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至光绪的二百六十年间，是陇南修志最多的时期，其中康熙年间六部，雍正、乾隆年间八部，嘉庆至光绪年间五部，共计十九部。这些志书从取材、体例、记叙日趋完备，反映了陇南州县重视修志，勤于采辑的满腔热忱和严谨态度。
康熙皇帝于海内战乱平定之后，即诏令天下修志。陇南闻风而动。康熙二十五年（1686），徽州知州邓天栋主编《徽州志》一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两当知县武国栋主修《两当县志》一部，西和知县王殿元主修《西和县志》一部，阶州知州祖肇庆主修《阶州志》一部，礼县知县王揄善主修《礼县新志》一部。这几部志书皆不分卷，时间仓促，内容简要，体例不一，考证欠详，为一时应命之作。康熙四十一年（1702），文县知县江景瑞主修《文县志》一部。《文县志》分设八卷，始有体例可循。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卷三籍赋志，卷四职官志，卷五选举志，卷六人物志，卷七杂述志，卷八艺文志。光绪文县志称它“体裁草创，记载简略，且多附会讹舛。”《徽州志》虽设局分类，思路明晰，诸如“田亩、户口，重民也；典祀、祭仪，重礼教也；才行、节烈，厚民俗也；隐逸、流窜，虑遗贤也；社学、艺文，广文教也。”因时间紧迫，不可能广搜远征，“克日征求，欲速汇成帙”。《两当县志》只12页，而八景占2页，实难起到了解两当，资政于后的作用。
雍正之后，陇南州县二次编修志书，比之康熙志书逐渐走向完备。雍正六年（1728），礼县知县董兴国主修《礼县志》一部，不分卷。乾隆元年（1736），阶州知州葛时政主修《直隶阶州志》一部，二卷。乾隆三年（1738），成县知县黄永主修《成县志》一部，四卷。乾隆十七年（1752），礼县知县方嘉发主修《礼县志略》一部，二十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文县知县孙岩主修《文县续志》一部，不分卷。乾隆三十二年（1767），两当知县秦武域主修《两当县志》一部，不分卷。乾隆三十一年（1771），西和知县邱大英主修《西和县志》一部，四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徽县修《徽县志》一部，不分卷，未署撰者姓名，疑为知县赵同翮所纂。
雍正、乾隆年间，是清朝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朝廷集众多饱学之士纂修《四库全书》，对州县志书也提出了较为规范的要求。方志理论趋于成熟，也涌现出一批德高望重、才学超群的方志学家。阶州方志学家邢澍，在方志编纂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说：“与地之学，非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只图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固与陋”是修志的大敌。“博与通相资，固与陋相踵。”无论作学问，修志书，博学和体验可相得益彰，固执己见，谬误就会跟踪而来。
《成县新志》尚还可行。知县黄泳在“叙”中说：“我朝定鼎百年，而志无成书。向修省志时，闻当事者率仓促应采访，记载不无简略。”前任吴公将手志稿于他，让他续成之。他以明代谢本为依据，又有邑选贡汪于雍献出家藏艺文以备采择，“援古以订疑，履地以稽信，与夫事迹之随地振兴，因时修补，以及屯里之归并，赋役之加添，忠孝节义之搜辑，乡选国学之接踵者，悉得而增征焉。用以补一代之阙，而使偏隅之山川、风土、人物显当时而留奕福祀也。”
黄泳乃成邑有所作为之知县也。任内除虎害，两赈饥歉，引进并推广种植水蹈。以文昌祠狭小倾圮，集资移建于义学址内，将义学移置于文昌祠前，共十三间。又于小川设义学一处。重修莲湖，拓宽地基，组织商民募捐集资，投工投料，修通县北黑峪河山路。
黄泳亦县令中饱学之才，喜游览，善吟咏，以成县八景为题，成诗数首。所修县志以山川名胜取胜。
