汉字，即使功劳再大也不可能入朝拜相，李林甫就可以更好地控制朝廷。这下，番将安禄山得以重用，将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从而造成后来的安史之乱。因此，史学家有这种共识：“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李林甫除了会耍手腕，在对政敌的打击的凶狠程度上，也是逐渐加强，渐渐地凶性毕露，野心膨胀，为所欲为。他在家中特别设立了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称为“月堂”。每当他要陷害某位大臣，就住进“月堂”，费尽心思琢磨害人的法子，“若喜而出，则其家碎矣”。
李林甫为了更好地陷害打击异己，还特意豢养了许多“治狱吏”，充当他的帮凶。他聘用了吉温和罗希奭这两个亡命之徒作为心腹打手。在李林甫的授意下，制造了许多冤案。李林甫的政敌中凡是落入吉、罗两人之手的，没有一个能逃脱厄运，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其中比较大的就有“李适之案”、“韦坚案”和“杨慎矜案”等等。以至“朝野侧目，惮其威权”。
恶贯满盈终遭报
李林甫作恶多端，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总是担心遭刺客暗杀。于是，他改了先前宰相“驺从不过数人”的旧制，而“先驱百步，传呼何卫、金吾为清道，公卿避易趋走”。晚上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瓮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李林甫甚至连家人都防范，其内心虚弱到了极点。
他的儿子将军监李岫也对他这位父亲很有看法。一天他陪李林甫后花园散步，看到一个拉着重东西的下人，李岫指着此人对李林甫说：“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比此人得乎！”李林甫虽不高兴，却也无从辩驳。
这真是草木皆兵，众叛亲离。有意思的是首先出卖他的正是他的亲信——户部郎中吉温，吉温属于“墙头草”，见安禄山深受宠幸，势力渐大，便弃李林甫而依附他，并和他约为兄弟。吉温告诉安禄山：“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必不肯以兄为相；温虽蒙驱使，终不得超擢。兄若荐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为相必矣。”羽翼渐丰的杨国忠更是与李林甫誓不两立。杨国忠瞅准机会，状告李林甫与番将阿布思有异谋。而当初被李林甫认为容易对付的陈希烈也作证，玄宗“由是疏林甫”。李林甫“时已有疾，忧懑不知所为”。天宝十一年，李林甫罪恶的一生划上了句号。他死后，玄宗才终于认清了他的面目，斥责李林甫“妒贤嫉能，举无比者”，还“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并且还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挖取含在口内的珠玉，剥下金紫朝服，另外用小棺按庶人的仪式埋葬。恶贯满盈的李林甫，终于落了个死后亦难逃惩罚的下场。
200多年以后，宋朝的文学家欧阳修主修《新唐书》时，把李林甫列入《奸臣传》中，并且评价道：
“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故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呜呼，有国家者，不可戒哉！”
另一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凡在相位一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之不寤也。”
李林甫，这个口蜜腹剑的历史第一阴谋家，虽已经死去1200余年，但直到今天，他还引起我们太多的思考。一个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的小人，何以宰相一当就是十九年，并且深受宠信，倍受重用呢？这里面固然有李林甫善于权术，大搞阴谋而有方的原因。但是“君王从此不早朝”的唐玄宗的姑息养奸才应该是主要的“肇事者”吧。
他为什么能获得皇族的封号
相传，他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相传，他风流潇洒，四处留情
他是清兵入关以后唯一一个异姓王
他统兵作战，百战百胜
他奢靡无度，重赏重罚，史称威福将军……
他为什么能获得皇族的封号
中国历史的天窗相传，他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相传，他风流潇洒，四处留情
他是清兵入关以后唯一一个异姓王
他统兵作战，百战百胜
他奢靡无度，重赏重罚，史称威福将军……
今天，让我们试着认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福康安。
少年显贵身世迷离
提起福康安，人们往往想到他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想起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个风流薄情的福大帅。
