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台湾商界重要人物杜德川到大陆探亲莅临滨海市，袁文锡又搬回小天鹅宾馆二楼贵宾居住的房间。
可是，自那日袁文锡在省府宴会厅参加为欢迎社德川而举行的隆重的宴会后，本来副市长邓恒寿安排他陪同杜德川参观访问，好好风光一下子，可他断然拒绝了，大白天地插上门睡开了闷觉。有时服务员叫门打扫卫生他都不开，还动不动吹胡子瞪眼。这个倔巴老头子，好象在跟谁赌气似的。
“袁大伯，开门呀！”康蒂先亲昵地喊了一声，然后转动了一下屋门上的旋柄。
但就，屋里却没人吱声。
康蒂扭头看一眼站在身后的姜博襄，象是在说：“瞧，他不理睬。怎么办？”
姜博襄一挑下颏儿，示意地：“再喊。”
康蒂遵从地：“袁大伯，我是康蒂，开门呀！”
“我累了，要睡觉，有事儿午饭时再说！”袁文锡听说敲门如是康蒂，总算开了腔儿，但是门依然未开。
姜博襄见状，沉吟片刻，悄声地对康蒂说：“我来试试。”
康蒂虽然担心姜博襄自己叫门情况将会更糟，但她还是闪身让开了。
“老袁头儿，开门，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姜博襄开口就是一顿吼叫，打雷似的，把康蒂委实吓了一哆嗦，心里怦怦直跳，生怕两个人会大吵起来。
谁知，屋里的袁文锡听到训斥般的吼声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平静地问一声：“你是谁？”
“姜博襄！”
“谁？”
“你不要踉我装聋作哑，我是姜博襄！”他的嗓门一声比一声高，好象他不是来拜访袁文锡而是来训教他似的。
真是怪事，平时对别人凶得象只老狼的袁文锡听了婪博襄的喝斥顺从地将门打开了。但是只打开一条缝，恰好能伸出他的脑袋。
“你又来找我干啥？”
“给你看病。”
“我有啥病？”
“红眼儿病。”
“你胡说！”
“你没得红眼病为什么老是闷在屋子里？还不是怕打开门见阳光。”
袁文锡听罢“光”地一声把门推开了，悻悻地踅回房间，甩掉凉鞋，又蹲在沙发上，取出烟袋锅儿，从烟荷包里装满一袋烟，点着一连“巴嗒”了几口，怒冲冲地对姜博襄喊道：“我得红眼儿病？驴日的，我才不羡慕他哩！我虽然是个穷光蛋，可穷得有骨气，活得自在着哩！”
姜博襄心里明白，袁文锡所以这么大火气，究其缘由是始于那次以省政府的名义为欢迎杜德川而举行的盛大宴会。
那次宴会姜博襄也参加了。他是以普通人员的身分参加的。
宴会的规格是相当高的。参加人员除了省政府的首脑，还有省统战系统的要员，还有省以及滨海市工商界和名目繁多的各种公司的头面人物，可谓群英荟萃，济济一堂。当然，餐桌的美味儿佳肴不但相当丰盛，质量也是堪称一流的。
欢迎宴会由副市长邓恒寿主持。他既是官方代表，又是杜德川的故知，所以显得异常活跃。他首先将西服革履的杜德川与省政府的首脑作了引见，双方又是握手又最拥抱，还摆出一母同胞般亲切无比的样子供记者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频频闪烁，银蝶般飞舞，熠熠灼目。接着，邓恒寿又向双方介绍今天参加欢迎宴会的一些代表人物。当介绍到虽然经过武装仍显得象个庄稼汉似的袁文锡时，省政府的首脑不禁目露惊诧，神色冷漠，那似握非握的手仿佛怕沾染上大肠肝菌似的慌忙离开了。尽管杜德川一见袁文锡立刻紧紧拥抱住他，并且失声恸哭，但是当袁锡回到座位上时，立刻变得象个瘟鸡，脑袋也耷拉了，脸也黄了，浑身还微微颤斗，整个宴会，除了杜德川走过来给他敬过两次酒他不得不端起酒杯外，其余时间只是独自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好象是被人不经意扔在角落里而又被遗一只破手套。
