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始终给予特殊的关注。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经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保持着始终如一的警觉。一提起这个问题,他就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
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年的告诫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到了50年代后半期,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咄咄逼人之势,他的这种高度警觉便逐渐形成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1959年11月在杭州召集的那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杜勒斯的三次演讲,要与会同志认真看一看。11月12日,他又对这三篇演讲作了分析。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谈到杜勒斯的"和平的转变"思想时,毛泽东又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他还特别提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三个材料,是指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杜勒斯在这些演讲中,一方面表露出对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又重申他的"和平取胜战略",企图以此摆脱美国"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尤其是他在1959年1月28日所作的证词中明确提出:"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番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谈了这样的意思: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东西方缓和战略存有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西方国家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不久就敏锐地察觉这个问题,是有远见的。
第二阶段,进一步指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提出"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他还指出:"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对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估计也明显地脱离实际。这种错误的估计,以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但是,他明确提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里还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第三阶段,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系统化。
1964年前后,毛泽东再次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明确提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还特别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这些系统的思想,虽然在某些用语上留下了"左"的痕迹,但是从总体来说,对于我们今天防止和平演变,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这类问题上,他最担心也谈得最多的,一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出现腐败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量和分析,进而得出所谓中央存在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等等混淆是非和敌我界限的错误论断,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