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回到警备区招待所，就按捺不住地发泄自己的不满：“姜委员，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任凭吴程胡闹下去了！他与康蒂的事儿还没了，今天又跟顾斐斐粘糊儿上了。你听他刚才说的那些话，简直象流氓语言！”
“你说该怎么办？”姜博襄抄起茶杯喝了口冷茶，又打开冰箱递给何泽一瓶北冰洋汽水，“大热天不要着急上火，喝瓶汽水，缓口气儿。”
何泽启开汽水瓶盖儿，一扬下巴，“咕嘟嘟”喝个瓶底朝上，似乎借着打嗝儿的气力喷吐出一句话：“叫他回去得了。”
“是作为处理还是作为奖赏？”姜博襄这句话显然带有些许讥诮的成份。
“姜委员，”何泽虽然带强制性地压抑着满腹的火气，但语气中依然带着不满，“对他再不采取果断措施，他非出大洋相不可！”
“你是说他会跟女人睡觉？”
“我看有这种可能。”
“何以见得？”
“他已经发展到与康蒂搂搂抱抱还不能说明问题？”
“你看过一个描写解放前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一男一女假扮夫妻的电影，片名叫作《永不消逝的电波》么？”
“看过。”
“你说他们两个到底是真戏假唱还是假戏真唱？”
“当然是假戏真唱喽。”
“我听有的人说却是真戏假唱。理由是：一男一女整天在一起，鬼才相信不会干那个呢。”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能发挥聪明才智，而且想象力极强。人家明明是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装作夫妻是为了掩人耳目嘛。可是，有的人却总是盯着脐下三寸，实在是荒唐透顶。”
“这样看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喽！嗯？”姜博襄说完，不由哈哈一阵大秀。
何泽立刻悟到绕来绕去自己竟把荒唐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不禁脸一热，连忙掩饰尴尬地笑了起来。
“好啦，我们还是把精神气儿用在对史曼的调查上吧，本来现在我们就有点儿精疲力竭的感觉了，再来个内耗，那就会真的不战自垮了。”姜博襄在说这番话时，显得颇有感慨，而且还有些难以逆转的神情，显然他的视点的范围远远超过他们本身。
何泽郑重地点了点头，看来他理解了姜博襄话语的广泛含义。
“何副处长，你给守备一团曹政委打个电话，请他问一下一营二连的高军的籍贯。”
“您上次不是专门去过一次么？”
“就知道他是陕西人。没问他是那个县和那个村庄的。再加上你那个电话……”
“好，我马上去打电话。”何泽没等姜博襄说完，立刻走进隔壁房间。
没过半分钟，姜博襄猛地从逍遥式沙发椅上站了起来，而且脖子直直地往前探着，好象被隔壁房间一条粗粗的绳索扽着。
“什么？你再大声点儿？”
暂短的静寂。
“高军昨天晚上跑啦？！”
又是暂短的静寂，但静得令人感到沉闷。
“什么？他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是怎么说的？”
还是暂短的静寂。不过，这静寂不但使人感到沉闷，还有些不寒而栗。
“除了这些以外，他没讲是回老家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姜博襄似乎觉得脖子被扽疼了，急忙走了过去。
“什么？他要去我们找不到的地方！”
“对。”
“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已经给警备区首长和保卫处报告过了。”
“警备区首长有什么指示？”
“两条。一条是叫我们派人到他老家去一趟，看看他是否回去过；另外一条就是实在找不到也就算了，因为严格来讲他本身就不是个当兵的。”
“你——”何泽一时不知怎么表示态度为好，急忙一转身，落在姜博襄脸上的是一双乞求的目光。
姜博襄抬起右手往下按了按，做了个放下电话耳机的手势，意思是让他不要表示什么态度。