姜博襄看一眼因在欢迎宴会上遭冷落而至今还愤愤不平地蹲在沙发上抽闷烟的袁文锡，开导地说：“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嘛。30年前，你们都是杜大枪的。今天呢，人家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而且他又是到大陆探亲，并且声称还要在滨海市投资开办企业，无论是身分还是身价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政府部门所以热情接待他，既有利于做争取台湾同胞的工作，又是鼓励台湾人士到大陆来投资，这将有助于促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关大局，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嘛！”
“这我懂！”袁文锡听完不悦地横了姜博襄一眼，并且转身给了他个后脊梁。
“你懂你还耍小孩子脾气！”姜博襄的嗓门儿比袁文锡提得还高。
“我咋儿啦？”袁文锡又猛地转过身来，脑门往前探着，两眼直直地瞪着姜博襄，那神态活象个斗架的公鸡。
“你不咋儿啦怎么两只眼变成个乌眼鸡？”姜博襄也往前一探身子。眼看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康蒂吓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劝说那个为好。对峙。异常尖锐地对峙。
对峙状态下的空气是寒冷的。康蒂觉得浑身的皮肤一阵阵发紧。
良久，袁文锡猛地从嘴里拨出烟袋：“那你说我该咋儿办？”
姜博襄取出一支烟，衔在嘴上，点着，深深吸了一口：“我说，你先给我接着聊聊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情况。”，袁文镇“扑哧”一声乐了：“你们这呰当官儿的，脑袋里的转轴到底比我们多。”
于是，他又述说起那鲜为人知的一幕。
自从班长史金娃发出冲锋的吼声不到半分钟，我们觉得满天的火光，满天的爆炸声，好象一世界都在燃烧，一世界都在炸裂。
然而，当爆炸停止了，燃烧熄灭了，我们也察觉到已经变成了战俘，被桎梏在“前方战俘收容所”。
在异国他乡当了俘虏那是必死无疑的。当时我们都这样断定。可是，我们三个人当时在敌人雨点般密集的炮火下竟然还能活着又不能不说有些天意。
我们在战俘收容所经受的待遇是非人的。数不清的审讯，挨不尽的抽打，忍不完的饥饿。其中最折磨人的，是看押我们的美军叫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
在我们三个人中，被挨打次数最多的是史金娃，充当打人者最多的是新兵杜德川。我呢，是挨打与打人各半。
这是因为史金娃最凶，杜德川最软。美军每次审讯史金娃，一问三不知。再问，他就娘儿姥姥地骂大街。杜德川呢，每次审讯他他都吓得昏过去。
美军为了折磨他，就叫他用皮鞭抽打史金娃。他不肯。美军就用木棍子打他，用烟头烫他，用匕首扎他，用绳子吊他，用辣椒水灌他。
史金娃急了，冲着杜德川大骂：“杜德川，你狗日的是胆小鬼，是他妈的孬种！你不打老子，老子也不领你的情！日后要是轮到老子打你，不揍瘪你个龟孙子才怪哩！”
杜德川明白，史金娃所以破口大骂他，是不愿叫他经受敌人的折磨。他几次战战兢兢拿起皮鞭，又放下了。后来经过史金娃的大骂和我的眼色，他才闭着眼抽开了史金娃。可是没抽几下，他就又昏过去了。
后来，我们被押运到釜山战俘收容所。
这个战俘营敌人控制最严，用敌人的话讲战俘营关押的都是“死硬派”。无论敌人怎么毒打和折磨，没有人供认自己是“赤色分子”。当然其中也有败类。不过，大多数败类都是从其它地方的战俘营安插进来的。
那时，我们在战俘营已经不认为必死无疑了。因为战俘中已经秘密组织成立了“回国战斗小组”，后来又发展成“回国战斗总部”。我们三个人都是“回国战斗总部”的成员。据说，史金娃还是“回国战斗总部”一个不小的官儿哩。
“回国战斗总部”成立后，为了显示一下革命力量，同时也是象火炬一样为其它战俘营照亮斗争的道路，决定利用派出做苦工的机会，烧毁美军一个物资仓库。
