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全国范围的革命和农村革命在事实上推翻了旧政权的话，那么，《人权宣言》的发表则是新制度诞生的标志。《人权宣言》把人权与公民权的理论和思想提高到一个相当系统和成熟的水平。它宣布的具有广泛和普遍意义的人权和公民权，明显地超越了英国17世纪各项权利法案的经验主义和18世纪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实用性”的狭隘眼界。人们甚至可以断言，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宣布的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全人类的人权。它不仅充当了作为第一次人权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的纲领，并为法国政治生活奠定了民主权、代议制、法制和分权制的重大原则，而且还对其他国家的人权与公民权从理论变成实践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例如，在其影响之下，美国国会于1789年9月在宪法中增加了人权条款；而在制定宪法和人权法案时，把它作为直接参照物的国家更是不胜枚举。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树立法国的国际威望方面，《人权宣言》所起的作用胜过了法国军队所打的一切胜仗。
（第五节） 君主立宪政体制的倾覆
立法议会于1791年10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它的构成与制宪议会有很大差别，因为根据新宪法选出的代表大致上都是来自革命之初建立的各地市政机关中的有产者及知识分子，故拥护专制制度和特权的教士和贵族等级代表已被排除在外。立法议会内部分为三派：右派264席，为掌权的斐扬派，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这一派起先还能够掌握议会，但由于内部分裂、行动软弱且过于依赖国王而很快失势；中间派345席，他们拥护新制度，但政治上摇摆不定，一般支持得势的派别；左派136席，为雅各宾派，包括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内，这一派主张实行共和制，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富有战斗力，常常能以气势压人的演说控制议会的局面。
斐扬派起初除了在议会中占优势之外，还掌握着巴黎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并与以国王为首的内阁保持较紧密的联系。但国王却始终对斐扬派持疑虑态度。10月初，巴伊和拉法耶特分别辞去巴黎市长和国民自卫军司令职务。11月，拉法耶特竞选巴黎市长失败，后被派往前线，吉伦特派的佩蒂翁当选市长。这样，斐扬派就失去了对巴黎市军政的控制权。
这时，国内外的形势已呈恶化迹象。在国内，反抗派教士煽动迷信的农民发动叛乱。城市中食品供应的紧张和乡村中对仍保留着的封建权利的抗议，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在国外，以王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逃亡贵族集结在边境的科布伦茨城，伺机反扑以复辟旧制度。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俄国等封建君主都对法国革命事态的发展深感恐惧，企图进行武装干涉。8月间，奥普两国君主签署庇尔尼茨宣言，扬言欧洲诸国君主将以武力支持法国国王。
面对这一局势，吉伦特派领导人布里索等促使立法议会于11月9日和29日先后通过两个激烈的法令：一个法令宣布逃亡者有阴谋叛国嫌疑，如不在当年年底以前回国，即缺席判决死刑，剥夺其财产之收益；另一个法令规定反抗派教士必须于一周内宣誓效忠宪法，否则将取消其年金，如参加叛乱则予以扣押。这两个法令因国王拒绝批准而未能执行，国王因此更加被人民视作逃亡贵族的共谋者。
当时，战争问题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问题。各个集团对战争问题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奇特的政治组合，给吉伦特派进入内阁创造了条件。吉伦特派主战最坚决，他们不仅相信法国能够抵抗侵略，而且相信可以通过战争把革命输出到国外。路易十六认为法国军队力量已经瓦解，在同欧洲列强的战争中势必一触即溃，那时就可以使专制王权复辟，因此也极力主战。斐扬派分裂为二：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军人希望借战争重树君主立宪派的威望和权势，另一些人却担心战场上的失利将会危及新制度。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山岳派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战争胜利就会加强现行制度，如果战争失败则会导致专制复辟；真正的“科布伦茨”（指反革命）不在国外而在巴黎，首要问题是深入革命。于是，吉伦特派对斐扬派内阁发起猛烈抨击。1792年3月，国王任命吉伦特派组成内阁，迪穆里埃任外交大臣，罗兰任内务大臣。这个内阁并不符合贵族们的心意，但却是国王借以引发战争的工具。至此，战争已如箭在弦。
这时，奥地利和普鲁士已决心作战，而吉伦特派决定先发制人。1792年4月20日，路易十六由全体大臣陪同来到议会，提议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指奥皇弗兰茨二世）宣战。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宣战决议。一场持续近1/4世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其结局出乎任何一个党派的意料之外。
战争一开始，由于吉伦特派内阁指挥失当和立宪派将领的消极抵制，法军节节败退。6月13日内阁改组，罢免吉伦特派大臣，代之以斐扬派。
但战争形势更趋危急，普鲁士军队参战，开始越过国境入侵法国。以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为代表的雅各宾左翼呼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惩治国内的叛徒，废黜国王。
7月11日，立法议会正式宣布“祖国在危急中”，一切行政机关都处于戒备状态，日夜办公；凡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都须动员起来，领取武器，保卫祖国。数天之内，仅巴黎一地就有1.5万人志愿报名参加义勇军。全国各地也纷纷组成义勇军并陆续到达巴黎，其中来自马赛的义勇军，还高唱激昂雄壮的《莱茵军战歌》，步行27天进入巴黎。
爱国热情高涨的群众对君主立宪派的统治十分不满，他们决心推翻君主政体。7月底至8月初，巴黎48个区中有47个区通过了废黜国王的决议。
7月25日，普奥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在从科布伦茨发动进攻时发布告法国人民的宣言，声称：必须恢复国王路易十六的自由和合法权利，保证王室安全；巴黎如敢反抗，将予彻底摧毁。消息传来，巴黎民众更加怒不可遏，于是加速行动。巴黎各区一方面向立法议会呈送请愿书，要求立即废黜国王，另一方面积极准备举行暴动。
8月8日，在圣安东区成立了起义指挥部，雅各宾派左翼成员在其中起了骨干作用。8月9日，起义队伍占领市政厅，改组市政机构，成立了新的巴黎公社，即1792年公社。同时，逮捕市长佩蒂翁，处死原国民自卫军司令芒达，把指挥权交给了雅各宾派的桑泰尔。
