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法草案在全民表决中被否决直接导致了此届制宪议会的解散。同年6月2日在新制宪议会的选举中，反对新宪法草案最力的人民共和党得票最多，成为制宪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久，人民共和党领袖皮杜尔领衔组阁。新内阁重组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并竭力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各派政治力量间的平衡。8月2日，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联合提出了一个草案，并和法共达成了妥协。9月29日，新制宪议会通过了第二个宪法草案。该草案在同年10月13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以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
新宪法规定，第四共和国为多党议会制国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员组成。国民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包括立法权以及建立和解散内阁。较之国民议会，参议员的职权非常有限，除了在某些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外，一般只是一个咨询机关。共和国总统由议会两院联合选举产生。总统有权向国民议会提议任命内阁，并有权主持法兰西联邦和全国最高司法委员会。与第三共和国时相比，总统的权限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缩小。该宪法还规定，内阁必须严格对国民议会的多数派负责。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第四共和国将是一个典型的议会制国家。
在新选出的国民议会中，法共重新成为第一大党。按照议会传统，法共作为第一大党理应组织政府。法共提出多列士为总理候选人，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抵制。人民共和党提出皮杜尔出任总理，也遭到法共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转向社会党的勃鲁姆。勃鲁姆最初试图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但在分配部长职务问题上遭到失败。于是，他在取得了法共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之后，在12月16日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党人“看守内阁”。勃鲁姆内阁成立后不久，进行了共和国参议员的选举。紧接着，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员根据新宪法举行联席会议，选举共和国总统。在总统选举中，共产党人和社会党联合竞选。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则各自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选举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1月16日，刚当选的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奥里奥尔以452票得多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月21日，国民议会选举赫里欧接替奥里奥尔担任议长。至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使命宣告结束，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最终确立。
然而，第四共和国是各种势力妥协的产物，三大党内部矛盾重重，所以不久之后便走向分裂。1947年10月，共产党宣布结束同其他两党的合作关系，三党联合正式破裂，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受到威胁。11月，拉马迪埃政府辞职，政权落入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之手。
“第三种力量”并非一个党派，而是指排除了共产党和法兰西人民联盟之后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以及温和派所组成的政治力量。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三党联合政府属于拼凑的话，那么“第三种力量”的政府就更是大杂烩了，因之亦不可能稳定法国的政治局势，终于在1952年倒台。之后，法国政府在各党派之中几经易手，但始终难以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这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无疑创造了条件。
（第五节）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958年初，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反抗运动高涨。为此，法国政府增兵50多万，耗资巨大，但却仍然束手无策。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和驻军以及法国本土的资产阶级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他们把目光集中在戴高乐身上。1958年5月，驻阿法军发动叛乱，要求建立以戴高乐为首的救国政府。当晚，国民议会通过了以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任总理的新内阁，但叛乱仍在扩大，甚至波及阿尔及利亚全境。5月15日，驻阿法军司令萨朗再次吁请戴高乐出来主政，并带头高呼“戴高乐万岁”。当天下午，戴高乐向新闻界发表申明，表示愿意以祖国利益为重出来接管权力。5月26日，弗林姆兰秘密会见戴高乐，次日宣布辞职。29日，科蒂总统向议会发出咨文，要求授权戴高乐组阁，否则他将离职。与此同时，科蒂又在各党派中积极活动，反复申明自己的立场。31日，戴高乐会见了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首脑人物，以求得他们的支持。
6月1日，戴高乐内阁成立。这是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戴高乐出任总理后便着手制定新的宪法，结束第四共和国。1958年9月举行公民投票。赞成新宪法的占80%的多数票，第五共和国诞生。12月，戴高乐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总统。
与第三、第四共和国宪法相比，第五共和国的国家权力不在议会，而在总统，总统既是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障者，又是所有国家机构之间的最高仲裁者，任期7年，有权任命总理和其他高级文武官员。一旦与议会发生冲突，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
戴高乐的政权是一个强有力而且十分稳固的政权，在他11年的总统任期内，一反过去总理和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替现象，只换了三个总理和六届内阁，政治上出现了相对稳定局面。由于总统的权力大于议会，致使议会倒阁很难成功。1962年，议会通过对蓬皮杜内阁不信任案，戴高乐下令解散议会，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并再次任命蓬皮杜为总理。