那么福康安到底是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呢，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统兵大帅呢？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的儿子。他的祖上米思翰是康熙亲政初期的户部尚书，是少数支持康熙平定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的满族贵族之一。他的祖父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他的父亲，就是深受乾隆皇帝信任、任首辅大学士二十年之久的傅恒。他的母亲是傅恒的嫡妻那拉氏。他的姑姑，便是最受乾隆皇帝敬重、宠爱的乾隆时期第一位皇后—富察氏，死后被谥为孝贤皇后。
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世家、名门大族，福康安受到皇家的恩宠自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福康安受到的恩宠却是异乎寻常的深厚，异乎寻常的周到。
一出生就由乾隆皇帝赐名为“福康安”，几个先他出生的哥哥们跟着“傅”为“福”。福康安出生三日后，立刻被封为三等侍卫。在清朝，与皇家关系近的贵族子弟、元勋子弟、高官子弟被封为侍卫是很平常的事，这也是皇家笼络近臣、巩固统治的一个手段和方式。但刚出生几天的婴儿就被封为侍卫的，几乎是绝无仅有。让大家更感觉福康安优越的是，乾隆皇帝把福康安接入皇宫，与诸皇子一同接受教养。乾隆皇帝曾亲言：“福康安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於成人。”
正是由于以乾隆为代表的皇家对福康安异乎寻常的恩宠，才使后人对福康安的身世有了种种猜想和演义。如《清史演义》说皇后之嫂（实为皇后弟妹）即傅恒夫人，在皇后千秋节时前来祝寿。酒宴间联诗，乾隆起句道：“坤闱设帨庆良辰”，皇后续道：“奉命开筵宴众宾”，嫂嫂随续道：“臣妾也叨恩泽逮”，乾隆则接道：“两家并作一家春”。宴后，乾隆便与傅恒夫人成鱼水之欢。福康安就是乾隆与傅夫人所生。
清代还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诗：
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
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说的也是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问题。
最近，又有人从乾隆的诗里摘出一句：“汝子吾儿定教养”。来作为福康安出身的疑点，以说明福康安可能是乾隆私生子。这句诗是在傅恒死后，乾隆皇帝的追悼诗中的一句。
还有很多人认为福康安是龙种，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乾隆对他超乎寻常的恩宠和放纵。除了在皇宫教养和快速升官以外，乾隆对福康安的宠爱还表现在终其一生几乎没有“惩戒”上。
其实，现在客观地分析起来，福康安不可能是乾隆的儿子。在前一阶段，关于福康安的出生年代没有定论。一些文艺作品把福康安的出生年代定在了乾隆初期，至少在乾隆十三年以前。而且基本上都是说乾隆是借傅夫人进宫探望皇后的时候暗渡陈仓的。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资料表明，福康安出生于1754年，也就是乾隆十九年。而各种文艺作品里的孝贤皇后，也就是福康安的姑姑，是在乾隆十三年三月去世的。后来虽然也有皇后，但这个皇后在乾隆那里并不得宠。也就是说，傅夫人如果进宫见大姑子，应该在乾隆十三年以前，如果进觐见第二位皇后，也不过是例行公事，更不用说在皇宫里与乾隆颠鸾倒凤了。
至于乾隆在傅恒的悼诗中的“汝子吾儿定教养”，更不足以成为福康安是龙种的凭据。乾隆与傅恒是姐夫与小舅子的关系，而且乾隆一直在政务上对傅恒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再加上福康安一直在宫中教养，乾隆对亡故的亲信大臣说一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类的话，再正常不过了。
还有关于福康安一生几乎没受过惩戒的理由，其实也是站不住的。不错，在清朝，皇家对大臣的“惩戒”是很平常的事。不管是什么大臣，只要有过错都会被处以“罚俸”、“降级”、“割职留用”等处分。当然，如果大臣们有了让皇帝满意的政绩，也会经常受到皇家给予的“升级”、“加衔”、“赏穿皇马褂”等嘉奖。有意思的是，清代对大臣的嘉奖是随时可以撤销的，但惩戒基本上是不撤销的，往往是在该大臣去世了，才把开销一切处分作为一项“加恩”。也就是说，除非死了，否则一个大臣所受的处分是不会被取消的。更有意思的是，在大臣们给皇家上折子报名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职位所受的奖励和处分都写全。所以，在清代经常出现诸如“广西巡抚加尚书衔赏穿皇马褂加一级降两级加两级降一级臣某某某”的自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时提醒着大臣们：你是臣，皇上是你的主子，你犯过的错皇帝都记着呢，只是因为皇恩浩荡才没有杀了你，而且还在重用你。
纵观清代，每个大臣都受过处分，而且不止一次。福康安却只受过一次处分，而且是最轻的“罚俸”。因为和坤的弟弟和琳向乾隆上书，说一个叫李天培的官员私运楠木，其中有800根是福康安的。这个罪过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最轻也是革职，没准脑袋还保不住呢。可是乾隆只给了福康安一个“罚总督俸三年”、“罚公俸十年”的处分，而且还很快取消了“罚公俸十年”的处分。除此以外，福康安没有再受过什么处罚。