那么，由谁来担负往物资库里扔火种的任务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差事实际上是叩开地狱之门，一月被美军发现，立刻会被枪毙。
“我去！”杜德川首先请战。
史金娃摇摇头。
“那就我去！”我当然也不甘当孬种，也来个挺身而出。
史金娃迟疑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
我们立刻明白了，这是他本人要去拥抱死神。
那天，也该着史金娃幸运，不仅天阴得象个锅底，又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而且派出做苦工的战俘特别多，当战俘们收工回来，见距物资仓库不足20米处就是碧波荡漾的海滩，纷纷向看管他们的美军请求洗个海水澡。美军不从，大家就脱掉上衣指着身上的泥垢和干涸的血迹叫他们看，有的干脆就脱光了身子，准备往海滩跑，急得看管的美军对天鸣枪。看守物资仓库的美军哨兵听到枪声，以为是战俘要逃亡，纷纷跑了过来。史金娃趁混乱之机，把一包点燃的火种投进了物资仓库。不多时，火光熊熊，烈焰冲天，美军在巨济岛最大的一座物资仓库毁之一炬。
但是，从此后美军战俘管理当局对战俘的控制愈发严密，手段也愈发毒辣。他们一方面指使一些败类发起成立“反共抗俄大本营”，强迫战俘参加，一方面在战俘的后背上刺字。有的给刺上，“反共反俄”，有的给刺上“杀朱宰毛”，还有的给刺上“肃清共匪”。峩们三个人都是被打昏以后刺上字的。
可是，当史金娃苏醒过来，不知他从那里搞到一把匕首，硬是叫我把他后背上刺的字刮掉。
我不敢不从，可是一刀下去，就鲜血淋淋，第二刀我就下不了手了，胳臂象打摆子似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刮，不然老子就用匕首捅你！”史金娃牙帮骨咬得咯咯响，样子凶得吓人。
我只得狠着心，生是把那几个字给刮掉了。
然后，他要亲手给杜德川刮。因由是他认为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将来能够返回祖国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杜德川。所以，他要亲手给他刮，不能让杜德川背着个罪恶的十字架回到祖国。
我的刺字是杜德川给刮的。一来他胆小下不得手，二来可能我后背字刺的深，结果没有刮干净，留下两个含混不清的“肃共”字迹，这便成了我“变节”以至于在“文革”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叛徒”的罪证。
其实，史金娃估计错了。
一年以后，我作为第一批敌我双方交换战俘回到了祖国。由于那天晚上我是被突然被喊出牢房的，史金娃连句嘱托我回国务必找顾霖元看望一下他日夜思念的女儿的话都没说，而他和杜德川却于1954年1月20日凌晨被五花大绑地扔进美菌军舰运往台湾……
袁文锡述说到这里，眼圈儿红了，烟袋灭了，但他还是“巴嗒”、“巴嗒”地吸个不停，那神情似乎依然追踪史金娃的足迹。
姜博襄专注地听着，香烟烧到手指才慌忙扔到烟灰缸里，又取出一支烟，双手拿着送到袁文锡面前：“吸支这个吧，我敬您。”
袁文锡眨眨酸涩的眼睛，接过香烟，并且在姜博襄划着的火柴上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又重重呼出：“这本是过去的事了，不该再提。咳，谁知人生竟是这般捉模不定。”
姜博襄又点燃一支烟，他觉得今天烟吸得过量了，但还想吸。“你回到祖国，没找过顾霖元？”
“想找，又不敢找。”
“为什么？”
“回国不久，学习了一阵子，就被定为‘变节分子’，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象我这样一个人，找谁，不就等于往人家头上扣屎盆子呀，咱哪能办那缺德事儿。”
“这么说，这些年你一直没跟顾霖元和邓恒寿联系过，当然也更不知道史金娃的下落了。”
