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泰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戏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君子立志，有的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民众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胸襟气度。有的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这样奋发有为，才会无愧于父母生养恩情，不愧为人世间最崇高的人。所以，值得他忧虑的，是事业成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是为不修道德不精通学业而产生忧虑。因此，当社会腐败，坏人顽固不化就会忧虑；外敌人侵，干扰人民就忧虑；小人当道，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就会忧虑；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惠帮助就会忧虑。这就是常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优秀品质，是君子们担忧的大事呀。至于一人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具有壮志的君子是没闲工夫去忧虑伤神的。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人的气质是天生的，所以想要改变很难，但是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定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凡是疾病缠身，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这样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的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人才的高下，要根据他的志趣来决定。低劣的人才能够安于现状，受到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高等的人才能够仰慕先贤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日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就从此区别开来。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但不会让世人轻易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能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一定没有办不到的事。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凡人心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就会有疑心，而私心也会随之而来。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求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这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人苟能自立志，则对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人如果能够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到仁，仁也就到了。我想要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每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啊！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废除了志向就不能使学习有所成就，而废除了学习就不能够使自己成材。
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过去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30岁以前还在窑上为别人打工画碗，30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参加科举考试，终于著书为卷，是清朝有数的名儒。他何尝有师友？又何尝走出家乡一步？我所期待弟弟们的，如此罢了，总不外乎“立志有恒”这四个字。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殁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只要是人，都有血气方刚的本性，那么高昂的志气就使得他想超过他人。厌恶身份低微就想升高，厌恶贫困就希望富裕，厌恶默默无闻就想赫赫有名。这是世人的人之常情。然而只要是人之中有为人清廉的人，一般常一生深静，忧虑地隐藏自己。那难道和其他人不同的性格吗？（君子们）确实是见到了那最重大的，并知道一般人所争夺的是不值得过多计较的。
《论语》记载齐国景公有千匹骏马，竟然不能和饿死在首阳的人相提并论。我曾经由《论语》所说推而想到，自从秦汉以来，到现在为止，达官贵人，怎么能数得清？正当他们高傲拥有势力，雍容举止，自以为物质谋略比别人高明很多。等到死了以后再看，他们与当日的芸芸众生的服务役的、操贱业的、行为卑污，进商而生，操心而死，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其间又有用功劳业绩文学获取虚有的名位的人，自以为物质谋略别比人高明很多。等到死后再看，他们与当日的芸芸众生的服务役的、操贱业的、行为卑污，进商而生，操心而死，就更没有什么不同了。那么如今正处于高位并获取虚有的名位的人，自称离开寂静而居于高位，心安理得地自以为高明。（他们）竟不知道他们和眼前的芸芸众生的服务役的、操贱业的、行为卑污的及商人们即将一同消尽，且丝毫没有什么稍稍的不同。这难道不可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