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干事，到今天整整焖了7天，该揭锅了吧？”姜博襄在碰头会上见年轻的保卫干事吴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诙谐地问道。
吴程看了坐在身边的组织处副处长何泽一眼，谦逊地：
“何副处长一定比我收获大，还是何副处长先说吧。”
“不要谦虚嘛，姜委员叫你先说你就先说，别忘了，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哟？”何泽有意“将”了吴程一军。
“好，我说。”血气方刚的吴程经不住激将法，坚实的胸脯猛地耸起，一反小天鹅宾馆的翩翩风度，闪亮的目光显示着军人的刚毅和自信。
于是，吴程将小天鹅宾馆侦察到的那个派头十足的首长夫人与那个庄稼汉样的上访者以及近两天的进一步调查了解的情况和盘托出。
“你的结论？”姜博襄听罢，成弧型状托着下巴颏儿的右手拇指和食指顷刻间变成铁箍一样，眼见着往肉里勒，脸色也变得很冷，又给人一种沉重感，无疑他认为吴程提供的情况很不一般。
“结论？”吴程不由说了句反问的话，说明他心里依然有些迟疑和忧虑。
姜博襄没有吭声，只是一点头。但这一点头比吭声还具有威力，象一把重锤砸在钢锭上，震人心底。
吴程觉得屋内的空气似乎增加了密度，粘稠稠的，呼吸起来都费力。于是，他暗暗吸了一口大气，话出口带着明显的冲击力：“根据我的了解，那个首长夫人不是别人，是我们纪委书记邹大成同志的爱人！”
“什么？”一向老成的姜博襄闻听紧闸着的上下嘴唇猛地分离开来，足见吴程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什么？你再说一遍？！”何泽表现得更为惊讶，两眼瞪得都要鼓出眼眶，看样子他比姜博襄都觉得吴程的判断事关重大。
“如果重复原来的话能增加明晰度的话，那么我再说一遍，在小天鹅宾馆那个高贵的‘白衣女人’就是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邹大成书记的夫人。”吴程在说这番话时，力求增加每个字的份量，借以证实自己结论的准确无误。
“根据？”姜博襄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吴程的脸，感到一股冷嗖嗖的战栗之气猛烈地穿过他的脊背。
吴程以坚定的目光盯着姜博襄：“是小天鹅宾馆一个服务员告诉我的。”
“你是亲口问的还是听说的？”
“是亲口问的。”
“那个服务员叫什么？”姜博襄觉得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冲撞着胸口。
“康蒂。”吴程说这句话时觉得喉咙口有一种异样的干渴。
“邹书记的爱人住在那一层？”
“三层。”
“三层不是贵宾住的么？”
“是。”
“她能算得上贵宾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又非常简单。现在还不是一切向‘钱’看，只要有人肯于给她出住宿费，再高级的房间还不照样住？何况，她本身就有特殊的地位。”
“这么说，那个叫康蒂的一定跟她很熟悉。”
“贵宾客房的卫生由她负责。”
“嗯——”姜博襄这声粗重的鼻息，不能说没有惊叹，但更多的还是沉吟。
“纪委”书记邹大成虽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但她的爱人的确还不到40岁。
这个年轻的女人是邹大成的第四个妻子。
邹大成的第一个妻子是父母给定的娃娃亲，比邹大成大3岁。邹大成的祖籍有男人找大媳妇的风俗。常言道：“女大三，抱金砖”。邹大成成亲那年才15岁，甭看他岁数不大，可那家伙照样管用，第二年他妻子就给他生了个儿子。不过，儿子刚出生不久他就参军了。后来进城了，又是个团级军官，便随着当时全国流行的“换老婆风”，一封信便把在农村的妻子“休”了，找了个年轻漂亮的中学教员。他的老妻虽然与他离了婚，却离婚不离家，守着儿子在农村寡居。
