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派定各部门的负责人，赦免部下的小过失，提拔德才兼备的人。”仲弓问：“怎知道谁是德才兼备的人，从而把他提拔起来呢？”孔子说：“提拔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会推荐吗？”
一个好的官员或领导者如果没有慧眼识英的的才具和举荐贤良的气度是很难立足的，这种本领和气度或者可以使有才能的人为我所用，或者使贤者成为国家栋梁，即可以利益国家，又可以使自己多一位朋友！当然举荐人才应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切不可以此扶植党羽，以谋私利，君子应该不党，否则有失儒者风范！儒家认为举贤也应该是为官之道。我们在儒家治国之道之中已经说明了尚贤对治国的重要作用，本章则论说举贤同样是一种为官之道！《大学》上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意思是说，看见贤能的人不能推荐，推荐举用之后又不肯亲近，这是怠慢轻忽的行为；看见坏人不能拒绝、黜退，黜退之后又不能疏远他，这是错误的行为。可见举贤既是一种为官之道，更是一种为官的职责！
其实举贤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汉代荀悦总结出用人的十大困难：“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心；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其国也”。（《申鉴·政体第一》）所以韩愈在《马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明认识和识别人才并不是一件易事，他需要有举贤的胸襟和气魄，还需要有时识贤的本领。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千里马不至于“骈死于槽枥之间”。王符也说：“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索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天下也。（《潜叹》）。
孔子也曾感叹“才难！”《论语》中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意思是说：舜有五位贤臣，就能治理好天下。周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个帮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及周武王这个时期，人才是最盛了。但十个大臣当中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个人而已。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事奉殷朝，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通过历史来阐述人才的难得和可贵。这里提出舜为什么能够为中国的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除了领袖的道德才干，优秀的人才也非常重要，所谓领袖难当，人才难得。舜当时平定天下万古留名，是因为当时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个大贤者，才得天下大治。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封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在唐太宗看来，使用人才就是要象器具的功用一样，不同的器具有不同的用处，只要有用的器具就有它的价值，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才德之人，历代都是有，只看能不能发现，发现之后能不能见用罢了。
孔子曾经议论过怎样才是闻达之士，为认识贤达之士提供了参考！《论语》中记载这样一段话：“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一次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国君的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大夫的封地里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只是虚假的名声，不是通达。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至于有虚假名声的人，只是外表上装出的仁的样子，而行动上却正是违背了仁，自己还以仁人自居不惭愧。但他无论在国君的朝廷里和大夫的封地里都必定会有名声。”所以举荐贤者就应该以这用方法和标准来进行，被荐之人必须德才兼备，表里如一，是一位谦谦君子，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为公，上尊君命，下抚黎民！
后来的察举制度就体现了孔子的这个思想。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汉武帝为了把察举制度有力地贯彻下去，他自己曾经下了很大力量给予关注，有一年他下令让郡守这级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具体来说就是孝廉，察举孝廉，可是有的郡一个人都没有举荐上来。汉武帝为此大怒，他说，身为在官位上的官员，你如果不举荐贤人，不举荐孝廉，就是失职，就应该被罢免，所以说不举孝的，他说应该按照“大不敬”的罪名来论处；那个不举廉的呢，按照武帝的诏书中的规定，就应该按照“不胜任”来论处。大不敬和不胜任，至少要给予免官的处分，也就是他用这种以免官相威胁的方式要求他的地方大员们一定要力行推荐人才，给中央朝廷提供人才，履行他们应有的职责。这是制度建设的这个层面。从此之后察举制就成为汉代取官的一个主流途径，它保证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一批优秀人才，通过合法的稳定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场，提高了汉代官场的官吏的素质。并且察举制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刘劭把人的才能分为十二类，可以作为识别人才的一种方法，他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一乡，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远图，而能授一官之任，错思施巧，是谓技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能属文著进，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于事施政，是为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非人臣之任也，让德不预焉。主德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任也；知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绕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人物志·流业》）。
唯才是举，举荐人才不避亲仇，用人要“大公无私”，陈寿《三国志》：“以天下为公，唯贤是兴”。唐代韩愈也说：“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可宜焉”。即是说，当一个人只要他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因为他和自己疏远就不用他；相反一个人没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和自己有某种亲戚或亲密关系，就不罢免他。只要他能力能适宜从事某项工作，就大胆地使用他。
有这样一则故事，祁黄羊荐贤无私。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缺个县官，你看谁当合适？”祁黄羊说：“解狐最合适。”晋平公很奇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做官？”祁黄羊答道：“您只问我谁能当县官，并没问我谁是仇人。”于是解狐就被派去做了南阳的县官。他在南阳做了一些好事，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又有一天，晋平公问祁黄羊：“朝廷里缺个法官，你看谁当合适？”祁黄羊说：“祁午合适。”晋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儿子吗，你不怕别人说你为儿子走后门吗？”祁黄羊答道：“您问的是谁可以当法官，并没有问祁午是不是我儿子。”祁午做了法官，能秉公执法，得到了人们的称赞。这两件事后来传了出去，知道的人都说：“祁黄羊这人可真不错，无论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儿子，只要是有德有才的，他都能推荐。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呢！”
曾国藩为官之道几千年来罕有其匹，他就非常注重举荐人才，并善于发现人才，一生荐人无数，且有不少都成为柱国之臣！这也是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原因之一。唐浩明在他的小说《曾国藩》中就描述很多这样的事情，下面摘出一段：
曾国藩一边听杨载福讲话，一边细细地端详他。见他双眼乌黑发亮，正应相书上所言“黑如点漆、灼然有光者，富贵之相。”左眉上方一颗大黑痣，又应着相书上所言“主中年后富贵”。对于相书，曾国藩既相信又不全信。他喜欢相人。一方面将别人的长相去套相书上的话，另一方面，他又看重这人的精神、气色、谈吐举止，尤重其人的为人行事。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去判断人之吉凶祸福。眼前这位杨载福，凭着他多年的阅历和相人的经验，两方面都预示着前程远大，只可惜埋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应当指点他。曾国藩待杨载福说完后，问：“目今兵戈已起，国家正要的是壮士这等人才。不知壮士肯舍得排业，去投军么？”杨载福答：“家父从小就跟载福说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也常想，倘若这点能耐能被在位者赏识，为国家效力，今后求得一官半职，也能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了。”“好！有志气！”曾国藩高兴地说，“鄙人与湖南巡抚有一面之交，我为你写封荐书，你可愿去长沙投奔骆大人？”
“愿意！”杨载福站起来，爽快地回答，“尽管长毛正在围攻长沙，别人都说长毛厉害，但载福不相信，我偏要在炮火之中进长沙。”
杨载福即是杨岳斌，为避同治（载淳）、光绪（载湉）皇帝讳，由曾国藩建议改名岳斌，取文武兼备之意。杨载福是清朝名将。湖南吉首（乾州）人。曾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累官湖北提督、福建陆师和水师提督、陕甘总督。
举荐人才，在为官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自己在官场上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国家选出栋梁之才以利于造福黎民，还可以为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展现才华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报复，不至于埋没人才，终老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