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因文字获罪起始于明清之际那一段历史的著述和评论。叙史传播的种族之见触痛了尚未愈合的满汉创口，种族之见也就此成为文字狱长久追究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常常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人曾静投书策反岳钟琪，经穷治之后，牵出了浙江人吕留良。虽说此时吕留良已经死去45年了，但被雍正称作"逆物"的曾静却是由他留下的著作点化出来的。所以，"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这种以此量彼的比较，说明了雍正心里是把制造思想的人看得比传播思想的人更可怕。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过："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终于，在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雍正想借吕留良的尸骸作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在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汩没士气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呈显出了一种虚假的同一。
由于人人都怕靠近祸难，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中国士大夫的种族意识是从儒学里演绎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与儒学旨义中的其他部分又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并会因这种同一性而彼此牵动，由一个命题引出另一个命题。因此，以读书人为对手的文字狱虽从究治种族之见开始，而一但罗网张开，其范围一定会超出种族之见。
从孔夫子以来，读史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因此，论史总是危惧之词多而谀颂之词少。就儒学本义而言，危惧表达的正是一种深沉的关切。陆生楠因认真读史而获心得，又因读史有得而人头落地。他以自己个人的悲哀向世人显示了史学的悲哀。
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然而文字狱以实例演示了读史论史招来的杀身之祸。史学染上了斑斑血迹，遂使史学成为一种不可亲近的东西。
雍正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和士风。但就个人学识而言，他对儒学其实懂得并不多，他更喜欢的是佛典。因此，在待罪的读书人面前，他所撰写的批判文字常常显得词不达意，肤浅浮躁，使人不明不白，最后只能靠杀气解决问题。与之相比，乾隆对儒学无疑要内行得多，从言论里编织出罪状的手段也更见老辣。出现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尹嘉铨一案由小题目引出种种大议论，尤能见其用心之深鸷。在清代文字狱众多的受害人里，尹嘉铨是被自己的热衷趋着走进罗网的。这种无意间得来的奇祸多少显得有点可笑，遂使他在后人笔下受到的奚落多，同情少。
尹嘉铨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私议里不少话题事关君臣名分，尤触痛了乾隆心头最碰不得的东西。然而尹嘉铨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以儒学命题为源头的，所以，乾隆对尹嘉铨的痛挞也随之而深入到儒学的肌理之中，成为一个用帝王私意重新诠释儒学命题的过程。在这种地方，乾隆比雍正更多自信，也更多悍气。他说：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竟严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乾隆以"明季东林诸人"为比，把朋党看做是由"讲学"派生出来的大患。他所不能容忍的显然是知识分子以讽议相呼应的批评精神。东林人物当天下滔滔之际起而讲学，本意在于"卫道救时"。在他们身上，被称作"朋党"的东西是与儒学的济世之心连在一起的。然而从君权看过去，读书人因济世而讲学，因讲学而聚汇，因聚汇而议论，因议论而批评，正是一种人主无法驾驭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与朝廷立异同，所以，尹嘉铨为"朋党"
辩公道的那些道理，在乾隆脚下都成了被践踏的东西。
由朋党深入一层，遂及师道。虽然君临天下的人很少喜欢知识分子的师道意识，但只要他们还不能把"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化为一己私有之物，则代表了圣人之道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是天下师道之所在。乾隆操笔如操刀一般地着力诛杀师道，用文字显示了比明代廷杖更厉害的独尊之心。他以"君臣大义"排拒师道，取的是儒学中的一面之词。所以，当他"即以学问而论"，与尹嘉铨比长短的时候，显出来的是非常明白的蔑视。但他的话又是讲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每个人都能从这里体会到，在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中国知识分子规范君权的意识于是乎一天比一天萎顿。
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比朋党和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名臣体现了儒学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名教中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忘情于名臣。然而乾隆用另一副眼光去看，在名臣身上见到的却是君权的衰弱。与前代帝王相比，这种眼光的深刻与雄猜都是十分独到的。每个时代的名臣，都是那个时代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儒学涵育出来的士气尽在以天下为己任之中。乾隆视名臣为不祥之物，心中疑忌的也在于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他在骨子里非常不喜欢鼓荡士气的宋儒。
自两汉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乾隆却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从这个时候起，知识分子群体便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他们在恣睢骄横的君权面前一点一点地变得奄奄无气。有人记录过一个读书入仕者的始末，以几个细节描述了文字狱下士人的跌扑和难堪：乾隆癸未岁，杭州杭大宗（世骏）以翰林保举御使，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
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为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这个故事写照了有心报国的士人在失路之后的苍凉和气短。前者的顾盼自雄与后者的苍凉气短都说明：宋明六百年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儒者气象已经变得遥远而且陌生了。
