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劳斯金指出：“一个为社会语言学家所广泛接受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认同性和集团认同性的符号，是集团成员资格和一致性的标志。’’④当一个艮族的某部分人都同样掌握另一民族语言时，他们在一起却常常用母语交谈，彼此感到特别亲切，觉得是自己人。很显然，语言在这里已经成了维系一个民族的强大的力量，成了“自己人”认同的纽带。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理解在纽约、旧金山的唐人街和巴黎十三区的华人，为什么习惯于以汉语为交际工具。20多年前，美国唐人街大多数人不懂英语，直到近20年，唐人街存款大增，仅次于百老汇，经济实力大增，才出现许多双语人。这不为别的，就因为讲起汉语，可以激起他们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以便在激烈竞争中自立自强。火器营满族保持满语200年，也是因为心理上他们以自己是旗人为骄傲，不管如何，他们总觉得“自己人”当了皇帝吧，因此用满语以示不忘其根。又如在伦敦市内，据《国际先驱论坛》弗来德·何麦格文章统计，至今仍有140多种语言，16%的学生在家不讲英语，孟加拉、土耳其、古吉拉特、西班牙、希腊、乌尔都、旁遮普、汉、意大利、阿拉伯、法、葡萄牙等12种语言尚有相当的市场。所以作者说：“全球村镇般的世界都已把双语教育推成为大多数工业国的问题。”作者认为，强求一种共同语，会导致“民族自豪感的新政治相冲突”，可见母语在心理上的力量。所以壮人有“宁要祖宗言，不要祖宗田”的说法。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说过：“民族文化，首先是精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总是用一定的语言表现出来的。”⑤可见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和载体。在语言里，凝聚着一个民族千百年形成的心理和习俗，汇集了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是弗洛伊德大弟子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即一个民族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心理特质）的总汇。因此，语言与民族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分割的，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所以罗杰.M.基辛认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语言和思维融合在一起，而意义的世界也是文化知识的世界。”因此就出现了“语言普同现象和文化普同现彖”。第五，受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民族内部外部的交往状况。商品经济越发展，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机会增多，转用的就快一些。但也不能说商品经济发展了就一定迅速实现转用，因为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两部分。商品生产多在当地进行，到外地投资是少数人。商品流通则范围广大，因此从事流通的比从事生产的易于转用。不过有人把经济发展作为教育发展的前提，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两者互为因果。从长远和大局上看，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是转用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聚居面积大的条件下，从事商品流通的仍然是少数人，不可能全民外出经商。因此，这个条件是一个加速的因素，并非是绝对的因素。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实现一个民族的语言转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经过数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漫长历史。在信息时代里，信息量正以幂级数的速度增长，以美国为例，其信息递增率每年为13%，五年翻一番。在这样紧迫的形势面前，一个民族如果安心等待语言转用完成后再实现民族教育的普及，势必要丧失几十年、上百年宝贵的时间，从而拉大与先进民族的差距，被抛人落后民族的行列，远远地跟在人家后面匍匐而行。这种情势事实上在壮族中已开始发生了。在语言转用大部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如果没有双语制，则教育必受严重阻滞。诺姆、乔姆斯基、皮亚杰和罗杰.M.基辛等人在对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当儿童面对成人说话的榜样时，一旦生物性成熟促动必要的神经系统，就能很快学会母语的特殊变形律和音韵律。在青春期和青春期以后学习第二种语言有许多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则的冲突，但更严重的恐怕还是由于有效学习语言的神经系统已经失效了。”⑥也就是说，当一个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岁时学会了母语之后，便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相当牢固的特殊酌母语规律。这套规律具有排他性，和第二语言有严重的冲突，以至原来学母语那个高速度的神经系统这时突然失灵了，造成了学习第二语言的极端困难。当然，语言环境在这里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以笔者家乡儿童为例，他在入学前一句汉语也不会，一个汉字也不懂。入学时，他既学汉字，又学汉语t（而汉族儿童只有学汉字的任务）。