其实，不表示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何泽遵从地说了声“好啦，就这样吧”，随后马上放下了电话耳机。
“是一条血性汉子呀！”姜博襄慢慢地在屋里踱步，沉吟地发出赞叹。
“我看他是回老家了，不然他能到哪儿去呢？”何泽觉得，高军声言要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是假，而回原籍是真。否则，到外地连个户口都没有，又没有亲朋好友，怎么生存呀？
“咳，现在不同前些年了。只要有把子力气，四海之大，到哪儿还不能混碗饭吃？再说，就他光棍儿一个，又不拉家带口，自己吃饱了连狗都喂了，怕啥嘛！”姜博襄虽然带结论性的话没有说，但是足以使人悟到，他认为高军的确是远走高飞了，的确会到一个使熟悉他的人难以找到的地方。所以，对于他们调查组来说，高军这条线索无须再寄以什么期望了，而的确是断了。
“哎，姜委员！”何泽突然感到大脑的灰色物质爆光似一闪，立刻捕捉到一个新的判断，“我觉得，高军的不辞而别，可能是史曼耍的一个手腕。”
“你是说，史曼想利用这一手来掐断我们的调查线索？”
“我看是。”
“嗯——”姜博襄沉沉地呼了一口气。
何泽以为姜博襄被他的发现唤醒了，立刻面露喜色，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姜博襄的面部表情，想进一步从他的神态上得到确凿的证实。
谁知，姜博襄却摇了摇头。
“怎么，不会是——？”何泽急切地想问个究竟。
姜博襄目光凝重地看了何泽一眼，一低头，又慢慢地踱起步来：“我认为，史曼不会这么干。至于为什么，现在我还难以说得清楚。但是，我有这种感觉。感觉，是感觉。”他的话语一字一顿，与步幅的距离好象相等，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因而掷地有声，直震人的心底。
此刻，何泽的确有些茫然了。这纷纭的头绪，这变化多端的现象，这大相径庭的判断，还有这至今看不出多少眉目的缓慢迸展，令他委屈而不知所措。所以，他双眉紧锁地向姜博襄问道：“那下一步该怎么办？”那有些沮丧的语气，仿佛他对这次调查史曼的任务能不能完成都失去了应有的信心。
“作为一名军人，在‘二百米’的冲锋阶段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的，唯有的只能是挺起胸脯。”姜博襄依然低着头，又依然是慢慢踱步，与其说是在告诫何泽，莫如说是在自我勉励和提醒，“当然喽，至于在冲锋中采用什么方法和选择什么途径，是要灵活机动，是要因地而异的。这时的智慧和勇敢一样仍然不可缺少。”
何泽以异样的目光看了姜博襄一眼，觉得他方才的一番话语未必有些“客里空”。现在是谈什么勇敢与智慧关系的时候么？用“二百米”这个老掉牙的字眼儿比喻调查组目前所面临的局面本身就不确切，如果说不是有意夸大这次调查任务的重要程度的话，那么就是一筹莫展的虚张声势。都10多天时间了，调查工作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我和吴程当然有责任，可你这个当组长的呢？管用的办法倒不多，讲起那些一贯正确的大道理来倒振振有词，真是的！
尽管何泽方才那异样的目光是很隐避的，但是还是被姜博襄扑捉到了。他不由肩膀一抖。他从何泽那隐含着不满的目光中，觉察到自己刚才的话语有点教训人的味道，同时也有些“拔高”的成份。老东西，装什么洋蒜！有本事你拿出办法来呀？讲那些道理顶屁用！不管用的家伙！他一边慢慢地踱着步，一边懊丧地用手拍着脑门，声音虽不响，但却有力量，几下过后，布满老皱的脑门上就被拍红了，虽不是冒着血津儿，但也是被血洇红的。那迟缓的脚步，那双肩下塌的身姿，颇象个自惭形秽的老狗。
“叮铃铃……”一阵清脆地电话铃声响了。
何泽刚要奔过去接电话，却被姜博襄抢先一步抓起了耳机，那动作之迅速，简直与方才踱步的样子判若两人。何泽觉得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就往办公桌奔去，而且步子迈得很大，没想到正背着身踱步的姜博襄竟然先他一步到达，他是怎样急速转身的，又是怎样急速向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奔去，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一点儿印象都没留下，也不记得他当时显出急不可待的样子，真是活见鬼！
