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这一把倚天宝剑，剑锋透寒光，光芒射斗牛，此时却被装进了匣子。
遭罢官的毛泽东走了。
从宁都南行两天，便到了瑞金。毛泽东离开瑞金整整半年了，也半年没有见到日夜想念的贺子珍。可是，贺子珍的住房却人走室空。有人告诉他：自从总前委被撤销后，苏区中央局一直没有给贺子珍分配工作。她闲得慌，最近又快要分娩，已经去了长汀，住进了“福音医院”。
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房。整个房间灰尘满布，墙角挂着蜘蛛网，吴吉清忙着打扫。
这几天，他本来就心情不快，面对空荡的房间，更加郁闷。他躲在房间里很少出门，只是不停地吸烟，一连两天都睡不着觉，眼睛红红的。
由于心情郁闷、休息不好，毛泽东身体愈来愈不好，有时咳痰中还带有血丝，眼窝也深深地陷落下去。
一天早晨，他让警卫员吴吉清备马，说是要到长汀“福音医院”去治病。他还让吴吉清把贺子珍的棉衣带上。原来，他到长汀去，一是自己治病休养，二是挂念着贺子珍，借此机会照顾一下妻子，尽一点丈夫的责任。早饭后，毛泽东骑上自己的坐骑黄骠马，和警卫员一起踏上了去长汀的路。当天，到达了福建长汀。
毛泽东一进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毛主席，恭喜！恭喜！”傅院长连声对毛泽东表示祝贺，“喜得贵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1929年生下一女孩。那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送上十五枚银元，说是日后再来接孩子。可是，当日后来接的时候，人家却说“孩子不在人世”了！
1932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十四天前，贺子珍生下一男孩。毛泽东见到贺子珍和刚刚生下的孩子，郁闷的心情好多了。
毛泽东住在长汀北山脚下的“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幢两屋的花园小洋楼。这原来是一家地主的别墅。这里距“福音医院”只有半里路。毛泽东每天都去看望贺子珍和孩子，之外，和老朋友聊天、读书、散步……
环境变了，加上傅院长精心为他治疗，毛泽东逐渐恢复了健康。
在“福音医院”，毛泽东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由于腰部受伤，他住进了“福音医院”治病。毛泽东和罗明谈得很投机。毛泽东问起了福建情况，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在闽西……毛泽东了解到福建的情况后，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战争，并讲了许多战略战术思想，使罗明茅塞顿开。罗明出院后，就回到省委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罗明却遭到批判，他在福建的做法，被称为“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使许多人遭受到打击，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博古等借批“罗明路线”继续打击毛泽东，目的是使他“威风扫地”“前方在打仗，后方在整人！”历史老人不知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
1933年1月下旬，正当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处于关键时刻，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首脑机关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们从上海来到了瑞金。他们在白区工作中，推行“左”倾路线，丧失了斗争的大好形势，使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把党中央机关搬到中央苏区来办公、指挥了。
博古到瑞金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从此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党报委员会。组织部长任弼时，宣传部长张闻天，秘书长严重，党报书记张闻天（兼）。中共中央局机关设在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这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是“少共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博古来到苏区，统揽大权，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开展了批判“罗明路线”的政治运动。
罗明，广东大埔人，1901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1931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却挨了博古的批判，并说成是“罗明路线”。凡是称为“××路线”者，其代表人物必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诸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对此，大家不理解，罗明本人也不理解。其实，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长汀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在福建贯彻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反对了他们的“进攻路线”。博古批罗明，实质是在继续批毛泽东，拿罗明作为出气筒！诱发博古等人集中火力批判“罗明路线”的真正动因是：
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先后进入中央苏区，由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科长卓雄率一个班精干卫士护送。正在上杭的罗明，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经过这里，精心安排了食宿、保卫工作等，然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这位年轻的中央最高首长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口便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是个直爽人，随即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
“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泛起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博古一听不高兴了：“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说“我认为，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共苏区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
罗明对博古的态度不理解。他哪知道，此事以后，一场横祸飞来，制造横祸的就是眼前这个戴近视镜的博古！博古等人对罗明兴师问罪，起因是罗明在新泉发出的一封《意见书》。1933年1月21日，罗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杭、永、岩的实际情况，在连城新泉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
第一，坚持杭、永、岩地区的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深入根据地的敌人；
第二，迅速造成新的红军主力，加强和扩大独立第七师、第八师，并与独立第九师一起，向闽西发展，消灭连城、宁化一带的团匪，以巩固苏区的后方；
第三，地方武装应着重打击团匪，对敌人正规军则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一味要求硬打强敌是错误的；
第四，要注意边区、新区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千篇一律地分配扩红人数，土地税款收入也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等。
应当说，罗明的上述几点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但却遭到了博古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闽西地区武装不仅不能向北发展，还应在杭、永、岩前线顶住敌人的进攻。”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任和不但不能减，还要增加；财政绝对统一。