8月10日清晨，起义队伍在巴黎公社领导人率领下包围王宫，歼灭瑞士近卫军，占领了王宫。在武装群众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停止国王职权，撤换各部大臣，迅即召开国民公会。路易十六被巴黎公社当作囚犯押送到丹普尔狱监禁，等候审讯。
8月10日起义得到了各郡的拥护。前线的将领们也承认了既成事实。拉法耶特因失望而脱逃，被奥军俘虏。从此以后，君主立宪派退出了革命舞台。
统治法国上千年之久的君主政体，终于在8月10日的革命洪流中被冲垮。这次起义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使法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进入新阶段。它把吉伦特派推上了统治地位，但也表明，一支新的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成长壮大起来。
（第六节）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91年制定的宪法是一部伟大的宪法，它规定了法国为君主立宪国。然而，君主立宪政体出台之后，法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在国内，反抗派教士煽动农民暴动；在国外，以阿图瓦伯爵为首的逃亡贵族伺机复辟。更重要的是，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俄国等封建势力对法国革命深感恐惧，企图进行武装干涉。而且这时候，新诞生的立法议会内部分歧颇大，各派政治势力都想左右革命航向。
接下来由于以路易十六为首的大贵族里通外国，导致普法战争中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忍无可忍的巴黎人民宣布起义，攻占了王宫，监禁了国王路易十六。
8月10日起义之后，吉伦特派一直拖延对国王的审判。11月，从王宫一个秘密壁橱里发现大量的文件，证明路易十六有里通外国、破坏革命复辟旧制度的罪行，巴黎群众怒不可遏，纷纷上书要求处死国王。然而这时候，国民公会中就国王是否拥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审判开始于12月，由国民公会主持。1793年1月中旬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361票主张无条件判处死刑，26票主张判处死缓，384票主张监禁或放逐，5票弃权。投票结束后，议长宣布：“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卡佩死刑。”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8月10日起义胜利后不久，普奥联军侵入法境，并攻下凡尔登，打开了通往巴黎的大门。此时的法国人民刚推翻王位，斗志昂扬。9月20日，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密高地，两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几天以后，法军转守为攻，将普奥联军赶出了法境。
瓦尔密反击战的第二天，即1792年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代替了原来的立法议会。国民公会共有749名代表。坐在会议大厅右边的是吉伦特派，占165席，领袖人物有布里索、佩蒂翁、韦尼奥、罗兰、孔多塞等，坐在会议大厅左边最上方的称作山岳派，他们也就是历史上通称的雅各宾派，占100余席，领袖人物有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圣茹斯特、库东、德穆兰等；坐在会议大厅最低处的称作平原派（或称作沼泽派），约近500席。
他们虽然人数居多，但政治上无定见，摇摆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9月22日，国民公会采用了“共和国”的名称。这一天标志着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诞生。国民公会成立时，吉伦特派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佩蒂翁担任第一任议会主席，布里索、孔多塞、韦尼奥提任秘书。由于国民公会在性质上代表全体国民，拥有一切权力，所以其他政治势力也不得不表示服从。
共和国的建立，吉伦特派的功绩最大。革命开始时，他们也曾同其他派别一样拥护君主立宪制，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又是各派中最早主张共和的一个派别。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跨出了由立宪到共和这关键的一步。
专题：法国独特的政治俱乐部传统
法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俱乐部的活跃，它是脱胎于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传统，又在大革命过程中得到发展，是当时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又是近代政党制度形成以前容纳党派分野的政治外壳。最早出现的是布列塔尼俱乐部，它在三级会议期间由律师夏普利埃倡议成立，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们借此集会讨论问题。后来，其他地方的代表也都加入。
后来，布列塔尼俱乐部迁往首都，设在巴黎圣雅各修道院内，所以便通称为“雅各宾俱乐部”。这时，它的成员已越出制宪议会代表的范围，开始吸收非代表参加。它以推翻君主专制、实行宪法为宗旨，故又称“宪政之友社”。这一宗旨起初还能够容纳从自由派贵族直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各种人物。后来，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党派斗争的激化，该俱乐部屡次发生分裂。雅各宾俱乐部是当时最重要、最着名的俱乐部，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中各派的着名领导人好多都曾是它的成员。议会中的重大议题，往往都在那里进行公开辩论。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影响深远。
另一个重要的俱乐部是1790年初成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因会址设在巴黎科德利埃修道院而得名。它的宗旨是对政府机关和官员实行监督以维护人权，故又称“人权之友社”。该俱乐部会费低廉，而且经常公开举行会议，对外敞开大门，因此，很容易吸引下层市民参加，并反映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这里很少有制宪议会代表，但常常能听到年轻革命家激昂慷慨的演说。它的主要领导人有丹东、德穆兰、马拉、埃贝尔、肖梅特等。
到1791年，在巴黎各区和外省许多城市涌现了一批民众团体，它们在发挥群众的政治热情和主动精神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0年创立的社会俱乐部，在这里曾提出过抨击私有制，要求实行财产平均主义的激进社会主张。另外，保王派也曾成立过一些俱乐部，企图用以与平民的俱乐部相对抗，如“王政俱乐部”，它由于遭受群众反对和怀疑而被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