邹大成的第二个妻子虽然年轻漂亮，文化程度又高，但非常贤惠，对邹大成情挚意笃，十分体贴。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不幸的是，“文革”中由于不堪忍受野蛮的污辱而跳楼身亡。当时被打成罗瑞卿的“黑爪牙”而发配到干校劳动改造的邹大成闻听噩耗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但是，时间是医治创伤的良药。随着岁月的流逝，邹大成感到既然妻子死了不能复生，人也就不能老是回着头生活。所以对妻子的怀念之情逐渐淡薄了，觉得身边缺乏个老伴实在有诸多不便。这时，他萌动了一种赎罪的心理。他知道在农村的第一个妻子还健在，自己年纪不小了，与其再找一个，莫如与老妻来个复婚，以了却多年来心灵上背负的“陈士美”一样臭名的罪过。谁知，他托人到家乡给第一个妻子一说，却遭到了拒绝。这一点是邹大成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件事，对邹大成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一件可耻的事情。不是么？他所以想跟农村的老妻复婚，除了出于一种赎罪的心理外，还有一种心理因素就是施舍，想让农村的老太婆当几年“官太太”，享享清福儿。这是一种多么卑猥的心态呀，简直比当年“休”妻还无耻。
不过，邹大成很快又结婚了，但那女人命薄，不久死于车祸。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二十来岁的女人成了他的第四个妻子。
据说，这个女人姓史，长得颇有几分姿色，而且还是滨海市人。
可是，结婚不久，邹大成的第四个妻子膝关节却患了风湿病，严重时走路都十分困难。
邹大成早年在警备区当过政治委员，并且还在滨海市所在的省当过几年“革委会”主任，所以无论是警备区还是在地方政府人际关系都很熟悉。而滨海市独特的地热水对于治疗风湿病效果显著已久负盛名，所以，邹大成虽然调到北京工作，他年轻的爱人却留在滨海市治疗疾病。
邹大成虽然任“纪委”书记时间不算长，但是给人们的印象却很强烈。他原则性强，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疾恶如仇。他处事谨慎，并且能够严以律己，在生活方面很多地方依然象个庄稼汉。难道他能容忍自己的爱人如此特殊么？
可是，也难说，实际生活中确有一些干部患“惧内症”。在外统帅千军万马，在家却管不了老婆。
邹大成是不是也患有这种通病呢？
“给我来支烟！”姜博襄猛地挺直身子，将抵着下巴颏儿的右手伸向何泽。
何泽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一盒大重九牌香烟，取出一支，递给姜博襄。
姜博襄接过烟，来了个只闻不吸。
这是姜博襄久已养成的紧张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
每当他遇到这种事关重大的问题，大脑进入高速运转时，他便习惯地将一支香烟放在鼻孔处，嗅一嗅，再将香烟倒过来依次反复。仿佛香烟里有一种特殊的有助强化大脑神经的元素，防止迟钝、彷徨和麻木。
是呀，怎么会不令姜博襄的大脑进入紧张状态呢？
倘若真象吴程了解的那样堂而皇之居住在小天鹅宾馆贵宾房间的首长夫人是“纪委”书记邹大成的爱人的话，姑且不讲她与女骗子史曼有什么必然联系，单就长期居住贵宾房间就够典型了，无疑她自己不会掏腰包交付住宿费的。那么，要断定那个首长夫人不会是邹大成的爱人，这本身就意味着推翻吴程的结论，而作为足以推翻吴程的判断的事实根据又有那些呢？邹大成不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又是相当一级领导干部，而且又是“纪委”的领导干部，这件事万万不可有丝毫的草率。不然，万一与事实不符，不仅说明自己的工作不实，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闹不好会使邹大成大动肝火，而更重要的是将给“纪委”干部的形象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
娘的，没想到嗑瓜子会嗑出个臭虫来！
一向处理问题有方的姜博襄对于吴程这个意外发现着实大伤脑筋。
“我看那个‘白衣女人’不是邹大成的爱人！”
这是谁的话这般斩钉截铁，落地有声？姜博襄的目光象被一块强大的吸铁石一样粘在组织处副处长何泽脸上。