乾隆对福康安的宠爱非常是不用怀疑的，但以此来推定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却是不可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福康安受宠的原因。
一是皇后的原因，就是福康安的姑姑富察氏的原因。乾隆一生有三位皇后，四十几位嫔妃。在这些皇后、嫔妃当中，最受乾隆宠爱、敬重的，便是第一位皇后富察氏。本来在她去世后，乾隆决意不立皇后的，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又另立了一个皇后那拉氏，但对那拉氏的宠爱根本不能和富察氏相比。从皇后的角度看，对富察氏的嫡侄宠爱放纵一些是很正常的。而且，皇后富察氏所生的两个皇子，都在皇后去世之前夭折了。而对这两个皇子，乾隆一直有意立为皇储的，比如在富察氏的第一个儿子死后，追谥为“端慧皇太子”。这两个儿子死后，乾隆追思爱妻娇子，把富察氏的嫡侄接入宫中教养，以求安慰，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是傅恒的原因。傅恒是乾隆年间任期最长的首辅大学士，也就是宰相。自乾隆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五年这二十余年间，傅恒一直是首辅大学士、军机处领班。傅恒能够在乾隆手下当二十年宰相，不是靠他的姐姐是皇后，也不是靠乾隆对富察氏的敬重和思念，而是靠他自己出色的办事能力和政治智慧。在辅政期间，傅恒在各种重大决策上都与乾隆皇帝保持了一致，而且傅恒还在首定金川（与今四川省大、小金川流域位置大致相当。金川，就是大渡河）、平定准噶尔、征缅甸等重大战役中，傅恒或与乾隆谋划全局，或亲临前线指挥，保证了乾隆战略意图的实现。乾隆三十五年，傅恒在征缅前线病重，回北京后于当年七月去世，终年不到五十岁。对这样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能力出众的首辅大学士的嫡子——福康安，乾隆给予出格的恩宠，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三是福康安自己的原因。福康安正式登上政坛，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次平定金川的时期。此时乾隆盛世已经过了顶峰，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滑趋势。官场上文恬武戏，贪污成风，政令不畅，办事效率低下。在民间，地主与佃户的矛盾继续深化，地主对贫民的盘剥和掠夺日益加重，各种民间反抗组织活动频繁，不断暴发出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乾隆急需一批忠诚、能干的官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福康安在登上政坛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的表现，完全符合乾隆维持统治的需要。忠诚，作为一个深受皇恩的皇家外戚，他没有理由不对皇家忠诚；能干，在参加过的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战斗中，福康安从来没有失过手，都以胜利而告终；还有一条，是“廉”，虽然福康安对下属将士重赏重罚，一场战役下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白银，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福康安把国家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面对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百战百胜的将军，乾隆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和福康安较真儿——只要你对我忠诚、能帮我打仗，我就格外恩宠你、放纵你！
戡乱大帅威福将军
福康安纵横乾隆后期政坛二十多年，主要的政务和政绩只有一个，那就是打仗！
自从乾隆三十八年参加二定金川起，到嘉庆元年去世，福康安先后参加了平定金川、镇压甘肃起义、镇压苏四十三起义、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对安黎（今越南）用兵等一系列战斗和平乱活动，总计数十次。
从传统历史角度和战术发展角度看，福康安参加的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只是维护了清朝的统治。但客观地说，也使清政府在缓和矛盾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
从军事发展角度上看，福康安参加和组织参加的战役也没有太多的价值。纵观这些战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整体上的战略压缩和具体战术上的突袭攻坚。整体上的战略压缩，就是官军始终处在实力上、地利上的优势，在战争的初始阶段就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只是在具体的战斗中才采用突袭和攻坚战术，攻其要害。