礼县于雍正、乾隆间皆修志书。雍正《礼县志》只一部，未分卷。乾隆《礼县志略》一部四卷，内容较为完备。卷一设建置、星野、疆域、城池、学校、公署、邮置、庙宇、坛壝、山川、形胜、八景、寺观、古迹、陵墓。卷二设赋役：田赋、俸银、磨课、盐课、牙贴；户口：里户、屯户。卷三设官职：知县、教职、典史、名官、宦寓；科名：进士、举人、贡生、授例；人物：乡贤、孝义、节烈；物产：谷类、蔬菜、果类、药类、花类、兽类、禽类、鳞类、介类、虫类、食货类；风俗；灾异。卷四设艺文：文部、诗部。
《礼县志略》乾隆十七年知县方嘉发主修。二十一年知县唐正邦补充并作序。“序”曰：“承乏礼邑，莅任三载，留心咨访，凡所身经见者心录得之，与论闻者必书，每于簿书之暇，研墨濡毫，泄集成帙，欲付之梓，而捕厅鲁乐襄厥事，乃以礼县志书稿进，曰：此前令董主未竟之绪也，披阅之际，与所闻见大旨相符，因念彼以八载留心考核簒备，历时无多，几致湮没，此稿之得以不废者，鲁公之力居多。于是购材鸠工，因其旧稿，以成厥美。至所未备，则各以类附焉。”
《礼县志略》方氏历时八载修成，其用心可谓不薄，内容多有可取之处。唐氏用三年时间验证后予以肯定。刊行时作了补充，以类别附之于后。所谓类附者，有些可有可无，有画蛇添足之嫌。乾隆年间，任尚蕙编纂《西和县志》，另有所记。
嘉庆之后，陇南地方史志编纂成绩斐然。这与明代及清代前期志书的基础工作是分不开的。嘉庆十三年（1807），阶州举人吴鹏翱编写《武阶备志》一部，二十二卷。十四年（1808），徽县知县张伯魁主修《徽县志》一部，八卷。光绪二年（1826），文县知县长赟编纂《文县志》一部，八卷。光绪十二年（1886），阶州知州叶恩沛主持，吕震南编纂《阶州直隶州续志》一部，三十三卷。光绪十六年（1890），礼县知县雷文渊主持，明经王思温编辑《礼县新志》一部，四卷。此五部志书，既为清代志书佳作，尤以《武阶备志》《阶州直隶州续志》称胜。
《文县志》由知县长赟自己动手编纂的，记录清代文县之事可为详备。除卷首、卷末外，其他八卷分类颇细，应记尽记，不偏不漏。如《番俗》曰：“文番即氐羌遗种，昔年舍书乡居多，雍正八年，改土归流谓为新民，与汉民无异。上丹堡、下丹堡、柏元、糜地、岷堡、黄土地、白马峪七山头等处，仍与汉民杂处。富者衣服与汉同，余则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帽如盖，以鸡翎插之。其妇女织羊毛为褐衫，边镶大领，束以带，宽约八寸，耳坠大银环，重两许，不梳髻，惟结辫，以珊瑚、玛瑙、珍珠络之。惟复嗜酒、喜歌、侑客觞，不饮即跪唱酒曲，必饮而后止，丧礼不知成服，惟聚薪焚之，延僧忏悔，谓之火葬……”
光绪十四年，秦州修纂州志，命属县广为采集。并以此设局继修县志。《礼县新志》三年告成。知县雷文渊主修，协修训导雷鸣夏，编辑邑恩贡生王思温，采访辑录蒙颁赐、沈一清、焦守贞、王英、赵举春、焦志贤、张锦华、梁成秀、梁凄鸢、刘重铎、郭时敦，校刊赵师绍、沈应痒、李应瘐。计四卷，103000字。编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与之众前所未有，故志门目齐全，内容翔实，文字简约流畅，堪称礼县之良志，亦陇南之佳作，为后世修志者所效仿。雷文渊在序中说：“避辞叙事皆整而不烦，雅而不俗，书不失实，质不掩文。或序论于先，或评说于后，无不折衷至当。”
《徽县志》为知县张伯魁所修。张氏在徽县任职八年，政绩卓著，诸如补修城垣、重修书院、设立义学、聘请老师以授学生。重建明伦堂、崇圣祠、文昌庙、吴王庙、五贤祠等。最大的功绩是纂修《徽县志》，深入四乡，搜访史迹，翻阅大量文献和史籍，与编纂人员共同执笔，完成了这部县志。该县志在徽县清代县志中可称上乘，体例内容皆为详备，有记有评，详略得体。如艺文之前小序曰：“郡县之志，艺文必多采汉、魏、唐、宋之作，略于近代，斯为体裁之善，而正不然也，夫志为斯地志也，文固有关于斯地，则其人、其言、其事皆不可磨灭。摩崖剑阁，岂必以世远而传，旧志录前代记文无关斯地重轻。今就宋、唐以前碑碣所存，坟籍所载，广为搜辑，合以近时名公著述，炳炳烺烺，已常蔚然大观。惟秦、陇尚武，绝少文人，何幸李、杜寓贤歌行，脍炙人口。近如佩青学士，居然盛世羽仪，扢雅扬风，不尤为艺林翘楚耶。”此中所言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