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
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的目光是慈慈的稠稠的，带点笑意，带点嗔责，也带点佯怒。尤其是当我淘气，她总会这样看着我。有时还捉住了我的小手，说，弟弟(从小，她就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弟弟”)，你看你！你看你！可千万别让你爸知道了啊..到了自己都近花甲之年了，回想起这一幕时的感觉是遥远朦胧得近乎于包含些童话意味了。
我是独生子。母亲是在连续五次习惯性流产后才保住了我这一胎，并用剖腹产的方式把我生了下来，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接受了任命，携同家眷从重庆飞来上海履新。后来每每谈及此事，母亲总要重复她那个观点：你能顺利来到这人世间，还不是因为打败了日本鬼子的缘故——那时代的重庆哪来上海这等医疗条件和设备？
十二岁那年，我大病一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又刚从安徽大学退职回家。虽有点家底，也都给贴花得差不多了，家中的日常开支都要靠母亲的数十元工资来支撑。她忙里忙外，还要将一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扑在她的孩子的身上。她在忙完了家务后来到我的病床边，望着我，神情与目光都显得坚定与坚毅。她说，妈就是累死了，也要把这个家撑住，把你的病治好。她说她要把我养大成材，成好材，成大材。
我17岁，文革爆发了。父亲早已去了香港谋生，家中屡遭抄斗，母亲也被限制了活动的范围与自由。还没完全成年的我就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最具冒险性的生存活动。诸如转移、销毁“罪证”；与有关人士搞“黑串联”，“攻守同盟”等等。每次，当我办完事回家，母亲总想用眼光来向我说明点什么。这是一种既怜悯又担心，既紧张又带点儿内疚的目光。我说，姆妈，您放心，我应付得来。她说，姆妈知道。
进入暮年，母亲离开香港又回到上海来定居了。她独个儿住在西康路上的一层公寓里，由一位女佣负责照看。我虽然希望天天都能留在她身边陪伴她，但无奈，因为种种缘故，我还得经常回香港去。每次我离家前，她都要把我搂上一搂。但我说，小时候是您抱我，现在让我来抱抱您吧。
于是，她便很顺从地将头靠在我的胸前，我倾听着她粗重的、带哮喘音的呼吸声，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循环。有时，她会哭，老泪纵横。说，你这回一走，姆妈会不会从此就..就..我说，您说什么呀，妈，过了个把月，我不又回来看望您了？
八十八岁那一年，母亲摔断了腿，是胫骨粉碎性骨折。我带着她走遍了全上海的大医院，但都被医院婉言拒收了。说，还是让她自个儿躺在家中静养吧，骨头能接上当然最好；但假如期间有什么意外(据说老人骨折最危险的并发症是褥疮和肺炎)的话，也是没法的事儿。让我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云云。我的心情沉重极了，我将她推回家，抱上床去。我脸色凝重，眼含泪花。但她却一直讷讷看着我，她知道我在想什么，扶她小解的时候，我见到了她小腹上的那条长长的肉疤。五十多年前，我就是从那里取出来的，我突然抱住了她：“姆妈——”我失声地哭了出来，“我，我舍不得您啊......”但母亲却很镇定地望着我——异常的镇定。我又见到了我小时候她抚慰我的那副神情了。“弟弟，”她说，“侬放心，姆妈死不了，姆妈还没有陪够你呢！”一句话，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倏地落地了，毫无缘故，也毫无理由。所有医生的话我都不信了，我就信她，信我的母亲。
果然，不出两个月，她便能坐起身来了，三个月下地，半年之后又能拄着拐杖在屋里蹒跚行路了。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只有我知道，其中神秘的精神力量。
暮年的母亲还会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习惯。比方说，她老喜欢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一岁。说，我今年不95岁了吗？我说还没呢，过了年才是。她又说，不是很快就要过年了吗——你别忘了，妈可是大月生的。我说，别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年龄说小一点，您怎么反其道行之呢？她说不出什么来，微笑。但我是明白的，她感觉自己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坎坷和劫难还能好端端地活到今天，已经是一项奇迹和荣耀了，她老喜欢在心中炫耀这一点。
初秋。金色的晨光从公寓的落地窗里洒进室内来。我一早起身就坐到了书桌前，准备写点东西。而母亲拄着杖，在女佣的搀扶下也到客厅中来了。她就在我书桌对面的那张沙发上颤颤巍巍地坐了下来(这又是她的另一个古怪的老年习惯)。她用她那浑浊的，略显迟钝的目光看着伏案工作的我。良久，不作一声也不动一动，仿佛是座雕像。我搁下笔，抬起头来，笑问道：妈，您老这么一动不动地瞧着我干吗呢？她的回答简单而直接：妈老了，妈还可以做点什么呢？能尽量地多看你几眼就是妈这一生之中还能多赚的一份财富了。
我不禁潸然泪下。
与我相依为命了近六十年的老母亲哪，您知道吗？这些日子来我总会从梦中惊醒过来：我但愿您长寿，但愿您能永远永远地与我生活在一起：
但时间是无情的，也是拖不住的。那一天会在我生命的哪一个岔道口上等着我呢？我又将如何来面对那一天呢？而那一天之后的我还会是现在的我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