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归感慨，要说这国际会议的吃住条件可谓一流，住的是五星级宾馆，吃的是上好的粤菜，还有美酒侍候。"金樽美酒千般意，唯有孙子入会来"。学问与研究伴随着千年的兵经都在这繁华与喧嚣中消融了。余已看不到"孙子"，看到的不过是眼前晃过的一个个秃顶的胖子。耳边响起早已不再来参加这会的李零说过的话："吃孙子，喝孙子，真他妈孙子！"
日前，袁伟时先生来深，在深圳学术沙龙中演讲，题目是"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时间虽短，但内容宏大，先生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一直说到最近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与争议。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是：凡是世上先进的、正确的东西，中国都不应拒斥，不能以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抗拒现代化。先生思想之敏锐、思路之清晰，令人感慨！
沙龙中，先生之演讲引发诸多议论，其中一位俊杰出言："学者们还是少谈些使命感，多一些责任感。""少讲点国家怎样，多说些百姓如何。"这种思路代表了新崛起的一代人的思考，看得出他们想的更多的是民众的自身利益。因为制度变更的困难，久已如群山般压抑了人们的期盼。当对期盼不再抱有希望时，年长的人们习惯在忍耐中煎熬，而年轻的一代则迅速转向，去关注身边的事情了，由是产生了上面的议论。
责任感与使命感
其实，细思之，责任感由何而来？一是良知，二是抱负。前者是做人，后者是做事，均是不可偏废的。一个学者，没有了使命感，便没有了学术的良知，这正是近年来学界造假屡禁不绝的渊源。其实，使命感自古就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激励了多少学子在这崎岖的人生路上走过，难道今日的改革之路就过不去吗？不会的！
当然，也有一种使命感让人害怕。例如，北大法学院某教授最近提出：中国政体法治的特点应该是国家主席领导下的行政三分法，并将此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且不说国家主席与党的关系在这里论述得并不清晰，即便是在政府体系中，还有国务院这一机构的存在，国家主席能越过国务院直接插手政府事务吗？如果教授所说不是指法院、人大和国务院的三分，便没有必要由国家主席来出面协调和统领；如果真是这样一种三分法，那倒真的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了。连"三权分立"都要纳入国家主席的领导下，真不知该教授究竟是想替我们这个国家设想一条什么样的集权道路呢！毕竟是法学家呀！想法高出了法律许多！
这里，让我想到了社会科学的功能。按说，文化原本是担负着批判功能的，对现实中的一切不合理进行批判，以使社会循着一种理想的方向前进。今日社会科学的研究，担负的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功能。然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许多研究却变成了一种"十三经注疏"式的研究，将贴近社会现实直接变为贴近领导决策。所有的研究仅仅是为了满足领导决策的需要，确切地说是在按照领导的决策做研究。按理说，领导已经决策的事情，就没有再研究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是在领导决策之前，能深深地影响领导并促使其决策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贴近生活和社会基层，将实践中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用来影响领导的决策，并依靠这种影响来拨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前进路径；二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批判，提出变革的思路、方法和可操作的模式。这两者均需做出刻苦卓绝的努力，绝非人云亦云一蹴而就。
人世间，本来没有路，人走得多了，就趟出一条道来。伴随着领导的无尽需求，有乖巧者会细心体察领导的想法，将所需变为学术，以学术的成果为领导服务，二者的零距离贴近，既创造了需求，又产生了效益。在这种具有现实使命感的学术研究中，唯独失去的是学子的责任感。或许是人们看到的事情太多了，由现象产生认知，由认知发为议论，于是才有了"少些使命感，多些责任感"的呼吁！
由民间发出的这种呼吁，其声音之微薄，其含义之隐曲，究竟又能有谁听进去呢？政府的巨大投资所形成的隆隆巨响早已压过了一切有责任感的所有议论，议论之微不足道，于此可知。但微不足道的议论，又常常在不经意间被随之而来的事实所验证。这对于那些充满着使命感的人，不知道在失去了责任感之后，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五四是什么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对于年轻人来说，五四已经显得十分遥远。五四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90年前的5月4日这一天在北京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火烧赵家楼，抵制日货，群起挽救民族危亡；也有人说，它是中国的一场启蒙运动，早在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这场新文化运动，旨在唤醒国民，全盘西化，批判传统文化，打到孔家店。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在90年后的今天，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想一下，五四是什么？此旨不清，谈何纪念？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新教伦理思想的传播，伴随着十世纪以后城市的兴起，有大量的城市市民作为载体而兴起和发轫的。所谓启蒙，是指西方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和觉醒，出现了最早的"人权"、"自由"、"民主"
