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具有了独当一面的实力，但是如果时机还未完全成熟，或者有更好的挡箭牌给自己造势用，那么，就不要放弃这么好的挡箭牌。尤其是皇帝这个挡箭牌。 曹操不是不知道汉献帝作为一个存在的实体，但是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权力。而且，作为白手起家的，当然也十分希望能够打造自己的力量和霸业。但是他同时又想到，在竞争激烈的诸侯争霸中，汉献帝品牌还是具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优势的。 司马光评论说：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庸俗的官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社会的大事，而无知的君主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 也就是说，教化和风俗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曹操明白，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他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诺的后果。所以，即使当时已是大势所趋，曹操也断然不能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 作为傀儡的汉献帝，如果说他被“挟”时还是少年天子尚不懂事的话。那么随着年岁增长，其实他也明白，作为汉朝皇帝，早已归入历史，他的存在不过是曹操还有其需要而使汉朝尚苟延残喘而已。所以，当曹操对他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时，他也将态度表现得十分明白：“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再愿意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大有恨不得将皇位拱手相让的意思。 可是，汉献帝近乎苦苦哀哀求的表白，仍不能动摇曹操要终生不违“匡扶汉室”之誓言而永作汉臣的决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如此曹操不仅可以维护自己的忠臣形象，还能借用天子稳定本国的局势。
在曹魏集团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虽然汉朝将亡，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拥汉的，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魏国内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曹操对此是不可能没有考虑的。 虽然表面上不能称帝，但是他正好可以好好的利用皇帝这块招牌，巩固自己的实力。有了汉献帝这块“挡箭牌”，他就可以借助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慢慢为儿子铺路造势。他不仅想到了成功，也想到了失败后怎么保全自身。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于是，曹操开始不断就用“君命”大耍其阴谋。从建安初年开始，曹操便不断以献帝名义，清洗拥汉派。如他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他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讨伐异己、打击政敌，用的都是皇帝的名义。 从建安十七年至二十三年，曹操按计划分步骤在体制方面从献帝手中不断转移权力，完成了建立曹魏王朝的全部准备工作。魏王曹操的政治地位仅是在名义上比汉献帝刘协低一等，实际上的他却已经掌握了朝廷中央政府的所有大权。 所以，对皇帝这个挡箭牌用的越来越顺手的层次，是如何也不愿意放手的。他越来越发现这个挡箭牌的好处，他不把皇帝这个挡箭牌尽其用就绝对不会罢手，直至完成权力的真正交接。 做事重在给自己找个好的挡箭牌。有力度的挡箭牌不仅能够给自己造势生威，用的好的话还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成事之道”扯一面大旗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要想打鬼，借助钟尴”。打鬼借助钟尴。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做法或谋略。因为一方面鬼是怕钟旭的，另一方面，谁有了钟旭，谁就掌握了号令和凝聚所有打鬼力量的优势与主动权。 以曹操的霸绝强横，在统一过程中功绩卓著，他取代皇帝的野心已蓄谍很久。但是，直至去世，他都没有废掉东汉皇帝，取而代之，原因就在于他懂得皇帝这个挡箭牌的好处。所以，聪明如他，会扯一面天子的大旗，借助其公信力行事。 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人古已有之，曹操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春秋首霸齐桓公也是通过“尊王捷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与军事上的主动权。 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善于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面义旗）为自己造势，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那么才能以理服人，造出来的势才有用，形成以势压人的威力。这样才能感召他人，竭智为自己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