“何以见得？”姜博襄这句问话还没滚出喉咙口，便立刻觉得胸中油然产生一种释重感。
谁知，姜博襄胸中的释重感刚刚露头，却被吴程一句带着严厉质问口气的话砸了回去。
“你有什么根据？”
这话显然是针对何泽来的。
“我咋儿能凭想当然呢？”何泽不知什么缘故竟然说了一句地道的东北话。
于是，他将警备区守备一师一团政治委员曹佑礼讲述的女骗子史曼以假乱真的故事重复了一遍。
不料，吴程听罢却反诘了一句：“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还不清楚么？”何泽的眉骨一耸，又一落，象个摊牌的架势，“虽然根据一团政委曹佑礼的介绍，女骗子史曼的穿着打扮与你在小天鹅宾馆碰到的那个首长夫人的服饰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我们认定小天鹅宾馆那个首夫人就是邹书记的爱人，那么就不禁不使人做出史曼似乎就是邹书记的爱人的推论，但是，据我所知，邹书记和他这个爱人前几年才结的婚，而那个史曼却有一个儿子在部队当兵，单从这一点两者也不会是一码事儿。”
“请问，你知道不知道邹书记的爱人也姓史？”年轻的保卫干事吴程一侧身，两眼直瞪何泽，那神态似乎在坚持己见，又似乎何泽的话伤害了他的自尊而执言反驳，总之语气很冲，并且带有一种质问的味道儿。但又说不出是友好，还是不太友好，或者索性就不留一丝情面。
何泽茫然地摇摇头，脸上的表情还有些尴尬。他还真不知道邹大成爱人的真名实姓。
“还有，你担保邹书记的爱人过去没有结过婚？”何泽又茫然地摇摇头，但摇头的幅度却明显地变小了。“既然我们不了解她过去是否结过婚，也就不能肯定她有没有儿子在部队当兵。”
何泽听完吴程接连几个发问，觉得自己仿佛一层一层被扒光衣服，赤条条的不留一丝遮掩。不知不觉间，何泽的脸涸红了，并热辣辣的，好象撒上一把辣椒面儿，蜇得肉皮生疼。但是他又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只得被动地招架似地反问了一句：“照你这么说，无疑将女骗子史曼与邹书记的爱人划等号了？”
谁知，吴程象击剑手一样毫不留情面地向他猛跨一步：“虽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也不能完全截然分开。”
“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何泽这句话不仅夹杂着个人情绪，而且显得也不够理智。
“调查。”吴程脱口而出，话语象生铁蛋子似的带有铁器的冷森和生硬。
何泽立刻被吴程的话语“干”住了，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那神态宛如被大浪抛在沙滩上的鲇鱼。
一直坐在对面沙发上静静观“战”的姜博襄见吴程占了上风，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喜悦。在他眼里，何泽和吴程同属年轻人。可是吴程虽然比何泽年龄小十几岁，但是因袭的传统观念却要少得多。特别是在民主意识上，他们往往对领导者采取平视的角度，把领导者看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且矮子就是矮子，巨人就是巨人。因此他们很少盲目崇拜，更不愿充当卫道士的角色。相比之下，何泽看待领导者的目光仰视的成份就大得多，迷信的色彩也就重得多。这种观念追溯开去，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思想的派生物。如不彻底根除，炎黄子孙是很难堂堂正正地做人，萧洒自在地活着。
于是，姜博襄礼贤下士般地向吴程问道：
“吴干事，你说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我们马上去一个人到史曼那个当兵的儿子的连队，查一查他的档案。”
“那第二呢？”
“如果采取巧妙的办法，是不是先通过警备区的领导问一问邹书记的爱人叫史什么？”听吴程那口气，要是不采取巧妙的办法，完全可以拿起电话直接问邹大成。
“还有没有第三呢？”
“没有了。我就想到这两点。”
