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穷经，终为会稽郡守，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
十
一纸书来感不禁，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分飞日，犹脐冤禽未死心。
秋意着人原瑟瑟，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泪透萧郎蜀锦衾。
原注：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阙《贺新郎》词，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
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
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途中当死。
耻说与，衡门墙茨。
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龙耳。
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持？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逐寇，再驱雉。
原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附录二：王映霞《半生自述》（节选）
遇见郁达夫
1927年1月14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午前lO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连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砰，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一个好熟悉的姓名啊。这样的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在注意起他们谈天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线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地打量了这一番之后，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知道他是孙先生在日本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要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从这一天起，这一位朋友竟接连地跑来许多次。来的次数一多，自然相熟得也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照例地邀请一同出去吃饭、吃酒、看电影，有时甚至听戏。不过我并不爱听京戏。在这一种场合下，我很懂得应该不使大家扫兴，于是我亦就勉强参加。如是一连几天的应酬下来，彼此间都相当的热络了。有时，我听见他和孙先生在用日语交谈，以为他们所谈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有时从他们的笑声里和神态中，看出了所谈的似与我有联系，可是为了礼貌，我当然不便探问。
马浪路附近的路我都走熟了，在上海的几个同学和亲戚的住处我亦都去过多次了，我已经不感到像初来上海时的寂寞。有一天，我去新闸路探访同学后回来，还未走到我们住处的后门，老远已经望见孙师母站在后门口向我招呼，她说：“你上楼之后，最好一直走进厢房里，将房门关上，暂时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打门，也装作不听见，不可来开门，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听了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猜想内中一定有蹊跷，又以为孙先生在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的朋友有事商量，我进去会不方便的。上楼之后，我照孙师母所嘱咐的做了。过了一小时之久，大约已经吃过晚饭，孙师母才来叫我回房。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事情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未曾马上追问。不过凭我的猜想，也许会和郁达夫有关，也许是因为我昨天已经将郁的来信公开出来的缘故。天天来我们这里的这位郁达夫，惹得大家发笑，弄得我很窘。郁达夫在1月21日的日记里是这样写得：
……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似乎她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两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面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她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岁阑归故乡
自从开过这一次玩笑后，我仍旧感觉不出自己在情感上有什么变化，每当静下来的时候，还暗暗地在计算岁阑的归期。最好就能在这几天内回杭州。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我一走，一切的事情也都随之而烟消云散，再不会有什么枝节的了。谁知郁达夫却在暗想：
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我与她的缘分，就尽于此了。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家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
为了我，他竟将所有的女性都骂进在内了。虽然在骂着，诅咒着，但他的愿望则是：
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
归根到底，怨恨还是敌不过热情，他居然在我还没有离开上海之前，冒冒失失地先到杭州。抵达城站之后，既未探听到我杭州的住处，也没有知道我回杭州的日期，却留在火车站上一班车一班车地等候着，焦急着。等了两天，仍是见不到我。在寒风侵袭的无可奈何中，不得不仍旧搭车转回到上海。郁达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的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雪里立了两三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颊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到上海来了。
在郁达夫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正是旧历十二月廿二，我离开上海，回到了西子湖滨的故乡。
我很愉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与家人团聚了，它冲淡了我这半个月来心理上的紧张情绪。我满以为一离开上海，能在温暖的家庭里，重度有规律的生活。可是设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事情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在我回家后短短的几日里，在上海的郁达夫并没有把这事结束。他是：
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3日回去，住在金刚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
昨天探出了王女士的住址，今晨起来，就想写信给她。