等观念形态，这中间，制约权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显然并未把这些东西全部搬进中国，而且中国当时也没有产生能够接受并传播这些理念的那个市民阶级。因此，五四注定是个早产儿，它超越五四是什么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划过中国漫漫长夜上空的一颗耀眼的流星。
至于90年前的那场游行，只能算是一场学生的爱国活动，这在以后的中国曾经屡见不鲜地出现过，甚至为了一场足球比赛也曾闹出过事端。
五四原本没有太多值得纪念的理由，但是那场学生运动让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早在李鸿章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的向欧美学习，甲午战后又努力向日本学习。我们先后拜的这两个老师，原来都是欺侮学生的，他们勾结起来，在巴黎和会上把中国给出卖了，将德国人占领的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日本是什么东西？凭什么占领中国的领土？两个老师原来没有一个好东西！中国人几乎是一夜之间想通了这个事理，也是在一夜之间将这两个老师抛弃了。抛弃了欧美和日本，中国走什么路呢？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于是又一头扑向苏俄的怀抱。由是苏俄成了中国的第三个老师，引导我们在20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可以说，五四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中国引向了苏俄，使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阶级。然而就在五四运动70年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位老师却把学生给甩了，他们不搞马克思主义了，不搞社会主义了！一时间天旋地动。在痛定思痛之后，当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邓小平，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不要老师了，自己走，走自己的路。看看今日，回首当年，我们只不过是在原来的起点上升高了一个层级而已。
说来，五四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其发生也有必然因素。早在19世纪后半叶，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是从封建的小农经济走向近代工业化。甲午战后，国人开始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于是陆续有了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改革和筹备立宪。这些原本是由上而下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拖拖拉拉，进一步退二步，迟迟不能推出，于是被呼啸而来的革命所裹胁。革命不仅摧毁了旧的体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以推翻旧传统，全面拥抱西方文明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正是辛亥革命风雨的继续，是革命的行动催生的革命意识。至于90年前学生的运动所要维护的国家，应是学生理想中的共和，它与现实中的政权有着过大的落差，学生们烧楼、游行、闹事，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大力宣泄。
五四无论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还是一场政治运动，都注定是与改革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对改革的期望久久不能兑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不是运动便就是革命了。五四究竟是什么呢？作为思想文化运动，它是革命的发酵剂；作为爱国的政治运动，它就是革命的导火索了。90年后看五四，抹去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只能是这些！
由聂绀弩的死所想到的
近日，再次读到章诒和的文章，依然如清风扑面，但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文章说的是，当年将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人，那些可耻的告密者，竟然都是聂的好友，其中有一些人也是我多年的敬仰者，如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黄苗子、王次青等。他们或是被迫写交代材料，或是"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而且这些告密材料被一级级报上去，最后，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聂绀弩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并且因最终不能理解这一切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聂绀弩的死是平静的，没有引起什么震动，但是在他去世多年后，解禁的刑事档案却将一个残酷的事实告知了世人：送走这位诗人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他的好友至交。用章诒和的话说："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地把他"写"进去的。"文读至此，后背发凉，世人世风是多么的可怕！又有谁能想象得到呢！