在小学的几年里，他只是孤立地学习一个个汉字，无法讲几句连贯的汉语。
一直到初中一年级，他们才开始听老师用汉语讲课。初中毕业，才能够讲不甚流利的汉语。因此学生成绩和升学率、单个成功率比汉族地区要低得多。邕宁县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县，1990年小学生的合格率仅为10%。1981年武鸣县初中升学考试合格率仅为7.4%，1982年有较大进步，也只达到20%，桂西各县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学习困难，儿童对学汉字厌倦，学校巩固率极低，1981-1985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的巩固率仅为28%，出现了“一二年级满堂坐，三四年级空位多，五六年级没几个”
的局面，回家的小学生ioo%复盲。该县归朝区龙门乡没有一个高中生，初中生也只有7人。富宁能考上大专的学生少得可怜，1986年统计，全县职工中大专生仅占2.41%，工程师只占0.1%，助理工程师1.16%，技术员3.39%。其结果反映在生产上，是1981-1985年工农业增长率仅为4.39%，而且基数本来就不大，实际上增加的财富很少。⑦同样是党的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山东几年里就扫除了文盲，壮族地区却遥遥无期。除非大力发展壮文，否则700多万文盲是没有掌握现代科普知识的希望的。在广东省跃居全国首位的时候，广西壮族聚居的百色地区如何呢？占全地区87%的少数民族，年收入人均不到120元，96万人的人均口粮不到400斤，58万户中有20%尚住草棚，40方人口饮水困难，12县市中有10个县靠财政补贴过日子。文化素质低已大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为发表时的数字）。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一般来讲，在没有实现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中，如果不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字，不通过自己的文字去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他们与先进民族的差距只能越来越拉大，是极难赶上先进民族的。
三、处理好语言关系是民族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改革的年代里，我们对待语言文字也必须更新观念。发展文字，其目的并不在于给民族增加一个标记，而是要通过它去学习文化科学，促进民族的繁荣发展，使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全国的先进地区。因此，对于一个具体的民族或一个民族的某个地区来讲，虽然从宪法上讲他有这个权利，但到底是发展民族文字有利还是直接用汉语文有利，这都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充分的科学论证。对多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来说，我认为发展文字是有利的，但不见得所有民族，所有地区都有这个必要。是否需要推行民族文字，我以为要考虑下列五条原则：第一，人口聚居原则。如果一个民族基本聚居，而且在地域上范围较大，日常的交往以本民族之间为多，则构成了考虑创制、推行民族文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地域分散，范围较小，与其他民族交往频繁，则民族文字的成功率就很低。第二，地理位置原则。一个民族，或某个民族的某个聚居区，如果离城市较远，比如百里以上，交通不便，则发展民族文字有利。假如离城较近，如仅几十里或更短，交通方便，与另一个民族交往密切，则民族文字的成功率就很小。第三，语言使用原则。发展民族文字必须看语言辖用的状况。假如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某个地区大部已完成汉语转用，就不一定要另推行民族文字。如果情况相反，大部分仍以本民族语为交际工具，则以发展民族文字为最有利。第四，经济效益原则。发展一种文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投资，要建立学校，要有出版机构，要建立相应的推行体系，势必要花很多钱。
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对民族发展有什么经济效益，就必须慎重从事。
举例来说，壮族已有一个统一的经国务院批准的文字，但有些支系对使用它尚有分歧，有些专家趁机鼓吹方言文字。有些壮族支系另创造了一套符号，由于居住不完全集中，人口相对较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建立机构和出版教材，虽然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在教育和扫盲上却看不到什么效果。创制一种作为学习汉文拐棍的符号，在经济上也未必合算。第五，自愿原则。发展民族文字是各民族的自由权利，根据宪法，必须尊重有关民族群众的意愿，不可用行政命令去强求或阻拦。应当由各族人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切身利益去考虑。当然，群众的自愿必须和科学的论证结合，比如壮族中掌握较高汉语文水平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不同意推行壮文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意愿就未必代表最广大的壮族群众的利益。因此，自愿原则必须排除各种非科学的干扰，使它和民族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以上五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在创制和推行文字时必须作综合的考虑，以有利于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最高原则，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最终目昀。