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抄写心爱的诗句，年复一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父亲没有见过大海，父亲没有见过巫山云雨父亲住在一个苏北小镇，青春已老父亲梦过奔向大海，父亲梦过在三峡漂流父亲哪里都没有去过，他翻开老式工作笔记父亲拔出心爱的老式钢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父亲出席会议，记录领导说的话父亲把“洋河大曲”倒进喉咙里，这酒很烈父亲在泥泞的土路上骑着自行车父亲很年轻，冬天只穿单中山装和球鞋还记得那年发大水吗，父亲？我们准备回外婆家小桥被水淹没了年轻的你把我们扛到对岸从水中捞出自行车把我们驮回学校你胖了，不再热爱篮球，改打麻将白天喝得醉醺醺，夜里雀战，把美丽的母亲打得眼圈发黑我们哭得像三把刷子你殴打同事，辱骂上司恶行斑斑，连降三级从鱼米之乡调到偏僻之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惟一不变的是——父亲抄写优美的诗句，年复一年上午九点多突然电话响，我拎起来一听，是父亲断断续续的声音。他说，他在武宁路长途汽车站，马上到T大。
放下电话后我突然意识到，自从我和唐捐来到上海，除了偶尔见到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弟弟“三兔狗”，我和家里人没有见过面。说实话，我几乎已经把他们忘记了。我已经习惯这样想：我和别人的关系，就是挤一辆公交车、抢一张座位、争一个饭碗？？
突然父亲的电话响了，我有点不习惯，心里涌起微小的刺。我还有爸爸和妈妈活在世上，和我共用同一种时间。这简直堪称一个新发现。
父亲走进洞门，见到了两张高低架子床，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妇人，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唐捐，无法形容的我，几张破桌子旧椅子，惟一的家具：四百二十九块钱的洗衣机。没有冰箱、微波炉、电视。桌上有一台DVD，但父亲似乎没有认识到它给我们带来过多少欢乐，让多少难捱的时间穿上一双溜冰鞋加速溜走，虽然它经常读不出片子。
父亲感到失望，借口撒尿到洗手间观察了一趟，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墙上有一台电热水器，烧一筒热水需要两个小时。多少次珍珠般倾泻而下的热水抚平了烦躁的思绪，让我保持内外的清洁。
父亲不放心我，就像当年他不放心我一个人乘长途汽车到南京读书。他悄悄地坐上早上四点半从小镇开出的长途班车，五个小时后到达比宇宙还复杂的上海。
强悍狡猾的家乡人像虱子一样，依附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顽强地跳着、活着。每天天不亮，每个苏北小镇都会开出几趟前往上海方向的长途汽车。不是沃尔沃、尼奥普兰、奔驰，就是大宇，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又快又稳。五十块钱一张票，把更多的苏北人、他们的被子和米袋一起运往更富裕的南方。车过江阴长江大桥后开始有人下车，人们拎着被子和米袋，身影融入新型暴发户小城市。只要有力气卖，舍得卖，任何人都有饭吃，有衣穿，租得起当地农民的房子住，孩子有书读。
当年的土路已经让道给气派的高速公路，关于强奸的可怕传说、肮脏可怕的小饭店和失宠的土路，被人们抛在了记忆中落满尘灰的角落。沿途有新建的服务区，那里有干净整洁、不收费的蹲式公厕和正规的超市。
从苏北来的长途汽车停在武宁路，这里家乡人像星星一样数不清，这里没人说上海话，连执勤的警察都一口地道的苏北话。
