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和这几位日本女子，虽在人生的歧路上相逢道左，一往情深，然出乎情性，止乎礼义，如天外扬花，一番风过便清清洁洁，化作浮萍，无根无蒂，不即不离，有如兜率宫中文萧梦影。然而和另一个日本女子的关系，就远非一般了。她就是那个常常向他微笑的牛奶店主人的女儿——阿雪。1918年春，郁达夫和阿雪在西浦同居，4月与她分别，6月复与之居天神东，一直同居到9月。这还是在郁达夫与孙荃结婚以前的事，他似乎也已经把阿雪忘却了。可是回到东京后的一天晚上，郁达夫去帝国大学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借酒浇愁，刚刚走进去，就看见有几个动作十分粗野的男子正纠缠着一个年轻女子喝酒调笑。他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那个满脸堆粉、嘴唇涂得血红的女子，不正是阿雪吗？
“是她！”他当即站住了，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
“喝呀喝！哈哈哈……”
一个男子用手托起阿雪的下巴，另一个就往她张开的小嘴里灌了一口。
啊啊，她的牙齿还是像细磁一样细白！郁达夫不忍再看下去了，他转身就往外跑……
“喂，别走呀！”一个声音唤住了他。
挺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果然是阿雪。她快步走到郁达夫跟前，目不转睛地瞧着他那张羞愧而又忧郁的脸，说：
“你一进门，我就认出你来了。怎么，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阿雪呀！”
那一段旧情又在郁达夫心里重新勾起来了。他望了望那间酒馆，又打量了一下阿雪，关心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到东京来的？”
“刚来不久。”
“做什么呢？”
“做生意。”
“还是开牛奶店？”
“不，”阿雪摇了摇头。“是做男人的生意。刚才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郁达夫心里难受极了。他含着眼泪，嗫嚅地说：
“阿雪，我对不住你……”
阿雪倒颇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她张开两片红红的嘴唇，问道：
“你有钱吗？”
郁达夫赶紧往口袋里掏钱。袋里“空空如也”——这一个月的官费他已经胡乱花光了。
“真对不起，”他歉疚地说，窘得要死。
“没关系。我不要你的钱。”
阿雪露出了细磁样的牙齿，笑着说。一边就往郁达夫身上偎了偎。郁达夫感到被她偎依着的那半边身子突然增高了温度，热烘烘的。一种重温旧梦的渴望，促使他情不自禁地搂住了阿雪的纤细的腰肢。这是他曾经亲近过的……
事隔几年之后，1923年郁达夫在北京，有一次他和陈翔鹤等几位北大学生在酒馆喝酒，一个歌女登场了：纤细的腰肢，细磁样的牙齿，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郁达夫心里怦怦地跳了起来，看了几眼，便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随后一大颗一大颗的眼泪跟着就掉了下来。几位学生见此情景，同时都惘惘地立起身来，走出场外去。在马路上，郁达夫一面叹气，还一面揩眼泪。
“先生，你这是怎么啦？”陈翔鹤莫名其妙地问道。
郁达夫终于讲出了他和阿雪的那一段情事。“刚才这歌女的面貌很像我从前在日本时的情人。她是因我引诱由少女而堕落到几乎类似妓女地步的。就在堕落之后，我们还不断地幽会。此时此刻想起来，那真是一桩罪孽呀！……”
“先生虽有负于人，但社会更有负于你呀！”几位学生安慰郁达夫道。他们都很同情郁达夫不幸的遭际。
是的，如果说郁达夫有负于日本女子阿雪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日本女子负他。
她们有的公开蔑视他：
“支那人？……”
郁达夫又听到那种故意把鼻头皱起来，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的轻蔑的称呼了。日本人（无论是男是女）轻视中国人，简直同轻视猪狗一样呀！
她们有的则用娇艳动人的假笑佯啼来迷住他的天良：
“请进来吓！请进来吓！”
郁达夫被拖进了荒唐的邪游、不义的淫乐之中。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在他那近似麻木了的脑海里，常常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地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一排洋磁似的玉齿，也看得出来了。许多妙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
于是温软的、肥白柔美的肉体就坐在他怀里了。
这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
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里，郁达夫偶然读到了一本德国薄命诗人Grabbe的传记。一病如洗的Grabbe想到京城去找职业，家里没有钱，贫穷的老母只好将祖传的一副银质的食具，拿出来给他作为求职的资斧。Grabbe到了首都，孤冷无助，只好变卖这副银质食具□口，今日吃一个银匙，明日吃一把银刀，没有几天，就把祖传的食器吃完了。看到这里，郁达夫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又是“空空如也”！每月五十二元的官费，本来就入不敷出，常常是租了屋没有食，买了食没有衣，又怎么能允许他买醉买欢？然而雪儿……
“啊啊，我的穷状，比这位德国的薄命诗人更甚啊！”