“喂！”姜博襄口对电话耳机，声音既不急促，又不颤抖，反而显得镇定自若，好象此时此刻正在专心致志地办公。
何泽心里不由暗挑大拇指。就凭这一手，不经过苦心修炼是做不出来的。到底是老家伙呀，还真有几手硬功夫。
“请问您是那一位？”对方是个女人。声音很甜，还带点儿娇滴滴的味道儿，但不是少女。
“我是姜博襄。请问，您贵姓？”
“我姓史。”
“史——？”姜博襄想问一句她叫史什么，又觉得不太礼貌。心里直骂自己，为什么不象对方一样巧妙地问一句“您是那位”呢？却偏偏来了个“您贵姓”？人家当然只能说姓史，如果讲叫史什么，岂不显得有点儿自作多情？他真恨不得惩罚地狠狠给自己脑袋一拳头。
“我叫史曼。”对方大概听出了姜博襄的心声，马上来了个通名报姓，而且说得很从容，毫不掩掩遮遮。
“史曼？”姜博襄听到这两个觉得渴望巳久的字眼儿，心忽地一下子就把喉咙口塞满了，仿佛肚子顷刻间被掏空了，变得宛如一条空布袋，轻飘飘的，没有半点儿斤两。
“是她？！”何泽不禁惊讶地喊出了声。
不知是对方听出了姜博襄的惊疑呢，还是她觉得自己没有表达清楚，立刻补充地说道：“姜委员，我是你们纪委书记邹大成同志的爱人。”
“噢——，原来是史曼同志。”姜博襄拉了个长音儿，显然他心里惊多于喜。
“快问她在哪儿！”何泽急得直想大声呼喊，又怕叫对方听到，所以尽量压低嗓音，只得借助于手势。
“姜委员，昨天我收到邹书记一封信，他说你们在滨海市执行一项什么任务。我过几天去北京，想问问你们有什么要往回捎带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梢带的。请问，您现在在什么地方打电话？”
“在小天鹅宾馆。”
“小天鹅宾馆？”
“对。”
“您一直就住在哪儿么？”
“不。”
“那住在哪儿？”
“在紧挨着海滨的一个疗养院。”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办的么？”
“没有。”
“具体那一天去北京定下来了么？要不要提前给邹书记打个电话，告诉他车次，好派车去车站接你？”
“谢谢，不必了，到时候我自己再打电话吧。”对方说完，又补充了句“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办的事儿尽管说，好，再见。”说完把电话耳机就放下了。
姜博襄觉得心忽地沉下去又忽地冒上来，顿时感到很懊丧。
刚才不利用这个天赐良机问清楚她究竟住在那里，以便去找她弄清楚与这次调查任务有关的一些问题，却喋喋不休地问什么她乘那次火车去北京，还说告诉邹大成派车去接她，简直是无聊之极！人家什么时候动身去北京，还用得着你操心？如果她是个平民百姓，你这样做还算发点儿善心，可人家是首长夫人，给老头子打电话还不是躺在床上就可以办到的事儿；再说，她到北京，邹大成有专车，而且还是奔驰280高级轿车，邹大成自然会亲自去火车站接她还用得着什么派车？真是拍马屁打在驴腚上，讨好都讨不到点儿上，你个狗日的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低级？不然你说那些谄媚的话干个□？别人又没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还不是你自觉自愿说出来的。你个马屁精！你个老混蛋！你个虚伪的家伙！呸！
