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谋夺大位，计陷储君，惧昆弟之不甘服，欲尽杀之以灭口，独不念众口史笔难摧公理乎？”雍正大怒，立批其颊，命侍卫缚其手足。然后从一小瓶中倒出白色药粉，逼他吞下。当即碎尸，放入一大瓮中。此时屋内鸦雀无声，针尖落地都听得见声响。雍正坐在炕沿上，品茗吸烟，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命道：“打开看。”
“嗻！”侍卫开瓮观看后，回奏雍正：“已化完。”
雍正延颈伸腰，向瓮中谛视。侍卫微倾瓮口，倒出紫黑色血水。
雍正恨恨道：“看你还能不能骂我！速将此物倒入御沟，让他与浊流为伍去吧！”
侍卫将瓮抬出，雍正也随之离去。太监把书生从炕腹中扶出来，道：“今日之事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书生抖成一团，冷汗如雨。
“稍露风声，你我死无葬身之地！”
“是是！”书生回到家中，左思右想，自觉不能免祸。于是将所见密书一纸藏在破棉絮中。
果然，太监找到书生，道：“先生祸由自作！昨日老爷子若不问，即无事。不想晚膳时，老爷子忽道：‘日间炕内何人？你好大的胆子！’我急跪地磕头，说是亲戚。老爷子大怒，说亲戚也要杀。我实在无法，唯一可报先生的，是将先生之灵送回故土而已。”二人泣诀。太监拿出一服药，让书生服下。书生死后，太监送归灵柩，说是病殁。后其家人检点遗物，发现了书生的绝命书，才知其死因。这些传说给人们，也给雍正自己，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
尤其当雍正得知，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禵等人的太监在发配途中，凡遇村店城镇，均高声呼喊：大家都来听听新皇帝的新闻啊！我们冤枉啊！我们要告诉你们实情，好让你们向人传说……他觉得这些传说，可能摧毁他朝乾夕惕创下的业绩，他觉得，这些传说已经将他淹没，连他自己都找不到自己了！198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由皇帝到公民》，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与他的弟弟溥杰在西暖阁打闹玩耍，无意中在一个匾额后面发现了一卷密诏。后来溥杰署文说明，那卷密诏，实际上是乾隆供在养心殿东厢房佛龛里的、用纸密包的雍正杀害其弟的密诏，乾隆在纸包上写有“如后世有开看者，便不是我的子孙”。溥杰以为，乾隆将这一密诏放在佛龛中，大概是出于为其父“赎罪”和忏悔之意。
若果真如此，雍正竟真是“屠弟”的凶手！不顾及自己明明知道的后果，去杀已不值得杀的人。或者，雍正果真是卑鄙的小人；或者，雍正内心的虚弱人们已无法理喻。这其实对雍正不公平。群雄逐鹿，捷足者得之。
千古帝王，唯以建功立业了却天下事、博得身后名。宋太宗赵光义、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前朝莫不如此，并不论如何登基。皇权不可侵犯，谁触犯了皇权，谁就须流血，谁就须死。太祖时舒尔哈齐、褚英；太宗时阿敏、莽古尔泰；世祖时豪格、多尔衮，先辈莫不如此，并不论骨肉兄弟。雍正在位十三年，承前启后，使国家各项制度臻于完备，使国家各个方面均有大的发展。
政治上，于中枢设立军机处，完善奏折制度，建立了皇帝-军机处体系，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顶峰。与之同时，一改康熙晚年凡事宽纵、吏治废弛的状况，雷厉风行整顿吏治，并在继续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对边疆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
经济上，追缴逃赋及官员亏空银两，实行耗羡归公，从根本上改革赋役制度，摊丁入地，使国库充盈，为乾隆年间经济发展到高峰准备了条件。特别是，雍正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召总理事务诸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当众面谕立储事说：“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而后命诸臣退，仍留总理事务诸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
为确保日后不发生意外争议，雍正又另书密旨一件，随带左右，此事群臣都不知道。雍正八年九月一度病危时，雍正方将此密封密示给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雍正十年正月，雍正又密示给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鄂尔泰，并诫谕道：“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张廷玉、鄂尔泰即公布此事，让总管太监找出雍正亲笔朱批传位于皇四子弘历的黄封密函，当即宣读，弘历始拜受命。从圆明园返回大内后，命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藏封函，当众开启，与前函核对无误，从而和平完成了帝位传承。以后，秘密立储制度代代踵行，清朝再没有因储位问题发生过大规模宫廷政变、骨肉相残的流血事件。
人言可畏
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与其他英主相比，雍正好象格外看重自己的名节。他曾说，“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我之名节，关乎千古”。这话听来有些虚，也许，他希望拥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没有的。没有，不一定应该没有。雍正不但要找回应该属于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该属于他所有的。
本来单单是前者就已经很难达到，加上后者，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陕总督府门前，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猛地闯过警戒，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信，刚扫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抖出信纸，匆匆读了一遍，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
信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论证清朝统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继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说明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动岳飞后人岳钟琪继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执掌重兵、驻扎要地之机，树立反清旗帜，恢复汉人政权，为宋明复仇。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方面密报雍正，一方面升堂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名张倬，书是其师夏靓所写，其他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退堂。
第二天，岳钟琪改变了态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书人。又口称自有难处，一则清人耳目甚多，二则真假难辨，不得不防，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二人边喝边谈。
岳钟琪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
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
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