“嗯。”
“那你什么时候找到史金娃的女儿史曼的？”
“就是她那年要上吊寻死的时候。”
“这么巧呀？”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其实生活中有些事儿比书里写得还巧。”
“那现在史曼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孩子在外面干什么，从来不告诉我，我呢，也不愿打听。”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顾霖元和邓恒寿都在滨海市的？”
“是落实政策的那一年。”
“你来找过他们？”
“不，是县委派的调查组找到了他们。”
“说明你过去写过不少申诉材料了？”
“多得可以用车拉。可又有谁理睬呀！要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准得戴着‘变节’的帽子进火葬场。”
“既然已经给你平反了，那你怎么还上访？”
“光给我平反就完啦，嗯？还有死在朝鲜战场上的烈士呢？还有不知道是死是活而下落不明的人呢？还有象史金娃这样知道被迫押送到台湾的呢？”
“那你想怎么办？”
“我请求立一座纪念碑，凡是属于本省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和不知死活的人都把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
“上面同意么？”
“要是同意，我早瞭回家去了，还在这儿受这份洋罪！”姜博襄看着这个倔犟而又质朴的老者，本想将史胜毅然到老山前线准备献身杀敌的事儿告诉他，又怕对他打击太大。实际上，自从史胜一出娘胎，就由袁文锡照料抚养。这样一个身背沉重的政治枷锁的鳏夫，又当爹又当娘还当外公，且不要说对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天三食，就是疴屎拉尿、洗洗涮涮也够受的。可以说，他把自己全身心的爱都倾注在史胜身上，使他长大成人，自己晚年也好有个依靠，也对得起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史金娃。如果将史胜的真实情况说给他听，将是对他致命的一击，说不定由于他没有丝毫思想准备而被彻底击挎，这将是不人道的，起码现在来说是如此。
就在这时，康蒂神色有些紧张地走进来告诉姜博襄，说是副市长邓恒寿来了。
“你要不要避一避？”袁文锡一听，主动问姜博襄。姜博襄坦然地一笑：“他来得正好，我正想会会他。”姜博襄的话刚一落地，邓恒寿气喘吁吁地冲进了屋，刚要张口向袁文锡说什么，一眼发现姜博襄在屋里，立刻把要说得话咽了回去，神色有些紧张地一笑：“哟，姜委员，怎么，你们正在谈话？”
“不，我们在聊天。”姜博襄微微一笑。
“那，那……”邓恒寿听了姜博襄的话感到左右为难，要说告辞吧，人家聊天你躲什么；要说留下吧，显然与姜博襄无话可讲。一时间，他感到留下不是，不留下也不是，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邓副市长，听说你和杜德川还是老战友？”姜博襄以羡慕的口气问了一句。
“对。”邓恒寿听姜博襄谈起这个话题立刻显得神气活现，“要说与杜德川是老战友的还真不少。仅在北京的就不下10个。有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有在国务院部门工作的，还有在‘中纪委’工作的，也有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唔，对了，这个老袁头也是其中一个。”他在例举前面的人员时如数家珍，而当提到袁文锡时却象从中挑出一个臭豆。
难怪袁文锡听完邓恒寿的话，上嘴唇气得一撅一撅的，但又不好发作，只得一个劲儿地“巴嗒”烟袋嘴儿，借以抑制憋闷得生疼的心胸。