如乾隆四十九年甘肃田五在渭通起义，虽然义军起事后迅速渡过黄河，攻陷了渭通县城。但义军在一开始就没有明确进攻发展方向，只是一味在起事的最初地点石峰堡屯粮。尽管石峰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明显抑制了义军的发展壮大。所以，在阿桂主持、福康安参加的围剿的过程中，清军轻易就对义军取得了合围之势。在形成战略合围后，清军并没有步步为营，而是直扑义军的根据地——石峰堡。在进攻石峰堡的战斗中，清军又首先切断了义军的水源，取得了小战略上的主动。然后，阿桂、福康安往来督战，命令清军死打硬拼，很快攻下了石峰堡。石峰堡一下，义军立刻土崩瓦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役中，福康安的战略、战术基本上都是上面所说的模式。这是主要是战争的规模和对象所决定的。一般来说，这些农民起义的规模都比较小，有几千人、万余人参加就不错了。这是因为，在乾隆中晚期，各种矛盾还没有完全激化，起义的基础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义军力量相对于官军来说，相差太远。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起义，都是借助宗教名义发起的，参加者除了几十名、几百名骨干外，多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斗的普通会众，从而造成义军结构非常松散。起义军从首领到普通士兵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素养都比较低。从一开始起事夺取了初步胜利后忘乎所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旦遇到官军围剿，稍有小挫便龟缩固守。所以，福康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略、战术和战法上，基本相同。
当然，这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不及时加以镇压，很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四处扩散，形成燎原之势，从根本上动摇清朝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说，福康安参加的平定农民起义战争，对清政府维持统治是非常重要的。
在对内的战争中，最能够体现出福康安军事战略思想的，大概就算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了。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起事。对于这次起事的性质，传统的观点也是定性为农民起义。从林爽文的公告来看，也是宣传“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拢害生灵”，“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官，拯救万民”。但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台湾的土地肥沃，人民稀少，而且征的税赋也要比内地少了许多。所以，“官逼民反”的成分要比同期内地的农民起义少些。据一些学者分析，林爽文起义的真正原因是内地移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移民与官府之间的矛盾。
林爽文，福建漳州人，后于乾隆三十八年随他的父亲进入台湾。到台湾后，林家经营有道，很快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当地成为有名的富户。林爽文在到台湾十年后加入了当时的民间秘密组织——天地会。天地会是在广东、福建等地兴起的一个民间组织，宗旨是“一人有难，大家相帮”。由于林爽文家境富裕，为人豪爽，很快就成为天地会的首领。
林爽文起事的导火索，是不同帮会会员间的财产之争。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台湾诸罗县的杨光勋与其弟弟杨功宽发生财产纠纷。杨光勋是天地会会员，杨光宽为与他哥哥背后的都会势力相抗衡，就成立了雷公会。此后两个教会发生了群殴，并都有会员被官府逮捕。人多势众的天地会会员劫狱成功，被捕的天地会会员逃到彰化林爽文的家里，并被林爽文收留。
彰化知县带领军兵衙役到林爽文家里捉拿越狱的天地会会员，林爽文则召集会众与官军对抗，并大败官军。随后林爽文攻陷彰化，并号召其他地方会员和其他帮会共同起事。台湾形势急转直下。
从以上情况看，与其说林爽文是被官府逼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不如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绿林大豪。他起兵的目的固然有为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谋求个人势力的发展，以期最终达到武装割据，称王称帝的目标。
在我国历史上，像林爽文这样的人并不少。而且“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有能力的人想当皇帝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可是从当时的形势发展看，台湾孤悬海外，清朝对台湾的统治虽然已经废驰，但还没有糜烂。而且在十八世纪晚期，西方殖民国家势力正炽。如果台湾发生战乱，并最终形成割据，脱离了大陆的政治法统，那么正在积极寻求殖民新据点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列强，很有可能很快入侵台湾，仅以台湾的力量，很难抵御西方殖民者的攻击。
所以，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积极意义要更多一些，对于台湾有积极的影响。