姜博襄心里愤恨地唾骂着自己，吃惊地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庸俗和世故了。以往，他对于机关有些人对上司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专门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又气愤又悲哀。感到这样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将来怎么得了哟！盼着上边儿尽快想个法子把社会上乌七八糟的现象狠狠杀一杀，把党风好好整一整。他觉得现在“温吞水”般地喊叫几下子是不行的，必要时就是要矫枉过正。当然，“文革”的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但除此以外难道就没辙了？办法总是有的嘛！此如象延安时期的党内整风，比如尽快健全法制，一切都按法律办问题也就好解决了。现在仍然是领导说了算，谁官儿大谁说了算。下属的命运被上司主宰着。领导就是老爷，首长就是上帝。谁敢不顺从，就叫你立即滚蛋！中国人不但穷，而且是粥少和尚多，谁不怕丢了饭碗？所以，正直的只能是洁身自好，媚俗的无疑要顺应潮流，来个“世人皆醉我也醉”。现在看来，正直的想要洁身自好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谁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耳濡目染，总要受些影响的，只要不同流合污就不错了。姜博襄随着思绪的梳理，觉得负疚的心灵得到些许解脱，大脑的思考轨迹又回归到方才史曼打电话的事情上。
他立刻感到，必须马上找到这个自称为邹大成爱人的女人，搞明白她是不是那个女骗子史曼，如果不是，也好去掉一桩悬案。想到这里，他向何泽一招手：“走，马上去一趟小天鹅宾馆！”
但是，当他们急冲冲走出一号楼，这才想起没有司机。马奔请假陪着他来部队探亲的母亲到市里逛夜市去了，谭志明是一到下午五点半就成了他法定的下班时间，早开着车回家了，说不定现在正在小天鹅宾馆的舞厅跳舞哩。
没有司机怎么去？
倘若从招待所外面去乘坐公共汽车，不仅要走一段路，而且如今的公共汽车变得象抽疯似的，要末忽地一下同时来几辆，要末半天一辆也不来。等依俟到了小天鹅宾馆，说不定已是一两个钟头以后了，岂不黄瓜菜都凉了！
然而恰在这时，警备区后勤部管理处副处长田崇德一面打着饱嗝儿，一面用牙签儿剔着牙花，一步三摇地来到姜博襄面前，那隆起的肚子象怀孕六七个月的孕妇：“姜委员，在屋外边儿凉快会儿？”
“那里，”姜博襄急煎煎地说，“我们想马上去趟小天鹅宾馆，可司机都不在了，正干着急没办法。”
“听说小天鹅宾馆的舞厅挺豪华，而且跳舞的姿式净花花点子，什么摇摆呀，贴面呀，姜委员还有这个雅兴？”田崇德一边说一边喘粗气，而且还酒气扑鼻，显然又不知陪同什么人饱餐了顿，反正是不用自己掏腰包，不吃白不吃。这年头，哪儿都一样，吃喝风盛行。因此，田崇德毫不隐慝。
“我可不会跳舞，只是在解放前参军时学会扭秧歌，还有走高跷。”姜博襄索性把话题扯远一点儿，来它个“以毒攻毒”。
这样一来，田崇德反而不便于打哈哈了。于是，他郑重地问道：“这么说，您到小天鹅宾馆有急事儿？”
“对。”
“我马上去搞辆车。”田崇德说完急忙向招待所值班室走去。大概是他吃得太饱了，走起路来尽量用脚尖着地，好象用脚后跟着地会震得肚子痛，所以走路的样子一拽一践地颇象个肥胖的鸭子。
看来的确是“县官不如现管”，几分钟工夫，一辆老式上海牌轿车开到姜博襄面前。
姜博襄抵达小天鹅宾馆一看表，刚刚9点15分。
他们来到位于一楼正厅的服务台，一位身穿枣红色小开领女式西服的姑娘满面春风地问道：“请问，您找谁？”
姜博襄答：“我找一个叫史曼的女同志。”
“她住在多少号房间？”
姜博襄一时语塞。刚才史曼在电话中没有明确告诉他现在就住在小天鹅宾馆，当然他就没有话题问她住在多少号房间了。
姑娘见状，微笑地说了句“请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查查我们宾馆的客人当中有没有这位同志，”她说罢拿起一个专用耳机，“请查一查有没有一位叫史曼的女同志住在我们宾馆？”
大概小天鹅宾馆使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进行管制，不大工夫姑娘便得到回答：“没有。”
“刚才她还在这个宾馆给我们打电话呢。”何泽急忙解释。
姑娘也以解释回答之：“说不定她是到我们宾馆来看人的。我们宾馆客房都有电话。”