姜博襄正要说什么，组织处副处长何泽进来告诉他有长途电话，他站起来，向邓恒寿和袁文锡一点头：“对不起，我出去一下。”随后与何泽走出房间。
邓恒寿见屋里只剩下他和袁文锡，立刻一本严肃地问道：“他找你来了解什么情况？”说着示意地向门口一甩下巴。
袁文锡一撩眼皮，不经意地看一眼邓恒寿，冷冷地说了句：“我一个老百姓，能知道啥？”
“他问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事儿啦？”
“都是老掉牙的事情了，问问有何妨。”
“你又给他说了些什么？”
“东拉西扯，该说的都说了。”
“他主动问起过顾霖元没有？”
“我们班当时就剩下那么几个人，他不问我也会提到他呀。”
“你——！”
“我咋啦？”
“你不知道他们来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啥？我就听他说是跟我来聊天儿的。”
邓恒寿紧紧皱着眉头，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不停地拍手打掌：“我，我不是告诉过你，除了我以外，不要与任何人打交道吗？”
可是，尽管这位副市长心里很火，袁文锡却毫无惧色，反而显得比邓恒寿还理直气壮：“你说，我与谁打交道啦？人家到我屋里来坐坐，我总不能把人家撵出去吧？再说，我一个老百姓，给人家打交道又有啥用？”
邓恒寿有些恼怒地一挥手：“你不要老是张口一个老百姓闭口一个老百姓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谁叫你当年成了战俘呢？”
“成战俘咋啦？我一没承认自己是党员，二没出卖战友。这不，杜德川回来了，不信，你们可以问问他嘛？对了，通过杜德川还可以问问在台湾的史金娃。”
“史金娃根本没到台湾。”
袁文锡闻听“噌”地从沙发上蹦了下来，惊愕地问：
“史金娃现在在哪儿？”
“他早就牺牲了。”
“怎么死的？”
“他是在被美军押送台湾的途中挣开绳索，在与一个美军搏斗身负重伤后跳海的。”
“哪个告诉你的？”
“杜德川。”邓恒寿说完，急忙问道，“你知道史金娃的那个女儿史曼现在在什么地方？”
袁文锡听到史金娃牺牲的消息，立刻变得神色恍惚，有些发呆地问：“你找她干啥？”
邓恒寿急得脸有些发青：“不是我找她，是杜德川。”“他找她干啥？”
“干啥？干啥？也不知你问这么多干啥有什么用！”邓恒寿按捺不住地吼叫开了，但他又怕把袁文锡惹恼了把他轰出门外，又只得耐着性子解释，“杜德川说，他要亲自见见史曼，然后准备拿出一笔巨资，在滨海市盖一座豪华的供外国人住的旅游度假村，其中他那一份股份将来就归史曼了。”
“他这样做是啥意思？”
“他说是为了告慰史金娃的在天之灵。”
“这么说，杜德川还算有点儿人性。”
邓恒寿听了脸上一阵发烧，连忙以哀求的目光看着袁文锡：“好了，有些话咱们以后再细扯，快告诉我史曼现在在那里，省里的几个头头都等着我马上汇报哪！”
尽管邓恒寿急得火上房似的，袁文锡却不紧不慢地装上一袋烟，一连“巴嗒”了几口，才随着一股淡淡的烟雾吐出几个字：“不知道。”
“你一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邓恒寿急得脑门上青筋暴起老高。
袁文锡好象受到侮辱似的也急了，他猛地从嘴里拨出烟袋嘴儿，两眼冒着骇人的光，质问地：“她去干啥，是她的自由，我咋会知道？”
“她去干啥，她去干啥，看来你的确是个老糊涂虫！”邓恒寿气咻咻地咆哮着，“我问你，你知道史曼的儿子史胜干什么去了吗？”
袁文锡见邓恒寿眼里冒出一种令人恐怖的光，身子不由微微一抖，惊悸地问道：“他，他干什么去了？”
“他干什么去了？哼，他跑到老山前线送死去了！”
“呵！”袁文锡听罢，一屁股瘫座在沙发上。
“哼，这其中也有你一份功劳！”邓恒寿嘲弄而又鄙夷地横了呆若泥塑的袁文锡一眼，悻悻地走出了房间，随后“呯”地一声关上门，震得袁文锡蹿起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