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西方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由于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别是传媒的有意渲染,出现一小股"文革"热。祖国大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开过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但一般民众知之者甚少。现已尘埃落地。回顾这一波的研讨,似可以说,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并不为多。但其中也有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两个文革说"。关于这种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曾作如下概括:"在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研究和讨论中,"两个文革"说是讨论最集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海外中外研究者关于文革研究的一种方法和理论。西方学者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怀特和白霖等人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或局限于研究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的观点,杨和郑以及王希哲明确提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下层的群众斗争,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两个文革说"既然已经成为海外"讨论最集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那么大陆的"文革"史研究者也不应该漠然置之。
一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不同人讲的"两个文革"内容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似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偏重把"文革"按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研究。例如把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农民,"造反派"和"保守派","红五类"和"黑五类"等等加以区分,认为他们参加"文革"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等。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也是"文革"史的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在过去"文革"史的研究中,确有重视领导而忽略群众,重视决策而忽略实践,对不同层面的群体研究不够等缺欠。另一类则偏重在对待共产党的不同态度方面,把"文革"分为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两种,认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后者则是人民大众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民起义"。这种观点中最具代表性又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现在国外的民运分子、作家郑义了。他在香港出版的《开放》杂志1996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一个是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人民不自觉地利用毛泽东的权谋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民主斗争。"这就是他认定的"两个文革"。而从第二个"文革"的意义上说,他"宁愿把人民的反抗视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
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锐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即:"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何准确地给它定性?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是存在着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如何认识"文革"中名目繁多的各类群众组织,它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党的领袖毛泽东到底是何种关系?那10年中客观存在着的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正义斗争还是"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如此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判断,必然引向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本文要着重评析的是第二种"两个文革"说,对第一种只能顺便涉及。
二要评析"两个文革说",首先需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即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掀起翻天巨浪,搅得8亿中国人不得安宁,使一部分人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那场大风暴,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大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断,是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权威性的说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事物发展的客观结果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它对当时已经提出的"反帝反修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均是一个有相当说服力的回答。
但是,正如任何一个定义都不能概括复杂事物的各个侧面一样,"内乱"的定义也难以满足"文革"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内乱"是一个中性词,只是表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明确表述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点。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安史之乱",它是蕃镇强大之后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夺权;又有所谓"八王之乱",则是最高统治家族内部的一种权力之争;又有所谓"洪杨之乱",则是农民起义造封建统治者之反的革命性斗争。而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内乱同"文化大革命"虽然可能有某些类似之点,但从根本上考察,是有本质区别的。起草《历史决议》时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特别给它加上"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两个定语,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它依然难以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领导者为什么要错误发动、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要干什么?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动这场运动的恰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最高又富有政治经验的领袖。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很有必要对"内乱"的总定义作一些不同侧面的补充。
近年来,颇有一些研究者把"文化大革命"同建国以来持续不断的各项政治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比较集中地阐述这种观点的是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该书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与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特殊政治运动。给"文化大革命"作这样一种界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有助于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来龙去脉。因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平地生风的,而是1957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项政治运动的总汇和最高潮。正是那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准备。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那些政治运动不断发展的恶性循环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第二,可以更好地显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特点,显示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内乱的独特性。例如特殊的领导,特殊的理论,特殊的目标,特殊的对象,特殊的方式,特大的规模,特长的时间等等。第三,有益于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繁纷复杂的事物和事件。一篇文章说:"文革是对人在平时很难受到的测试的各种限度的测试不同身份、不同年龄段的好几亿人同时投入这一测试之中,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①。从这个角度观察,不少"文革"中发生的奇异现象和怪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有人认为这样的界说是对党的《历史决议》的"偏离"。我认为不能因为文字表述的角度不同就作这样的论断。其实,从精神实质上看,把这种说法看作是对《历史决议》论断的一种补充,可能是更符合实际的。
①《焦点》杂志,1996年7月号,第33页。
三"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如果认为这样的界说能够成立的话,评析"两个文革说"就可能比较容易一些了。
第一,提供了可以比较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的具体目标、运动方式、规模和延续时间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却是相似的。例如,都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提出号召和发动的;运动的方针和目标都是由上边规定的;群众一般是响应党的号召,有组织地参加运动,虽然也有某些自主性,但一般不能超过领导规定的范围等等。像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主要是在城市的机关干部和大专院校的教职工及学生中进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是在县以上的党员干部中进行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是规定在"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进行,不过后来范围扩大了而已。
第二,共产党搞政治运动的特点是上下结合,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方针决定的,又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他认为要办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是没有的,只是参加运动的群众有多大规模、达到何种广泛性和深入性有区别而已。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参加的政治运动,在中国曾是很平常的事,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也不只"文化大革命"一次,像土地改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就是了。
第三,在过去的那个历史阶段中,群众是分阶级和阶层的,即使是同一阶层中也有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也不会是一致的。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参加同一个政治运动,尽管他们可能呼喊着同一个口号,念着同样的语录,但他们的动机和要求,他们的表现和行为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因不同动机、要求产生的不同行动,虽然也会给运动打上或深或浅、或全局或局部的不同烙印,但都不能决定或改变运动的性质。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有的地方斗争激烈些,有的地方相对缓和些;有的地方打击面宽些,有的地方窄些;有的地方挖浮财多些,有的地方少些,如此等等,但都不能改变土地改革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再如,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有的地区声势很大,火势很猛,有的地方相对势头弱些;有的地方认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多些,有些地方少些;有的领导干部很积极,也有的比较消极,甚至委婉地抵制并保护一些人等等。但这些均不能改变这次运动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打击了正确意见,造成了严重恶果的错误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
以上三点对"文化大革命"也是适用的。首先,"文化大革命"是由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是众所公认的历史事实。虽然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同,"文革"初期流行"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多数部门和各个地区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确实有两年多的时间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但共产党总体上的领导还是存在的。按照当时公认的说法: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所以,"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超过共产党的领导之外。其次,确实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毛主席号召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也确实有亿万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规模空前。这和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而离开了这种空前规模的长时间的群众运动,也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再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存在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利害,不同的要求。这方面比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例如确实有人不赞成打倒"走资派",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那么多老干部;确实有人不赞成当时盛行的个人崇拜思潮;确实有人要求好好反一下当时已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等等。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而且存在尖锐的对立以至发展为严重的武斗等等。但是,这些分歧和不同,并不能决定或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也是公认的客观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