我接到了郁达夫从上海寄来一封又一封的信。我回信的内容实在空洞得可怜。我满以为这样不着边际的写了几次信，应该不会再延续下去。就算我认识了一位朋友，认识了一位作家，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郁达夫，他却打算于阴历正月初二三，再到杭州来看我。这样一来，我有些着急了，理智在告诉我，若再相见，怕不是一件妥当的事情。于是，我就索性不分亲疏地写了一封信去责怪他，说他想到杭州来的动机是不应该、不纯正的。我以为一个人受到了这样的婉言拒绝，该会马上断绝杂念。至少，也总该搁起笔来，少写几次信，或者从此不写信来的了。谁知这不过是我这个毫无社会经验的人，对于男女间微妙感情的一种天真想法，事实上，反而很快地发展到第二阶段上去了。
在故乡度春节，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尤其是从烽火连天的异地归来，到了慈母身旁，真有如婴孩睡在摇蓝里那样酣甜。的确有许多天，我曾下决心，再也不写给上海的复信了。不料，因此受到了他的诅咒，他说：
去年年底，我写了两封信去给王，问她以可否来杭相会，她到现在还没有回信给我。
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了。
但我有时也想，假若和他做个朋友，永远是朋友，让自己在生活中增加些丰富的养料，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因此，我在几次的去信里，在字句之间，暴露了我这个愿望，他却不满足，他希望排除一切，立刻把两颗遥远的心凑合在一起。这才遂了他的心愿了，所以在正月初十，他的日记里有过那么一段：
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竞明白表示拒绝了。也罢。把闲情付与东流江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场，就从此断绝了烟，断绝了酒，断绝了如蛇如蝎的妇人们。
半夜里醉了酒回来，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我不知这一回究竟犯了什么病，对于她会这样的依依难舍。我真下泪了，哭了，哭了一个痛快。我希望她明天再有信来，后天再有信来，我还是在梦想我和她两人恋爱成功。
结婚
新年里，我去过一次上海，当然是和郁达夫是见了面的。和一个月前的初相识时相比，在彼此的心灵里，都有着不同的感觉。我和他一起散步，一起谈笑，我仿佛把他当作一个大人，向他问这问那的。而他也降低了年龄，压住了原来的个性，凑合上我的好玩好动的个性。
有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创造社出版部）里去，偶然间翻看了他近日的几页日记，心里有些恼火，也有些怕羞。我开始感到和一个作家交往，有些胆寒。回到杭州以后，我曾狠狠地下决心要和他疏远，免得日后闹出许多笑话来。但不知怎的，自己的感情上似乎已起了什么变化，但当他一封封情意深长的书信，传递到我手中时，我却立即拆开来看，看完之后又非写复信不可。写了寄出，寄出之后又后悔，像这样的起伏变化的心情，一天不知有过多少遍，时而想打算后退，时而想抛除了一切大胆地前进。同情与顾虑，充塞了我的心胸。我不想去告诉谁，但同时也希望有人能够了解，同情我，帮我分析。有时想到我从前读过他写的小说《沉沦》，那一个孤冷得可怜的“他”，现在仿佛在我眼前摇晃。“他”，是实在足以同情的。我为什么怕？我为什么不敢同情呢？“他”不是立过誓么：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如今，给与这同情的似乎只有我了！我亦不希望再有另外的人，来与我争夺这同情的付与。但我又马上想到，这太不简单了。他有一个复杂的周围，还有一个那无可奈何的处境，于是，我彷徨了，我立刻想到了家庭惜我，社会绝我，一切的亲友耻笑我。我苦闷，我无以自遣。我去找母校的老师，答应到嘉兴二中附小去教书，打算离开杭州、上海这两个是非之地。
到了嘉兴以后，我的心情依旧是沉重的。我在回忆，我在梦想，我重又为他一封封热情的来信，所眩惑起来，它竟占去了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我只能在难以告人的沉醉里度我的晨昏。
4月间，蒋介石叛变，在南京成立了他的独裁政府。上海的创造社同人有朝不保夕危险，郁达夫生了严重的黄疸病，虽然辗转就医，但仍无法痊愈。他写的《王二南先生传》里，曾有过一段这样的记载：
当时，我在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因政治关系而入了停滞的状态。……我也受了当局的嫌疑，弄得行动居处，都失掉了自由。
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孓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的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迹。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
……先生一见，就殷殷以保养身体为劝。
祖父为了爱屋及乌，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介绍医生啦，搜求秘方啦，劝他到杭州养病。这又促成他和我的接近。由于接近，了解得较先时深，同情也就更甚。于是我就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将我和达夫婚约关系正式公开在亲友的面前了。他在1927年6月5日的日记上，这样的写着：
6点钟上聚丰园去，7点前后，客齐集了，只有蒋某不来，男女共到了40余人。陪大家痛饮了一场。周天初——映霞的图画先生——和孙太太——我俩的介绍人——都喝得大醉。
这年9月，达夫的《日记九种》出版了。这是他半年多来生活思想真正的记录。他的日记的出版，事前我并不知道，他之所以不让我知道，主要是希望我和他在感情上从此不再发生旁的枝节。他觉得光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不够，这样地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作漏网之鱼。这是他个人的想法。我读了《日记九种》以后却感到他处处为自己打算，至于当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发现了这样件大胆而新奇的事，人们将以何种目光来看待，他没有想过，也没有关心过。因此，我为之不快了好多天。而且，还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不大愿意和他同进出，少说话，并有近于后退的打算。但是我究竟还年轻，所懂的还是太少，一时想过退过，也就算了。一时间闷在心头的恶劣情绪，过了不久，就被他的热情所融化。
1927年的冬天，祖父应了上海群治大学之聘去教课。又为了我将于明年结婚，全家索性搬到上海，在哈同路（今名铜仁路）的民厚南里租了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住下了。达夫原住在闸北，每天清早来，深夜去，祖父考虑到生活无常，来往费事，便暂时将一间前楼租给他住。
1928年3月，在我们将于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的喜贴发出之后不久，达夫就间接得到了一个秘密的通知，说南京方面有人在计算他，要他马上避一避。去日本的轮船票早就买定了。我原想不顾一切，冒险东行，但达夫是胆怯的，他不但将船票立即退去，而且马上搬到了民厚南里，秘密租了一家郊区旅馆的房间，暂作他的避难所。连祖父也不晓得他住往何处去了。他自己，也只在深夜里，才偶尔出去散一回步。其他时间，则诚如他所说的，“日日痴坐在洞房”。只能从窗户外偶尔吹进来的几阵春风里，知悉春天是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蛰居生活一直继续到两个月以后。形势缓和了些，他才迁回到民厚南里住。我们在南京路东亚酒楼请了客，正式宣布了我们的结婚。
由于我们的结婚地点临时改变，致使在东京的几个中日朋友，届时还去精养轩扑了一个空。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除了我们俩之外，连祖父亦也不清楚。几十年来，有不少关怀我们的亲友，陆续的来问起过，我总笑而未答。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应该向大家说明的。当时我虚岁22，还是一个不明世故的少女。
我们的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