由于政局的稳定，戴高乐统治的第五共和国经济发展迅速。从1958～1968年的十年间，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均增长60%以上，在资本输出中，法国仅次于美英而居世界第三位，由一个债务国再次成为债权国。在外交方面，戴高乐“在世界上奉行世界性政策”，也就是使法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为保障大国的地位，戴高乐加强了法国的国防力量，发展起自己的核装备。同时注意同欧洲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以共同对付美国的霸权主义。德法原为宿敌，而戴高乐这时则主动地同西德建立友好关系，渐次消除原来的积怨。对于原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戴高乐也尽量多栽花少栽刺。
第五共和国的最初10年显然可以称之为“戴高乐的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法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上升，而且还成了西方诸国中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国家。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要首先归功于法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但是，它也与始终在为法兰西民族的强大、独立和尊严而拼搏的戴高乐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法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在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山姆大叔面前，“高卢雄鸡”因有求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俯首帖耳。在其再度复出之后，戴高乐自然不愿让法国继续处于这种屈辱的“小伙计”地位。为此，他在大权在握后即推行以全面抗美，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戴高乐这种以抗美独立为特色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北约的态度上。1958年7月5日，他在同访法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就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首次同美国交锋。9月17日，戴高乐在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的备忘录中要求改组北约组织，提出组成美英法三国核心领导机构，共同领导新的西方联盟。在这份备忘录中，戴高乐还向美英两国发出这样的信息：若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将不与北约组织进行合作。面对戴高乐摆出的欲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架势，美国虽大感不快，但又不愿因表示反对而惹恼戴高乐，使北约由于法国的作梗而实力受损。因此，美国就采取了回避或拖延的对策。在摸清美国并无诚意建立美英法“三头政治”，让法国与其分享权力后，戴高乐开始把他的意图逐步付诸实施。1959年3月，他宣布从北约撤出法国地中海舰队。6月，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1963年6月，撤回大西洋舰队。1966年2月，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撤除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
坚持独立的国防观念，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堪称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政策的重要基础。与身处核时代中的许多政治家一样，戴高乐清楚地认识到是否拥有核武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有没有资格跻身于大国行列的重要标志。他甚至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的卫星国”。有鉴于此，戴高乐在重新上台后加速了第四共和国后期的几届政府已经启动的制造核武器的步伐。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为了不使其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受到美苏两国的限制，法国在1963年4月正式拒绝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此外，法国还坚持抵制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为了更有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向美国的霸权挑战，戴高乐不顾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法国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由于此举使法国成为能同中、美、苏三家直接对话的唯一西方大国，故此法国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余地亦明显扩展。与此同时，他还力图改善同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964年，戴高乐曾对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展开外交攻势，走访了11个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戴高乐亦多次在演说中予以激烈的抨击，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更好地抗衡美国的考虑。戴高乐还积极推动以法德合建与合作为核心的西欧联合，并为共同市场的巩固和发展提供种种便利。由于戴高乐所希望的欧洲就是一个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的欧洲，故此，他对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极力予以提防，将英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先后两次断然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防共同市场溶化在美国设计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戴高乐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还力图打破美国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的垄断地位。为此，他首先十分注意法国的经济独立，对美国的经济渗透严加防范，尤其是严格限制美国在法国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其次，他大胆地对美国的金融霸权提出挑战，多次要求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张恢复以黄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并辅以一种同黄金有联系的集体储备货币。在其要求被美国拒绝后，戴高乐即下令将法国的全部美元储备换成黄金，并鼓动其他西欧国家也这样做，此举使从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开始岌岌可危的美元地位进一步低落。从1969年6月到80年代初，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相继主政爱丽舍宫时，法国对美国的激烈对抗政策虽有所缓和，但仍力图保持自己对两大超级大国的独立性，并充分利用法国处于东西南北各种集团和国家的交叉点上的有利地位，使法国继续充当“仅次于超级大国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