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批判"苏修"。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参加会议的人控制得很严,同苏联有丝毫联系的人都不能参加。上海市的叶以群本应出席会议,但因他以前在塔斯社工作过,就未能到会。又如戈宝权,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争论了关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问题。这个口号是柯庆施提出的,这次会议以前已经传开了。柯庆施、张春桥主张只能写关于建国后十三年的题材,不能写别的。他们搞的华东戏剧会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戏,不许演别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口号。邵荃麟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不同意只写十三年的意见。张春桥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为了反驳,便发言大讲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周扬要我总结。我在总结中搞了一点调和。我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毛主席第一个文艺批示(即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批示)的由来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搞了一份关于上海举办故事会有成效的简讯,给了江青。江青又交给毛主席。1963年12月,主席在这个简讯上写了批示,这就是第一个文艺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
实际上,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几个大区进行了调演。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同江青有点关系,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经过阿甲、袁世海等大幅度修改成为京剧剧本。《沙家浜》这个剧,也是江青推荐剧本《芦荡火种》,经作家汪曾祺改编而成的。至于《红色娘子军》,同江青毫无关系,是我们定下来,排练好请她来看的。我曾带京剧团到上海沪剧团学习过。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那时,"三红"(《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总理提出音乐要"三化":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江青表示反对,她说,革命化、民族化的提法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只有大众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现代戏的创作、上演是有成绩的,推动了京剧的革新,这一点不能否定。看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毛主席的文艺批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它推动了现代戏的发展。像《红灯记》这样的戏就是有教育意义的,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完全没有想到,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即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下来了。这个批示的由来是: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胡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康生乘机表演。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时,周扬在会上已经作完总结,康生登台讲话了。事前没有准备要他讲话。他乱加批评,点了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显然,康生又在搞投机。以前有一次他曾这样说:我认为文艺只是供消遣的,我对它是不重视的。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呢?他竟然大喊大叫,把这么多影片打成毒草。康生讲了,只能照办。中宣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毛主席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的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关于批《海瑞罢官》1963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他来管文艺。
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有一次,她又对我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可见,不是主席先看了剧本,是江青看了以后告诉主席的。但是,她没有说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周扬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因为江青也对周讲过这个剧本的问题。但是,中宣部始终没有组织对它的批判。
1965年冬,上海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张春桥曾来北京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面,实际上是想摸底。当时,康生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回答说,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可见,张春桥是有恃无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关于《二月提纲》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这件事发生后,彭真同志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过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便有《二月提纲》的制定。在负责制订《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196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