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在军事角度上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一是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化，当时林爽文的属下已有二十万众，清军只有不足五万，乾隆又拔给福康安五千人。虽然林部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在力量上应该处于优势地位。二是后勤保障有变化，清军需要渡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后方做战状态。三是整体战略形势有变化，林爽文已经占据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和所有的交通要道，清军只在诸罗等几个孤城苦苦支撑。从当时情况看，诸罗的得失是战略的核心，一旦林爽文攻下诸罗，那么几乎全台湾就在他的控制之下。而如果清兵守住诸罗，那么就等于在林爽文的战略纵深处插进了一个钉子，时刻有里应外合的可能。
福康安渡海抵台后，没有按常规休整军马，而是一昼夜强行军数百里，到达鹿港。这个地区既接近台湾战役的战略核心——诸罗，又接近林爽文的老家。在鹿港，福康安扬言要攻击林爽文的老家！就像过去平定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战法一样。
实际上，福康安是在表演给林爽文看，福康安的真正攻击目标是战略重地——诸罗。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福康安突然出现在诸罗城外。而林爽文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备和准备，起兵仓促迎战。经过一昼夜激战，清军大胜。说是激战一昼夜，其实是清军四处追剿林爽文的部众。林部始终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只是苦苦死守一个又一个的据点，然后被攻破，再死守下一个据点。
在福康安解开诸罗之围后，台湾形势立刻逆转。林爽文由攻势转为守势，原来那些尊林爽文为盟主，并表面上听众他调遣的其他帮会的力量，不再听他的号令了。随后，林爽文退守老家，凭借土城火炮对抗清军。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与清军激战后，损失惨重，遂弃家而逃。
按说，当时虽然林爽文主力已经被打散了，但他在台湾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如果他与另一股义军田大庄汇合，还是可以继续打下去的。可惜的是，林爽文只是带着他的家小和死党们四处流窜逃亡。最终被清军抓获。林爽文的失败，再一次暴露了农民义军领导人见识上的不足：一是在福康安抵台前，没有运用全力攻下战略重地诸罗；二是在满足于声势和场面，没有对下属部众和其他帮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建制；三是在福康安放谣言攻打他老家的时候，没有从战略角度分析，没能识破其“声东击西”的骗局；四是事败后以妻子为念，没有及时与其他义军汇合。
在福康安平定台湾以后，除进行各种善后工作外，还干了一件大事，至今人们还在谈论不休。那就杀死了为清军守住战略要地诸罗的功臣、已被皇家封为一等义勇伯的柴大纪。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福康安性格和另一个外号——威福将军。由于乾隆的宠爱和庇护，再加上打仗百战百胜，福康安形成了骄横、霸道、挥金如土的性格。在福康安的眼里，只有皇帝，其他的王公贵族、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根本不算什么！至于具体的办事官吏，更是呼来喝去，如同奴役一般。而且对于他的皇表兄弟——后来的嘉庆皇帝兄弟，福康安也是不放在眼里的。
在军需使用上，福康安带的军队，军饷是不会缺的，一般也是不会拖的，多是及时送到发放，而且在军械、后勤物资方面也都是最好的，一旦稍不如意，那负责后勤的官员就要倒霉！反正福大帅一个折子上去，乾隆都是照准！
在战斗中，福康安信奉的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在攻坚战中，福康安往往是当场悬赏，拿下那个据点，赏银千两！攻下这个堡垒，提官三级！这是福康安激励将士最常用的法宝。所以一场胜仗打下来，需要朝廷兑现的奖金往往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需要朝廷提升的官员也是几十人、上百人。
正是因为如此，福康安在当时就有了“威福将军”的称号。
也正是由于福康安这样的性格，才使得台湾战役苦守战略要点诸罗有功的柴大纪，在胜利后不但没有受赏，反而被斩首。
关于柴大纪的死因，一些文艺作品上说是因为柴大纪与福康安年少时有过一些过结，后来福康安睚眦必报，终于借皇家的刀杀死了柴大纪。这些当然是艺术加工的需要，可信性是很低的。
据一些史料的记载，柴大纪是因为居功傲慢，与福康安抗礼被杀的。如魏源说“初福康安之解诸罗之围，柴大纪迎初，自以参赞伯爵”，不行下跪礼，于是被福康安告了一状！再如《啸亭杂录》说，当时“唯柴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福康安因此生气，上折参奏，正好柴大纪以前有过贪污的劣迹，于是就被皇家杀了。
现在分析，柴大纪傲慢居功是肯定的。因为福康安参奏，柴大纪才死，这也是真的。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因为柴大纪不肯向福康安下跪！而是因为柴大纪居功！