“那好。我们还是采取巧妙点儿的办法吧。”姜博襄说着站起身来，向吴程和何泽一招手，“来，我们先给警备区的领导打个电话。”
他们三个人来到姜博襄那宽敞的办公室，姜博襄伸手刚要拿电话的耳机，何泽立刻问了一句：“要不要叫吴程做个速记？”
姜博襄扭头看了吴程一眼，他知道吴程掌握了一手速记的本领，但他却轻轻摇了摇头：“我看不必了吧。”
吴程赞同地点了点头。
姜博襄就在拿起电话耳机的同时，示意地向对面的沙发一挑下颏儿，何泽和吴程立刻领悟地走过去坐了下来。
但是，当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胳臂肘却不约而同地顶在大腿上，臀部似乎没有坐在沙发上，而且上身随着姜博襄的话语逐渐往上抬，不然好象心就会从喉咙里蹦出来。
“韩政委吗？”
“我是韩铭。您是——”
“我是姜博襄。”
“噢，姜委员。有什么指示？”
“那里敢叫指示，应该说是向您汇报。”
“哎——，不敢当，不敢当。姜委员，这阵子一个会议连一个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一直没有能够抽出身来看望你们，抱歉，抱歉。”
姜博襄听到这里沉吟了一下。
警备区政治委员韩铭讲得倒也符合实际。自从姜博襄他们住进这个招待所后，掐指一算也有十来天时间了。在这十来天里，不仅副司令员顾霖元每隔两天就光顾一次，就是市委的姚书记和副市、长邓恒寿也体现关心地看望过两次，而唯独韩铭好象害怕“沾泡”似的躲得远远的，一次都没露过面儿。什么会多没时间，完全是扯蛋。招待所虽说与警备区机关是两个院，但只不过一条马路之隔。即便就是上班时间没工夫，晚饭后散步也能溜达一圈儿。看来，这家伙是有意迥避。
“韩政委是警备区的主官儿，工作肯定是千头万绪，不象我们的任务那样单一。我们有什么特殊情况主动向您汇报，您就不必分心了。”姜博襄的话说得十分得体。他转而问道，“哎，韩政委，听说我们邹书记的爱人在滨海市疗养，我们很想去看望一下，不知是否确实？”
姜博襄这后一句话吐出口，何泽和吴程的上身不禁一蹿，脖子猛地往前伸着，好象他们的下巴与姜博襄手里的耳机之间拴着一根绳子，他们大瞪着两眼，嗓子眼儿也仿佛停止了呼吸，脸上的表情也失去了动感。
室内的空气静极了。静得似乎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好象有什么响动就会将薄冰踏碎而使他们坠入深不可测的泥潭。
“对，邹书记的爱人是在滨海市疗养。”
他们三个人听到韩铭这句回答，几乎同时感到室里的薄冰发生一次骇人的断裂。
“呵。”姜博襄不能自已地应了一声，象是表示听明白了，又象是出自意外的惊愕。
但他马上又问了一句：“我、我们只知道邹书记的爱人姓史，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子，韩政委您知道么？”
“知道。”
“叫什么？”从姜博襄这句多余的询问中不难看出，他简直是迫不及待了。
“据说姓史名曼。”
“什么？”这句来自三个角度的合声，显然是从三个人的喉咙里同时发出来的。
“叫史曼。听清楚了吧？”
“呵，是是。”姜博襄那拿电话耳机的右手定定地悬在耳边，好象被死死钉住一样，舌头僵硬得难以打过弯来，回答声显然是语无伦次。他本来想再问明邹大成爱人的住处及其它有关情况，结果右手的电话耳机机械地放下了。
静寂。
这个偌大的办公室一时间静寂得宛如一座古墓。
阴森、寒冷，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三个人，宛如三座泥塑。
“姜委员，是不是再从第一个方面核准一下？”年轻的保卫干事吴程此刻在三个人中毕竟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首先从惊骇中挣脱开来，打破沉闷气氛地问道。
“对，好。”姜博襄显示沉思地眨眨眼睛，脸上依然堆：满了惶惑。
他实在想不到，这件事将要整到“纪委”自己头上，女骗子史曼很可能就是“纪委”书记邹大成的爱人。但他又实在想不通，倘若女骗子史曼果真是邹大成的爱人，象她这样几乎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人物又难以找到行骗的诱因。莫非她神经不正常？要末就是她在与邹大成结婚前就已经成了敌对的身份？或者属于人们常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勃勃地还想搞什么大的名堂？这一连串的问号，象一团乱线头似的在他的脑海中萦绕，感到说什么也解不开，也难以理出个头绪。