他心里叫起苦来了。一边在盘算着弄钱的法子。他觉得自己对雪儿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应当帮助她从火坑里跳出来。然而尽管他是堂堂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又是专修经济学部的，可是对自己的经济拮据状况却一筹莫展。
晚上，他特意赶到富长碟如住的下宿来。在案桌的横头坐下。富长碟如见他腋下有一件用布层层缠裹着的细长的东西，郁达夫很珍贵地扶着它。在灯光映照下，郁达夫的神情如通常那样，有点悲哀的样子，又有一丝笑容。头上长发蓬乱，颧骨高耸的脸上有一双细小的眼睛，闪出朦胧的有点空虚的光来。
富长碟如急于要知道他有什么要紧事，就离开案桌，将坐具移到郁达夫对面坐下了。
“郁君，深夜来此，有什么事么？”他问道。
郁达夫把那个细长的东西从腋下取出来，慢慢地把裹着的布一层层剥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摊在桌上。富长碟如把灯挪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大幅画卷，整个画面都被虬枝舒展的老梅占满了，上面细腻地开着花朵。
“这是我家家传之物，吴梅村的画。珍贵的东西啊！我不想放手。可是此刻不得不如此了。我想用它来兑点钱用。富长君能为我帮帮忙吗？”
郁达夫愣愣地凝视着画卷，一边这么说，语调是沉痛的。
这幅画后来据滑川澹如鉴定是赝品，“没有价值”，结果没有卖成。这下可把郁达夫窘死了，没有钱可怎么行呢？没有钱，什么也干不了啊！
一个小小的钻石戒指。这是结婚时孙荃送给他的，可以说这是定情的信物，在它上面凝聚着荃君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厚意。
现在只有这一个值钱的东西了。万般无奈，郁达夫就把它拿到当铺里去押卖。
“先生，这……”他把戒指从怀里掏出来，递上去。
那个当铺的老板把戒指接过去，先是在手里拈了拈，又用放大镜仔细审视着它的光泽，似乎要鉴别一下钻石的成色和真假。好一会儿，眉头皱得紧紧的，又摇了摇头。
郁达夫生怕这钻石戒指也被误为是“赝品”，就赶紧上前一步，解释道：
“这是我妻子的，绝不会有假！”
“唔唔。”
那人把戒指收下了，付给了郁达夫一叠钞票。
把钱接过来，郁达夫立刻又痛悔万分。妻子送给自己的定情之物，怎么无缘无故把它押卖了呢？难道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一时私欲么？啊啊，真该死！真该死！
他痛责着自己。可是手里的钱却攥得紧紧的，一双脚不由自主地朝那淫乐场中急步走去。
又胡闹了一个夜晚。
可是中宵酒醒，郁达夫看看自己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他的哀愁，他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
“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谴耳……”
于是他的灵魂便又重新苏醒过来。一个人走到秋风凉冷的月下，郁达夫一边想念着孙荃，一边抱头痛哭起来——
“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
此时他真是悔恨到了万分。他和孙荃常有书信往返，夫妇之间有时在信中互相赠诗唱和，郁达夫有时也为孙荃的诗略作修改，偶尔也把修改后的孙荃的诗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日本《太阳》杂志和杭州《之江日报》上。在这以往，好像只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或者说是字面上的感情。不过此时郁达夫在想念与悔恨中，从枕边取出孙荃的来信重新读着时，她写的那些一往情深的诗句，紧扣着他的心扉，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人肺腑的力量——
笑不成欢独倚楼，怀人望断海南州。
他年纵得封侯印，难抵春闺一夜愁。
独坐窗前夜已深，愁怀孤冷伴灯吟。
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碎离人万里心！
朔风凛冽夜沉沉，兽炭书灯识此心。
君去吴头侬楚尾，知音千里抱孤琴。
情调是伤感悲戚的，思想是陈旧的，并未脱去封建淑女的气息。然而，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却是真挚的，充满了怀念与期待。读着孙荃的这些充满着离愁别恨、缠绵悱恻的诗作，郁达夫又感动又惭愧。他仿佛又看到了孙荃悲戚的愁容和那万般柔顺的样子。悲佳人之薄命，叹贫士之无能，郁达夫饮泣吞声，挥笔写了《寄内五首》：
青衫红粉两蹉跎，偕隐名山计若何？
泣向通天台下过，日斜风紧乱云多。
昔日曾谈别后心，谈时涕泣已难禁。
当时只道难离别，别后谁知恨更深。
一霎青春不可留，为谁飘泊为谁愁？
前生若道无缘分，不合今生配作俦。
贫士生涯原似梦，异乡埋骨亦甘心。
不该累及侯门女，敲破清闺夜夜砧。
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
百年人世多风雨，不及泉台岁月长。
怀着这样的情感，郁达夫断绝了同那些东洋“魔女”的交往，将放浪生活做了个结束。他还买了一个天赏堂制的装相片的银架子，并把自己的一帧照相装在了里面。这是特意为孙荃买的，他想要把这一点微小的礼物送到荃君的手中。
1921年9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从日本回到上海，编辑《创造季刊》。次年3月去日本参加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考试。临行前与孙荃依依惜别，夫妻二人曾联袂一首《卖花声·送外东行》。词曰：