其实，告密者自古有之，也是人人都痛恨的，可为什么人们还要去做呢？当年做时"积极主动"，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也写过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章诒和语）这难道是人心的不测吗？难道告密者就没有想过，终有一天这一切会大白于天下吗？到那时你将何以为人？想来，告密者当时为了尽忠报效，已经顾不了那许多了。章诒和对此的解释是："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人有秘密、有隐私是极为正常的，原是不愿说与人听，但对亲朋挚友，袒露胸襟，流露一二，表达的是对好友的信任。告密者所伤害的，并非是那些内容有何惊世骇俗之处，而是将友朋之间的那种信任和真情戕害殆尽。
被告密会使人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那感觉会深深地刺痛你的心，使人变得麻木冷酷，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它会使一个正常人阳光般敞开的心灵永久地关闭，因此给这个社会造成太多的隔膜。所以，告密是人类最为不耻的行径，它的卑鄙远远超过偷盗与抢劫。
文人，原本是志趣高远者，是"为天地立心"之人，怎能做如此蝇营狗苟之举呢？余每思及此，苦不能解。诗人聂绀弩也正是由于不能解而弃世。
章诒和将此归于人心之难测，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此事。其实告密之所以风行，一是统治者提倡，二是奴仆们尽忠。前者营造了客观环境，后者提供了主观动机。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就了这种奴性的国民心态，只要有尽忠的机会，人皆趋之。当然，在这趋之的背后，是统治者的倡导和奴仆们相关利益的获取。于是，人心在这种倡导和获取中被彻底扭曲了。
封建统治的根基是等级制，专制的实施也靠等级制。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建有这种森严的等级，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就一定会产生为维护这个等级的意识形态，而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效忠便是其中的最为重要内容。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忧"便是一种潜入心底的效忠，是由下而上的尽忠。由此可知，是等级分出了尊卑，由尊卑产生了尽忠。人们由效忠的思路中走出，个人的儿女情怀和亲朋挚友的情感分量便无足道了。由是，告密之所以会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欣然为之，便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一切已经变成道义之举了，既然为道义之举，何来歉意之说呢？
由是可知，章诒和事后的人心追究似无必要，也不可能有下文。要是人们不想永远活在地狱中，恐怕只能由这种人心的追索中超拔出来，走向对制度与理念的根本变革。
早年曾读过一本《罗马的传说》，文笔清新优美，以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引领读者神游古罗马。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记那本书中刻画的历史人物---恺撒、安东尼以及斯巴达克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书实在太少了。最近，姜鸣的新作《被调整的目光》在汗牛充栋的历史书籍中脱颖而出，其写法别开蹊径，借探幽访古，引领读者漫游近百年中国历史，许多早已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重又变得鲜活生动，让人多了几分亲切感。
除了写法的奇特，更让我看重的是作者那种求真的精神。历史总是迷雾重重，让人难窥庐山真面目。为了拨开迷雾看真实，治史者必须认真解读史料，因为只有那里才有"真"。而研究历史其实就是在求真。但很可惜，一部中国近代史，因"种种原因"，被以往那种图解式的研究方式弄成了事件的堆积和概念的集成，历史人物也被抽去了性格特征，变成了木乃伊。
透过人物解读历史
姜鸣多年来一直认真研读史料，努力拂去历史的尘封，他的书尝试用另一种眼光解读中国近代史，从而引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其中对同光名---读《被调整的目光》臣翁同与李鸿章两人有血有肉的描写和客观冷静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
翁同与李鸿章皆为同光朝政要。翁氏父子两代帝师，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翁同出入中枢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又以清流首魁名重一时。李鸿章则以军功起家，平吴剿捻，建水师，办洋务，以淮系首领权倾朝野，位居督抚之首，官拜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部属故吏遍天下。翁、李二人昔日的辉煌决非今人所能想象。翁以言官出身，好从道德立场发表时论，品评官员主政得失；李则一手操办各种实务，属被评论之列。翁作为帝党首辅，以在甲午战争中主战获时论及后人好评；李则属后党干将，因在甲午战争中主和并代表清廷签署《马关条约》而被世人唾骂。爱国与卖国，就这样简单地为两位身处复杂环境的历史人物定了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