在论证时，应当以软科学为手段，有定量的分析，避免用行政命令代替科学的论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汉语文已经成为各民族间共同的交际工具。由于汉族在我国处于先进的地位，汉语文负载有最为丰富的科技信息，因此，正确处理学习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各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发展民族文字时，应当区别如下三种情况：第一，全转用区。也就是某个民族或某个民族的某个地区已经基本或完全实现了汉语的转用。在这样的地方，当然不必再创制或推行民族文字了。也就是说，不需从下到上建立民族文字的推行体系和民族文字的教育系统。即使建立，也难以在实际生活中扎根，反而阻碍民族的发展。这些地区的教育应当和汉族地区一样，大力推进汉语文教育，使那里的群众得到最大的利益。当然也不排除那里的少数学校和少数人学习业已创制并在其他地区使用的民族文字，以便研究和整理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第二，半转用区。这些地方属于双语区。它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使用汉语文的人数超过半数，转用条件好，速度快，有可能较快达到完全的转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发展汉文教育为主，以适应形势的迅速发展。另一种是民族语还占一半以上优势，转用条件不大好，速度不快，不推行民族文字必将影响到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应该以发展民族文字教育为主。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属于双语区。因此，双语教学必不可少。
在这里，学校教育是离不开双语的，而双语的使用又有利于教育的发展。
两种文字的教育体系，在这里将有各自的特色，也可以形成某种分工。例如，民族文字创制的历史不长，一时还难以承担尖端科学的砑究任务，就可以用汉文发展高层次的科学，用民族文字进行科学普及。在经济效益上，科普未必逊于尖端科学，它比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使用民族文字更为有利。两种文字的教育体系是相辅相成的，都可以起到促进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半转用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为数不少，应当引起重视。这种地区两种文字齐上，可以使人们有两个科学信息渠道，信息四通八达，利于迅速发展。第三，未转用区。即民族语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民族或某个民族的某个地区。这在人口较多的民族中，以及不少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较为普遍。以壮族为例，南宁、柳州、龙州、百色、北海、金城江、贵港、横县等大中城市，属全转用区。其它各县县城和部分乡镇属半转用区，而相当一部分乡村则为未转用区，这些地方毫无疑问应当发展民族文字的教育，推广壮文，建立民族文字教育体系，并使民族文字投人社会使用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要适当发展汉文教育，并在民族文字教育体系的各级学校中增加汉语文课程，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汉语文。世界上许多例子表明，国家、民族要发展，与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据库兹涅茨调查，战后韩国文盲占四分之三，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政府于是大力推进扫盲。由于文言一致，进展迅速，50年代就基本完成扫盲任务。跟着大力发展教育，1965年大学入学率达7.33%，1982年达到28.08%，这使韩国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⑧韩国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启迪。在信息时代里，我国民族地区未实现汉语转用的地方应该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推行民族文字。目前，如何对待民族语言文字，如何处理好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已经严峻地摆在从事民族工作的人们的面前，回避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尊重科学，用积极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凡是该发展民族文字的地方，应当毫不犹豫地、理直气壮地去推广，不需要推广民族文字的地方，在经过科学的论证之后，做好工作，群众是会通情达理的。一切着眼于建设，着眼于四化，着眼于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这是我们的最高原则。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②④[美]F.格劳斯金：《对待语言和语言集团的态度》，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编：《民族研究情报资料摘编》1986年第四期。题》。月）③毛泽东诗：《清平乐·会昌》。⑤切博克萨罗夫：《苏联学术著作中民族共同体的类型问⑥同注④。⑦中央民族学院编：《教育简讯》1987年5期。⑧拉普尔.W.库兹涅茨：《韩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