不走运的乡镇小干部在长途汽车站下车后，某种无助和焦虑也许开始在他的心头泛滥，像杯子里的茶叶起起伏伏。父亲看着人群和灰尘一起在阳光下翻滚，犹如埃兹拉·庞德的诗歌：“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父亲的视线开始失去了焦距，而心头的忧虑越来越清晰。父亲感觉到了当初我和唐捐到达上海的第一个预感：你必须用尽力气，才能在这个可怕的城市生存。
我们出去吃午饭。在T大附近一家廉价的小馆子里，父亲要了一瓶半斤装的小糊涂仙，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酒塞入了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父亲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叫我有困难跟家里说，有急事直接打手机。一辈子生活在放纵、困难与谎言中的老男人还像当年一样天真，只要我一打手机，他定能从几百里外飞过来，转眼即至。
父亲开始总结这一次的见面，他再一次强调，对我的选择很满意，对唐捐很满意，希望我们好好照顾母亲，好好给她治疗，如果有困难跟家里说。这一次来上海看过我们，他心里就放心了。惟一的遗憾是没见到“三兔狗”，因为他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最后父亲说，他马上就回去了，长途汽车站怎么走？
我要送他过去。他坚决不让，说自己一个人过去，只要告诉他坐车的路线就行。我告诉他，必须打的过去，坐公交要转几趟车，非常麻烦。父亲突然露出了害怕的表情，他说：“那是不是要很多钱？”
“大概三十元左右。”我再一次坚持送他过去，他再一次坚决地反对，并拒绝了我给他的一百块打的费。我们在饭馆门口告别。钻进出租车的一瞬间，父亲朝我们微笑、挥手。
望着越来越小的车，我想起了一个问题，父亲是怎么从长途汽车站到T大的？他肯定不是打的过来的。
泪水从母亲半失明的眼睛里往下掉成了一条直线。她坐在候车厅的水泥地上，哭着说头疼，我们蹲在她周围一筹莫展。候车厅像一大锅大声沸腾着的脏开水，人们沉浮其中，彼此倾轧，互相推搡，犹如一锅正在被煮开的微生物。
唐捐用半哀求半请求宽恕的口气喊着：“如果有飞机，就让你坐飞机回家了，没飞机坐，你叫我怎么办？”唐捐大声吼叫是因为不这样母亲就听不见。
母亲像个迷路的小孩，坐在地上哭泣，而我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把她送走？？仿佛过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铁门那儿终于发出了“咣当”的声音，所有的人统统失去了理智，像强奸犯一样往那边扑过去，戴着大盖帽检票的肥大妈犹如一株弱小的水草，被嗷嗷叫着的人群冲走了。唐捐和二哥一边一个，像挟持人质一样挟持着母亲，我拿着她的包袱紧跟在后面，像打掩护的。我们穿过地道，来到了站台。
绿色的慢车还没有到，人们拥挤在每一个想像的车门口那里。又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开始有人往远处探头张望，神情激动，好像嗅觉灵敏的猫闻到了老鼠。大地开始颤动，人群像一锅快开的水，激动了起来。绿色的慢火车停稳后，我被搡到了垃圾堆上。
我挣了起来，凶神恶煞，又踢又推。如果我的两排牙齿能够打人，它们早就从我的嘴里呼啸而出了；如果我有狮吼功，我早就把所有的人都吼碎了。挤上车就好办了，因为母亲和二哥将坐着卧铺回家。这两张金子般珍贵的卧铺车票，是母亲住院期间我在医院附近的火车售票点买的。那天早上我六点钟赶到售票点，队伍已经排到马路边。北风呼呼地刮着，天色阴沉，所有人都恨不得把头缩到腔子里面去。我排了六个小时队。阴沉的天际下，又冷、又干的北风好像带了钩子，根据相对论，这样的六小时等于六百小时、六千小时？？长如一生。排到最后我无声地哭了起来，又咸又苦的眼泪把我的脸腌得像条咸鱼干。
脸湿了又干，像涂了一层胶水。我眼巴巴地看着前面的那堆人头，我的眼睛恶毒地盯着一堆愁苦、暗淡、犹豫的背影，诅咒着他们。一旦他们动作坚决、步履轻松地离开窗口，我又欢天喜地地目送他们离开，由衷地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