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君主最恨什么？最恨的就是臣下居功自傲！你柴大纪今天敢不给福康安下跪，明天就有可能称兵造反！至于以前的贪污，那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福康安之所以敢参奏这样一个功臣，可能没有看准这一点，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使然。但福康安反映的事实，正是乾隆所忌讳的。可以说，只要柴大纪敢居功，那他迟早也是一个死！福康安的参奏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即使是现在我们这样分析，也不能否认福康安自傲、专横、霸道的性格。威福将军的称号，也正是福康安性格的真实写照。
所以，在嘉庆上台亲政后，不止一次训斥已经死去的福康安。说他骄奢专横，挥霍无度，这只是一个幌子，真正训斥的是他目中无人！就是眼里没有原来的皇太子、现在的皇帝—嘉庆！这样看来，福大帅犯的毛病与柴公爵是一样的，只不过福大帅死的早，免去了被嘉庆杀这道手续罢了。
扬威异域功勋王爷
福康安一生征战二十余年，大小战役近百场。最能体现他军事谋略、对国家又最有积极意义的，便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对廓尔喀（今尼泊尔）的自卫反击战。
尼泊尔与我国西藏交界，历来就与我国有经济文化交往。特别是，尼泊尔是佛教创始人乔达摩·西达多的出生地，而西藏地区的藏汉人民绝大多数都信奉佛教，所以我国西藏与尼泊尔来往非常密切。
在乾隆五十三年，尼泊尔廓尔喀王朝摄政王为缓解本国内部矛盾、掠夺财富，于六月兴兵，进攻我国西藏。其实早在乾隆四十年以后，尼泊尔摄政王已经决意向西藏用兵，这十多年来一直在等待时机。
乾隆五十三年，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正与其兄仲巴呼活佛发生内争，沙玛尔巴请求廓尔喀兵相助。正在此时，尼泊尔与我国西藏发生了贸易纠纷。尼泊尔摄政王借此机会向西藏用兵。由于尼泊尔兵强马壮，很快攻下了西藏南部边境之聂拉木、济咙宗（今西藏吉隆东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围攻协噶尔宗（今西藏定日）。虽然清政府决意抵抗，但由于西藏佛教上层人物的妥协，再加上清政府派来指挥的大员御前侍卫巴忠的无能，西藏地方政府竟然背着清政府与尼泊尔订下了屈辱的条约：由西藏地方政府每年给尼泊尔九千多两白银，尼泊尔退兵。巴忠等人却向清政府谎报尼泊尔“畏罪输诚”、“悔罪乞恩”、“望风而退”，现在已经“立定条规，堪明边界”。
不料，在尼泊尔退兵后，西藏地方政府并无力每年支付条约上规定的九千多两白银。于是尼泊尔于乾隆五十七年，再度兴兵，进攻西藏！很快攻下日喀则，洗劫了扎布伦寺！
三年前的谎言被揭穿后，乾隆皇帝决意要对尼泊尔“有所创伤，不敢复行滋事”。于是派出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五千人进驻西藏，会同其他驻藏军队反击尼泊尔。
在反击尼泊尔的战役中，福康安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素养和军事才能。
对尼泊尔之战，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之战，但在战略形势上却是非常严峻的。一是清军长途奔袭，补给线长；二是清军对当地的地理形势不熟悉，一开始就不占“地利”；三是西藏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各种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内部的民族矛盾。
福康安一进驻西藏，就对西藏的上层人物进行安抚和适当的训诫，一方面保证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他们服从清政府的调遣。由于恩威并用，使西藏上层宗教领袖都坚定站在了朝廷的一边，支持对尼泊尔用兵。
战役一开始，福康安率军进攻被尼泊尔军队占领的我聂拉木、济咙宗等地。由于尼泊尔军据城坚守，福康安一改过去死打硬攻的看家战法，示敌以弱。尼泊尔军队以为福康安的兵也和原来的清兵一样不禁打，就出城进攻。这正好中了福康安的计策，在尼军进入包围圈后，伏兵四下杀出，尼军损失惨重。福康安很快尽收西藏失地，把尼泊尔军队逐出西藏！完成了对尼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随后，福康安督军翻越喜玛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由于深入敌国做战，军队给养不足，士兵们在恶劣的气候和崎岖的山路上行军，鞋子都被磨破了，好多士兵光着脚在山路上行走，“多刺伤，又为蚂蝗啃啮”，在宿营时，往往只能在山崖下休息。在这样的条件下，福康安以身作则，激励士气，深入尼泊尔境内七百里，进逼其首府加德满都。
在尼泊尔境内作战时，福康安的战略素养和指挥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清军自身的调动方面，福康安时时防范后路被断，将清军兵分三路。自己带领主力居中，左翼和右翼则时而大张旗鼓，时而消声匿迹，给对方以主力的假象。对外，则充分利用与廓尔喀有矛盾的其他部落的力量，积极和哲孟雄（锡金）、宗木布克等部落联系，鼓励他们向尼泊尔廓尔喀进攻，答应这些部落在平定廓尔喀后，将土地分给参加战斗的部族。
