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皇帝只是听了许敬宗的一面之词，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取证，就把活着的韩瑗和柳奭除名，把于志宁就地免职。于志宁本来以为只要三缄其口，即可明哲保身。也许是这个缘故，武氏立后时甚至还命他担任副使呢。此后他更坚信，沉默是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可是这种情形骗不过武后的眼睛。当时武后便认为于志宁的沉默，就是赞同长孙无忌，她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在武后眼里，世界不是白色就是黑色，从来没有中间色。
死去一年的褚遂良也未幸免于难，他被削掉了死后追封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在流放途中被杀。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高宗皇帝的目的达到了。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前朝旧臣也彻底被整倒了。
这一年七月，高宗又命令李、许敬宗、辛茂将等宰相继续审查长孙无忌谋反案。
许敬宗二话不说，就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是年享年62岁。
一代名臣、贤臣，大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两朝首席宰相，就这样屈辱地死了。他死得很难看，如正武后所言。他死得很不甘心，但他无力回天。自此，昔日的元老集团，长孙、韩、柳这些隋唐两代的高门望族，都纷纷土崩瓦解。
长孙无忌是否是贤臣，后世一直在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那就是，他既是贤臣，又不是贤臣。说他是贤臣，那他是李世民时期的贤臣。李世民当皇帝时，他真的是贤臣，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他不仅竭力帮助李世民打下了江山，还极力辅佐朝政，努力搞好建设，又大力举贤纳才，把贞观之治推向了历史顶峰。这样的臣子，当然是贤臣，我们应该记住他。
说他不是贤臣，那他是李治时期的非贤臣。李治当皇帝时，他位高权重，干涉朝政，架空皇帝，结党大臣，排除异己，牟取私利。这样的臣子，怎能是贤臣？怎能被皇帝所容？因此，他必死无疑。他的死，既是外戚专权的结果，也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长孙无忌死后，他的亲属也受到了牵连。长孙无忌的从弟渝州刺史长孙知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诠、长孙祥，一律流放……其中儿子长孙冲和堂弟长孙诠先被除名，后被杖杀。二人的妻子分别是长乐公主和新城公主，她们都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嫡亲女儿。其中长乐公主被贬放到岭南，新城公主被贬放到西州（今四川越西县）。
长孙诠被杀时，他的外甥赵持满担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他文韬武略，勇武过人。许敬宗担心他起兵造反，竟然诬陷他是长孙无忌的同谋，就将他处斩并暴尸于城外。
李治能当上皇帝，全靠长孙无忌从中周旋。对于这位亲舅舅，把自己推向权力巅峰的第一位功臣，高宗皇帝怎会痛下杀手？
一向处事并不果决的高宗李治在立武氏为后的问题上却相当果决。与其说是长孙无忌得罪了武氏，不如说是他的不近人情深深伤害了唐高宗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唐高宗不愿再处处掣肘于长孙无忌。当皇帝时间越久，那种朝纲独断的念头越像火一样烧烤着唐高宗李治的心。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分享，只有独自享有。
除掉长孙无忌，成为唐高宗揽权路上必须完成的使命。估计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虽然逼死了长孙无忌这股旧势力，但是以武后为首的新政治势力将会来得更高、更快、更强。
既然人都死了，案子自然没有重审的必要——除了畏罪自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袁公瑜这次出京，还担负着另一项使命，就是用同样的手段干掉韩瑗。
还没等他亲自动手，有人来报韩瑗已经含冤而死。死了也要开棺验尸。袁公瑜相当敬业，他在没有任何防腐措施的情况下，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他这才放心地返回京城。
韩瑗和长孙无忌两家都被流配岭南，成为奴隶。永徽夺宫，并不只是简单的宫廷政变，它的发生是唐朝的划时代革命。它彻底结束了唐太宗时代。
武则天摇撼了王皇后的地位，又和李一起相继摇撼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顾命大臣地位，取得夺宫的胜利。同时，武则天又以《姓氏录》的门阀体系取代了《氏族志》的门阀体系，以一种包含较多杂色的流内官员结构，代替了排斥杂色的流内结构，从而发动了对长孙无忌的毁灭性打击。
时为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秋，正西风渭水，落叶长安，好一派凄凉。长孙无忌在袁公瑜的不断催促下，在黔州的寓所悬梁身死。临死之前，长孙无忌手持一杯“皇赐”的御酒，不觉老泪纵横……
这场惊天动地逼杀五位宰相的大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我们来盘点一下曾经红极一时的永徽年间的七位宰相的最后结局：
头号人物：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畏罪自杀。
二号人物：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虽然还活着，但锋芒不再，已过时。
三号人物：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被贬出京，得以终老。