“活见鬼！”姜博襄蓦地站了起来，两个宽厚的肩胛随之一抖，好象抖落掉桎梏似的，一脸正气地向吴程命令地：“去，把司机马奔马上叫来。”
吴程站起身来回答：“刚才听说马奔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来看儿子，他开着车去火车站了。”
“那就把市委那个司机谭志明叫来。”
“听说他插着门睡觉呢。”
“那就把他叫起来嘛。”
“听招待员说，谭志明讲昨天晚上跟着您出车回来晚了，上午他要补觉儿，谁也不许叫他。”
“昨天晚上十点多钟就回来了，晚什么？很可能他回来以后又到小天鹅宾馆跳舞去了。”
“现在的司机，有几个不是大爷？他来了十来天，拢共也没出过几次车，还整天骂骂咧咧的。什么给我们开车没奖金啦，晚上出车不给夜班费啦；什么整天把他拴得死死的，连点儿外快都捞不了啦；什么原来给市委头头们开车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给我们开车肚子里油水都刮光了啦。总之，他感到给我们开车亏透了。”
“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是在一起执行政治任务。”
“民以食为天。现在的人都讲来实惠的。”
“还是把他叫来，我跟他说说。”
“好吧。”吴程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足足过了一刻钟，40多岁的司机谭志明打着哈欠跟着吴程走了进来，睡眼惺忪地一撩眼皮，话出口带着满腹的不快：“什么事儿？”
虽然谭志明年龄不算小了，但穿着却相当时髦。笔挺的毛涤纶花格西服，绛红色金利来领带，稀疏的头发抹着头油显得油光水亮。据说这家伙是个地道的舞迷，他爱人两次怀孕，两次临产前，他还硬是带着她去跳舞，因此两个孩子都是在舞厅跳下来似的。所以，一个起名叫蹦蹦，一个起名叫跳跳。去年他爱人不幸阖然去逝，他经常下班后不回家，抛下两个孩子不管，整宿泡在舞庁里。有人说他一进舞厅，就象吸大烟的人抓住烟枪一样，瘾头十足，就是别人告诉他他亲娘老子死了他也会不管不顾。这家伙也不失算得上是个人物。
“老谭呀，有个紧急任务，请你马上出趟车。”姜博襄笑容可鞠地说。
“去哪儿？”谭志明一边记着裤扣，一边挺了挺脖子。
“警备区守备一师一团一营二连。”
“去警备区管的单位怎么不叫马奔去？”
“他去火车站接他母亲去了。”
“二连在什么地方？”
“在冰琅岛东面。”
“冰琅岛离这儿90多公里，晚饭前能赶回来吗？”
“就是路上的工夫，到二连问件事就完了。”
“就问件事儿，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如果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当然就不会叫您辛苦一趟了。”
“谁去？”
“何泽副处长。”
“昨天夜里没有睡好觉，车要是翻在沟里，摔死了我可不偿命呵！”
“老谭呀，那就开慢一点儿，还是安全第一哟。”姜博襄仍然不急不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从来都是骑驴的不知赶脚的苦。”谭志明悻悻地白了姜博襄一眼，没好气地向何泽一甩下巴，“走吧，还象个木橛子似的戳着干什么！”
年轻的保卫干事吴程等谭志明走远后，气懊地吼道：“姜委员，等他回来，打发他回市委得了，同时告诉市委领导，这种大爷我们用不起。”
姜博襄安抚地向吴程一摆手：“算了，他可能就是这样一副倔脾气。通过几次坐他的车，他的驾驶技术的确不一般，车开得又快又稳。关键时刻，说不定还亏得有他呢。”还不到两个小时，姜博襄便接到何泽从守备一师一团一营二连打来的电话。从滨海市到二连途中有一段路还要爬山，路面窄而陡，车辆很难行驶。足见谭志明将车开得有多溜儿。
但是，何泽在电话中却向姜博襄说出了一个大出意外的情况：女骗子史曼的儿子高军的档案不见了，并且查无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