梦里送君行，疑已天明。（孙荃）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达夫）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荃）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达夫）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荃）
三 贫贱夫妻百事哀
郁达夫住在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也和郭沫若一样，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他们出的书不曾收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泰东书局的老板以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来羁縻着他们。他们所受的恩惠有限得很，不过是有一碗饭吃，时而也给些零花钱用，但他们所尽的义务却没有可言满足的一天。他们实际上过的是寄人篱下的食客生活，不仅经济上拮据得很，就连精神上也不得自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的勒汉特”自诩的郁达夫，仍然于1922年8月5日假一品香旅社主持召开了郭沫若的“《女神》纪念会”，出席的除创造社成员外，还有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庐隐等人。拖到9月间，郁达夫为了□口，才不得不再度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在这之前，他回了一次富阳，一则看望母亲，二则把孙荃接去同住。
安庆法政专门学校里有几个想爬上校长宝座的野心家，嫉妒心很重，总爱把有识之士视为天然的仇敌。因为郁达夫教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所教的几个班都来要求加钟点，所以也就特别遭到那些人的忌恨。他们散布种种流言蜚语，对郁达夫进行百般诋毁：
“这个郁达夫，写了《沉沦》不算，又来了一篇《茫茫夜》，公然提倡同性恋。而且非但不自知耻，反而将它来做招牌，煽动青年学生，使他们堕入禽兽的世界里去。这篇东西竟是以我们学校为背景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是还有一位叫海棠的妓女同他有来往么？什么‘海国秋寒卿忆我，棠阴春浅我怜卿’，啧啧，竟有那些行为干出来！”
郁达夫又掉进了一个是非之地去了。其实，他在《茫茫夜》发表之后，就声明过：“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他只是如实地描写出现代青年“对某事有这一种倾向”，并非在提倡青年们“应该这样做”。可是偏偏有一些人以读《五柳先生传》的心情来曲解他的小说，甚或把他的小说作为材料，做些谩骂的文章。学校里的那几个忌恨他的庸才，在这方面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他郁郁地走进了教员预备室。正在口沫四溅，高声嚷嚷着什么的几位先生见郁达夫走了进来，忽然一齐缄口不语了，一个个脸上还露出有些尴尬的神情，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他们一定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郁达夫心想。一生气，他连招呼也不屑于打，就径直拉过一张椅子来，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一边就摊开了书本和讲义。然而，这时他心里每每又会涌上一通牢骚：
“上课？哼哼，简直像是上刑具被拷问！”
在他看来，教书是知识无产阶级最苦的职业，学校里的功课又枯燥无味得很。郁达夫天天去上课，就真如同囚徒戴了刑具被提审拷问一样，胸中只感着一种压迫。
讲完课回到住处，见孙荃懒懒地在床上躺着，郁达夫的火气腾地一下子就上来了，破口骂道：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做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做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
这样的怒骂已经不止一次了。往常郁达夫在社会上受了虐待、欺凌、侮辱与伤害，他每每都要回家来一一向自己的女人发泄。可怜的孙荃成了一只羔羊，日日在家里替社会赎罪。她无缘无故又被郁达夫狠狠骂了一顿，当下不由得暗哭了起来。可是她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拖着不便的身子，赶紧跑到厨下为郁达夫烧饭做菜。
不一会儿，饭菜端上来了。孙荃惴惴地对丈夫说：
“烧不来，瞎烧烧。”
“你烧的菜，一点也不好吃，味同嚼蜡！”郁达夫余怒未息，用筷子扒拉了几下菜，藉故找岔道。
孙荃含着眼泪，默默地吃了几口饭，可是随即又全吐出来了，呕吐不止。
“你怎么了？”郁达夫皱着眉头，问道。
孙荃的嘴唇微微抽动着，脸上掠过一阵红晕。“我，我——怀孕了呢……”
“是么？”郁达夫细小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那里面交织着惊喜和疑虑。他没想到已经种下了一个烦恼的种子了。
把孙荃骂了一场之后，郁达夫胸中的悲愤发泄完了，他立刻便痛责起自己来：
“啊啊！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
他上前去抚爱孙荃一番，并且用了柔和的语气，把他发气的原因细细地讲给她听：
“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话，那我们的社会就不能不做根本的改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