这样，1月底，罗明又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在《报告））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博古也正是从这份《报告））中，发现了罗明的“严重错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词，虽然罗明在此后还开列了“项英主席……”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这下子，罗明完全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挨批！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
不言而喻，这“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是指毛泽东！博古发怒了！他对张闻天说：“我一到苏区，就看这个罗明不对头。他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毛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毛泽东捧为领袖。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你打算怎么办？”张闻天严肃地问道。“扳倒他，肃清他的影响。”年少气盛的博古表示了他的决心。张闻天若有所思，停了一会儿说：“扳倒老毛可不容易。你不要忘记1月17日王明同志发来的电报，他起草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的宣言，这个宣言又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领衔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毛泽东已经成为国际人物，你马上扳倒他，国际能答应吗？”
“将来由你当中央政府主席。”博古许诺说。“那是将来的事情了，目前就是抓住罗明不放，不直接涉及毛泽东。”
两人商量一阵子后，全套的部署就形成了。不久，就有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给罗明戴上了一顶顶大帽子。
据博古自云，罗明是他“一手发现”的！这样批判“罗明路线”，也自然是他一手导演的。
不过，批判罗明的第一炮，是博古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的，即《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决定》指出：“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的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为此，中央局一口气作了七条决定：
“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这个决定公布后，立刻形成了批判罗明的局面。
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立即响应，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决定》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要以“最猛烈的火力”展开斗争。还指责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荣，在反罗明的斗争中，“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和顽强性”。
2月24日，撤销罗明职务后组成的中共福建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刘晓（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2月26日，博古亲自出马，批判“罗明路线”。在苏区一次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全面、详细地阐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并就“罗明路线”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号召全党投入到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中。
紧接着，在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和《青年实话》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一时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高潮。
在长汀，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罗明被批斗了三天三夜！随后，让罗明到瑞金去作检查，一去就遭到了软禁。
罗明昂起了高贵的头，他不但没有检查，反而有理有据地申诉了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同他们展开了斗争。
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是非常明显的。对此，罗明深有感触地说：
“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我给省委写报告之所以成了弥天大罪，也就是因为我在报告中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闽西的实际情况，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同时，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早已被他们撤销了，而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最好的领袖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莫大的刺激……他们要弄‘指桑骂槐’的手法，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同志。”
对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曾经亲自经历了“反罗明路线”运动的李维汉谈了他后来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威信扫地。
李维汉的回忆和反思，说出了博古他们大反“罗明路线”的真正目的。
无疑，毛泽东又一次间接地受到“左”倾领导人的批判和打击！当然，还不仅这一次。
反“罗明路线”的2月旋风，3月间又刮到了江西。
“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
由于邓、毛、谢、古都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所以，“左”倾领导人把他们视为“毛派”。批判邓、毛、谢、古的实质，又是在批判和打击毛泽东。
毛泽东曾经愤怒地对贺子珍说：他们搞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在反我；他们抓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要抓“反党小集团”的头头我毛泽东。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毛泽东了。
博古要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他左右为难，有说不出的苦衷
毛泽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从“福音医院”一回到瑞金，博古就将一个难堪的角色交给他去扮演——去领导查田运动。
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历来主张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不管地主也好，富农也好，都应该分给他们一份土地。
按照这一原则、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自从领导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以来，特别是1930年苏区两次大分田运动中，都是这样进行的，而且土地革命成绩辉煌，硕果累累。不仅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而且也避免了地主、富农走上绝路，上山当土匪，给革命根据地带来危害。
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
可是，博古等人认为，土地革命中，要根据国际和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搞，在分田中，“要使豪坤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显然，毛泽东的主张和做法，违背了中央的“指示”。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开展“查田运动”。
名日“查田”，实际上是要改变原来的土地分配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