“那——”何泽张了张嘴，又赶忙闭上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整个小天鹅宾馆少说也有几百个房间，史曼在那个房间打电话，谁能够知道呢？再问，又有什么用。今天在服务台的这个姑娘算是服务态度好的，要是换成另外一个服务员，说不定不拿白眼珠子瞪你才怪哩。真他妈的不顺利，刚刚抓到的一条线索，想不到立刻就断了。
何泽十分懊丧地扭头看了姜博襄一眼。姜博襄也正以同样的心情看着何泽。不过，他较之何泽来显得内向。所以，他在转身要往回走时还能向服务台的姑娘微微一笑，并能够亲切地说了句：“小同志，谢谢你。”
就在姜博襄和何泽转过身就要离去的一刹那，从里面的楼梯口“咚咚咚”响起一串急促的脚步声，那节奏象京剧锣鼓经中的急急风，并伴随着一声急切的呼唤：“姜委员！”
姜博襄蓦地听到一声预想不到但又十分熟悉的喊声，宛如耳畔响起京剧锣鼓经中的一记冷锣，“噹”地一声，使他那刚刚迈出去的左脚一下子钉住了，脖梗也象被线牵着似的猛地扭了过去。
呼唤者是谁？
年轻保卫干事吴程。
惟其熟悉而淬然而生的事情才愈发出人不备而震惊。
“你——？”姜博襄直瞪瞪地看着吴程，觉得舌头根子都有些发硬。
可是，吴程却显得潇洒从容。他给服务台的那个姑娘打了声招呼，叫上姜博襄和何泽，直奔位于小天鹅宾馆顶端的舞厅。这一切，仿佛是他事先已安排好的一样。
姜博襄和何泽一进舞厅，顿时觉得眼花瞭乱。旋转的五彩霓灯，旋转的红男绿女，旋转的轻音乐，仿佛连一个边歌边舞的姑娘的歌声都是旋转的：
“爱是那么飘渺，
情是那么朦胧，
爱是什么？
情是什么？
爱不是什么，
情不是什么，
爱是梦，
情也是梦，
但愿我们永远沉睡在情和爱的梦境中，
永不苏醒，
永不苏醒——”
何泽怔怔地看着，听着，觉得自己的心脏似乎被什么尖利的东西狠狠刺了一下，顿时疼痛难忍，他又觉得浑身的血液大潮似的直往脑瓜顶上涌，一个大浪接一个大浪，拍击得脑门生疼。他的面孔发白而眼睛发红，额头上的青筋鼓溜溜暴起，嘴唇发抖，浑身发颤。他觉得被吴程带到这个地方，是对他莫大的讽刺和嘲弄。他直想朝着那旋转的人群大吼一声：“狗日的们，老山前线的战士在蹲猫耳洞，你们却在这里做‘爱的梦’！”
可是站在何泽身边的姜博襄呢，脸上却一副镇静而不为这一切所动的笃定神情。好象这一切会必然出现又出现的必然。此刻，不知什么心理作用支配，他感到很想吸支烟，尽管他知道这不是吸烟的场合，即便是允许吸他也不会吸，但心理上想吸又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是渴望刺激？还是向往借助于尼古丁的作用而进入一种飘渺朦胧的爱的梦中？就象这虚幻般闪烁的五彩霓灯一样难以确定。
“姜委员，瞧！”吴程悄声地一扬下颏儿，做了个示意的动作。
姜博襄顺着吴程扬起的下颏儿滑行的轨迹定眼一瞧，见在舞厅东侧有一对儿翩翩起舞的男女，男的是副市长邓恒寿，女的是一个看上去年纪已有40来岁的中年妇女。这个女人衣着简素，但形体很美。眉眼儿虽算不上漂亮，但看上去还比较顺眼。虽然有霓灯映照，可她的脸仍显得缺少红晕，舞步也并不洒脱，给人一种染病在身的感觉。
“那个女的是谁？”姜博襄压低声音问。
“史曼，是我们纪委邹书记的爱人。”吴程压低声音答。
“你怎么知道是她？”
“康蒂告诉我的。”
“能不能想法叫我见一见她？”
“当然可以。”
他们正说话间，这支名叫《爱的梦》的歌曲终止了。方才还在舞厅旋转的对对舞伴涌向冷餐厅。
吴程顿时叫苦不迭。尽管他急着分开人群，冲冲撞撞地奔到方才邓恒寿和史曼跳舞的地方，但是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他在冷餐厅转了一圈儿，又冒冒失失地冲进贵宾休息室，结果全都扑了空。待他想到应该去楼下大门口等候时，跑到楼下一问服务台的那个姑娘，得知邓恒寿已经陪着邹大成的爱人走了。
“走了多长时间了？”何泽瞪着眼珠子问吴程。
“问这个还有什么用？那怕是两分钟，你还能找得到么？他们是坐汽车走的，又不是步行。”姜博襄平静地说完，待走出小天鹅宾馆大门，思索般地向吴程一扭头，“这个史曼，是不是上次你在这个宾馆见到的那个劝告上访者的‘首长夫人’？”
“不是。”
“嗯——”姜博襄重重吁了一口气。是为了缓解心灵的重负还是心灵的重负得到些许缓解？
此刻，谁又能说得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