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后，福康安驱兵直入，根据不同战役的形势改变战法，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在尼泊尔首战热索桥战役中，福康安令小部发动佯攻，主力则绕道至热索桥上游，前后夹击，攻下热索桥。再如在进攻加德满都最后一个门户木集木的战役中，福康安根据尼军城坚碉固的特点，表面上是全面进攻，实际上则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经过二天一夜的战斗，取得了木集木之战的胜利。使加德满都门户大开，廓尔喀王朝摇摇欲坠！
就在加德满都近在咫尺，且又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福康安做出了退兵、接受尼泊尔廓尔喀王朝求和的决定。本来，乾隆皇帝的最终战略意图是“扫穴擒渠将其土地还给各部落，永免卫藏驻兵防守”，也就是要将廓尔喀族彻底消灭。但福康安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停止用兵的建议，并得到了乾隆的肯定。福康安在没有达到皇帝最终战略意图下停止用兵，这是第一次，也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
正是这次没有完全达到乾隆最终战略目标的战役，表现出了福康安对全局的把握能力。在当时情况下，攻陷加德满都、消灭廓尔喀部落应该是非常好的时机，清军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福康安做出接受尼泊尔投降的决定，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了气候变化。在乾隆五十七年，西藏的冬季比平时早到一个月。如果清军继续进攻，打下加德满都，那么在退兵时，必定是大雪封山，不能全师而退。如果留在尼泊尔过冬，那么廓尔喀的残余势力可能纠集其他部族对清军进攻，在人生地不熟的尼泊尔，清军可以攻下任何要塞，却不一定能守住任何一个要塞。
因此，福康安接受了尼泊尔廓尔喀王朝的求和请求。在福康安的主持下，廓尔喀尽废以前西藏地方政府与尼泊尔订下的屈辱条约；呈献教唆廓尔喀出兵的红教活佛沙玛尔的遗骨和他的家眷；礼送以前抓获的忠于清政府的官吏；归还洗劫扎布伦寺时取得的金银珠宝，宗教圣物；向清政府称臣纳贡。
在接到乾隆皇帝“赦其前罪，准令纳表称臣，悔罪投诚”的旨意后，福康安回师西藏，开始了整顿西藏事务的新的任务。在整顿西藏事务中，福康安承旨制定了三个章程。主要内容是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在西藏驻军；清政府参与决定西藏地方官吏任命；喇嘛出藏要经清政府同意等。同时，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去世后，其灵童需要经清政府批准才能行使权力，即金瓶掣签制度也得以确立。
对尼泊尔的自卫反击战，其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最直接的意义便是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提高了清政府的权威。从大的方面来看，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建立，并开始向我国西藏窥探，特别是利用加德满都作为向我国输入鸦片的中转站。据史料记载，英国向我国输入鸦片，一个途径是通过海上走私，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加德满都等地。对尼泊尔用兵的胜利，对于打击英国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正因为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乾隆原曾打算晋封福康安王爵，但又担心福康安封王，会有人有所议论，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乾隆说：“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其实乾隆封王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只是出于“保全”、“爱护”才没有在当时封王。
但是就在乾隆说过这话三年后，乾隆六十年，乾隆就封福康安为贝子，这已经是皇族的封号了。
清朝的宗室封爵与非宗室封爵有别。非宗室封爵分为九级，即恩骑云骑尉、骑都尉、轻车都尉、男、子、伯、侯、公，每一级又分若干品，所以民爵共分九级二十七品，至一等公则赏功到了极点。宗室爵分十二等，即奉恩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不入八分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贝勒、多罗郡王、和硕亲王。
福康安以一个外戚的身份，取得了皇族才能取得的封号，已经与皇帝的个人喜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几乎完全是靠他个人为清廷做出的贡献。
嘉庆元年（1796年），福康安在镇压苗民起义的前线去世。当时白莲教起义的烽火已经熊熊燃起，清廷正处于手忙脚乱之中。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闻报大哭，追封福康安为郡王，赐其子为贝勒。并赋诗道：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增，忠笃那能筹。
乾隆王朝第一才子纪晓岚，在送给福康安的挽联中写道：
汾阳王名位相同功业常新万里有将军壁垒
忠武侯经纶未尽英灵如在百蛮拜丞相祠堂
福康安则静静地躺在皇帝赐给的陀罗经被下，任由后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