四号人物：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被贬爱州，死于任上。
五号人物：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被贬为庭州刺史，突厥入寇，战死沙场。
六号人物：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平平淡淡地混日子。
七号人物：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被处死。
如今除李与早逝的崔敦礼外已经全部或贬或杀，收拾殆尽，中书省换上李义府，门下省换上许敬宗，执政班子的大换血便以这样血淋淋的极端方式而告完成。而这些在武则天为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全部搞定了。
至此，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都被或贬或杀，一个都不落。
事情办到这个地步，应该算得上是功德圆满了。只要掌控唐高宗一个人，就可以掌控整个朝堂，乃至整个帝国。
就在血腥的清洗之中，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诞生了。首先，贵族官僚逐步丧失了权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受到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打击。关陇集团是地方武力集团，人员本来有限。长孙无忌等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死的死，贬的贬，使得这个集团受到了重创。朝廷的很多位置空了出来，新兴的势力就可以补充进去了。原来的一般官僚实力和地位有所提高。
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崭露头角，在清除长孙无忌集团的过程中大显身手，此后，他们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再从皇权的角度来考虑，经由这样一番变化，皇权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帝一直和贵族官僚联合治理天下，正因为如此，皇帝才需要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处处受制于大臣。
随着元老大臣的下台和新生力量的补充，皇帝面对的将再不是贵族，而是一般官僚，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距离拉大了，皇权的伸张有了充分的余地。所以说，由废王立武引起的变化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仅仅意味着支持武后的人上台，反对武后的人下台，还意味着整个社会势力的重新洗牌。
武后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并没有直接跳到前台，她只是在使用一双“隐形之手”。我们只能看见结果的不断出现，却始终看不清它的动作。
整个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能如愿。
然而，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时间才过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进程、这样的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最高决策者。这样一双效率惊人的“隐形之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有些庸懦的皇帝能完成的。
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在打击行动开始之初，权力斗争的台面上实际只有两个人在表演，许敬宗和李义府。
两个人面对的是四位现任宰相（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于志宁）和两位前宰相（褚遂良、柳奭），实力和经验都不成比例。尽管在两人背后有高宗皇帝的支持，但高宗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他性格中刚毅果决，凭着这样的君臣三人组，根本无法撼动长孙无忌这棵老树。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义府又因恃宠枉法被贬，公开舞台上只剩下许敬宗在唱独角戏。但是剿灭行动却没有因此而迟滞，反而更加迅速、凶猛。可见，帷幕后面那个人，只能是武后。
在与长孙无忌的决战中，武后没有一次走到前台来。所有的“指使”“操纵”“授意”等说法，都只能是似是而非的推测。权力斗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无形胜有形。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法，武后手上居然没沾上一滴血。坐在皇后座位上的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政治家了。
从历史的细部来看，这是个绝大的冤案。高宗、武后起用小人，以阴谋手段诛灭大臣，助长了一班小人的谄媚竞进之风。但是从历史的宏观看，推翻贞观老班底，打破门阀垄断，又是开创新体制的前提条件。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世事为什么不可以翻转一下？汉以后，就一直没有长久且稳定的大一统皇朝。在恢复了稳定后，好的执政者，就应有所作为。以贞观一朝的努力，只是恢复到了隋末变乱之前。一个肇始不久的皇朝，当然不应仅止于此。
长孙集团不愿意想这些，那就注定了有人要请他们提前退场。历史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出来清场的，会是一个女人。武后在此次权力斗争中，假手他人排除异己，自己仍能保持良好形象，展现出高度的智能和灵活的技巧，不过只是初试啼声，往后的日子才是她大展身手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