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鸡粥店，点了一碗鸡汤面，两块八毛钱。两碗鸡血汤，三块钱。还有十块钱的白斩鸡。唐捐叫我吃鸡，他皱着眉头把姜汁碟子推到一边。
“每次到外面吃饭，无论到什么地方，哪怕是非常好的饭店，我的心情立刻变得非常的差，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有钱，我是世界上最穷的人。”
我默不作声地吃着鸡，唐捐三口两口吃完了面条和鸡血汤，没碰一块鸡。我们叫小姐把剩下的鸡打包，小姐拿来一个塑料饭盒和一个塑料袋，往桌上一放，走了。
唐捐把她叫回，说：“小姐，打包。”小姐涨红了脸，说：“我们这里都是顾客自己打包的，我们不好碰鸡的。”说完扭头就走，另一个小姐上来为我们打了包。唐捐说：“刚才难道不是她把白斩鸡端给我的？别忘了把它写进小说中。这就是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为自己找理由，死不认错，坚决不道歉。”
我们提着塑料袋走出店门，唐捐发出机器人的声音：“他们应该养几个机器人。‘小姐，你的鸡。’‘小姐，你的包打好了。’”我像个鼹鼠一样笑了起来。这个夜晚也许就此顺顺当当地过去了，直到我们走进一家服装店。
在上海买衣服，马路旁一家家不起眼的小店和大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同样重要，这里有世界上所有的最新潮流和名牌，以及让我们干瘪瘪的钱包满意的价格。在这里一件女式addidas运动衫只卖九十块钱，一个nike钱包只卖三十块。在技术复制时代，拷贝就是一切。
无论到什么样的服装店，我的心情立刻变得非常差，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漂亮，我是世界上最丑的人。看我不太积极，唐捐有点生气了，说：“别像个傻瓜一样，学着点儿！”我拿着某件衣服到帘子后面套在自己身上，没有一件不觉得别扭。我向唐捐投去询问的眼光，他板着脸，把头扭到一边，像扭一盏台灯。我问：“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汪！汪！汪！”我们突然变成了两件无法交流的木偶。
唐捐爬进被窝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甘愿受我的虐待，因为你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自信，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丑的人。”
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唐捐说中了，我就是一个自甘下贱、渴望受到嘲笑与压迫的受虐狂，通过出卖自己榨取最后一点快感。一瞬间我发现，受虐的快感只能维持一秒钟，将很快转化为长久的愤恨，作为继续前行和更加放纵的动力。
我说：“操你妈。”“你”发第一声，“妈”发第三声。唐捐跳起来，看来不揍你是不行了！你敢揍，你敢揍，我喊110来揍死你。我怒气冲冲地收拾了一个包，一阵风把我卷到了门外，发现自己站在了大街上。
我给两家青年旅馆打了电话，床位都满了。那些外国人，随心所欲地在世界上走动，好像这个地球是他们的私家花园。他们一跨就跨过了太平洋、大西洋、其他什么洋，他们坐国际长途飞机就像牛饮水。他们在上海的上方俯视着我们。青年旅馆，多少个隐秘的深夜你收留了我，我在你这里感到自己是乡下来的穷亲戚。这个地方不属于我，这个城市不属于我，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在横跨大洋与大洲们的大脚下，我像蚂蚁一样卑微地龟缩了。
我在上海的两家青年旅馆办入住手续、续住手续、退床手续，没有人朝我微笑，我被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动作指挥着：眼皮子一翻嘴往左一噘，到左边问去；眼皮子一翻嘴往右边一噘，到右边问去。猪嘴噘来噘去的世界，我的愤怒像一壶正在沸腾的、没有任何能量的开水，只能烫着自己。
我知道如何在上海一分钱不花痛痛快快地洗一个热水澡。深夜我乘着出租车来到江边一家青年旅馆，从侧门进入意大利风格的华丽大堂，乘坐电梯来到三楼，这时我想起了库布里克的电影《闪灵》，孤独的小男孩独自站在走廊上玩耍，看见血泊从走廊那头卷过来，两个小女孩站在血泊里，转眼变成两具尸体。深夜我在一幢十九世纪的意大利风格建筑里，摸向二十四小时开放的自助浴室，眼前出现了血泊、面无表情的小女孩、尸体，以及疯狂的斧头。我走在宽大、华丽、阴沉的走廊上，想在卓别林和爱因斯坦住过的地方偷偷摸摸地洗一个热水澡，稳定一下情绪。浴室里飘着外国人的体味和香水味，绳子上晾着他们的衣服和毛巾，他们神气的大毛巾在压迫我劣质的毛巾。我发现区别中国人和外国人只需要一条毛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