近代应是人类走出中世纪以后的那段历史。这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中国的近代史呢？从上学始，我们就知道自鸦片战争以后，洋人开始欺侮我们，迫使我们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噩运就此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这是一段倒霉的历史，这哪里是文明的新纪元？中国走向近代为何与其他国家不同，总是挨打、受欺呢？难道洋人走了上天的道，我们入了地狱的门？
何谓中国近代史
胡绳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一个思想体系，是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注定了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是曲折的、多变的。这样一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便是中国的近代史。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人虽然作了诸多的努力，但历史证明这些挣扎是无用的。例如，农民为救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地主阶级维新派为救中国推动了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为救中国发动了辛亥革命，所有这些最后统统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各个阶级都陆续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表演过，但都没有成功，也都没有能够真正地挽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胡绳的推论到此并未结束，他以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告诉人们，是共产党领导人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胡绳先生思想体系中最伟大的落点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读书学到的这些认识并未解决心中的疑惑：我们是怎么走出中世纪的？中国的近代化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挨打、受欺侮吗？鸦片战争时，中国挨了打，却没有主动地走出中世纪，洋兵退去，国人继续昏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再次打来，把皇帝也打出了北京城，打疼了，国人才开始从睡梦中醒来。开始办洋务，发动自强运动，于是中国陆续有了许多个第一。
要说中国走出中世纪，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走，虽说是步履蹒跚，但毕竟是走了。从1861年开始，这一年中央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均为向西方学习之举措。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是由此时开始的，在曾、左、李的领导下，自强运动搞了33年，甲午一战败给了日本。自强没成功，究其原因是体制未变，故仅在经济领域"小修小补"终究无济于事，于是近代化由自强进入第二阶段：变法。变法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是体制的大变，岂是一蹴而就之事。从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改革，再到预备立宪，一步步走去，政治体制的改革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面的规划还未就绪，下面的革命风潮便已涌来了，革命取代了变法。由是，中国的近代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革命的时期。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许多人上来了，有些人完蛋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并未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于是30年前便摸着石头过河，由革命进入了改革，进入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第四个阶段：改革。33年的自强，16年的变法，67年的革命，30年的改革，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是一代代中国人为走向近代付出努力，为民族振兴苦苦探求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在走出中世纪时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是有因果关系的。自强失败才有了变法，变法拖拖拉拉才有了革命，革命不尽如人意才有了改革。人们总是在用新的方式改变这自己的存在，不思改变者便被推倒。由经济改革迈向政治体制的变革，再走向意识形态的变革。从自强的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再到革命，最后走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一个周期的运行。这个变革运行是以向西方学习为目标来推动的。自改革开始，中国又进入了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历程，它的标志是建立中国特色、科学发展。30年的经济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人都知道这不是改革的全部。如何变下去呢？前一轮的近代化是向西方学习，目标清晰。这一轮的变革是自我摸索，目标在实践的后面，能否自已走出来，只有历史老人能够回答。这部中国的近代史呀，在前人看来是极其屈辱的，在我们看来是缓慢前移的。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
历史没有假如，因为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读历史常会令人感慨万千，掩卷长叹……
光绪初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由此敏锐察觉到这个近邻的不善用心，向朝廷上奏章，请求大办海防，以固蕃篱。当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奏，请求集中全国财力西征，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慈禧令全国大讨论一年有余。上奏者因摸不透老佛爷的主张，多模棱两可之辞，最后则是在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下，天平倾向了西征的左宗棠。因为在文祥看来，开疆拓土才是扩大疆域，海防则是把钱扔到了水里。为了照顾李鸿章的面子，朝廷下发的上谕说要"海塞防并举"，"兼顾东西"。其实大凡两头兼顾的事情，不是都顾不了，便是只能顾一头。我大致算过左宗棠的西征用饷约为7700万两白银，算得上是自乾隆过世后清廷最大的一笔开支了，大约等于当时全国一年多的财政总收入。而海防的用款呢，直到李鸿章建成北洋水师，并维持到甲午战争时止，一共用去海防经费不过3400万两，这中间还包括各地炮台的构筑费用。由此看来，左宗棠的西征打败阿古柏，收复了新疆所用的钱，足以再建两支北洋舰队绰绰有余。由此观之，西征用饷之巨，不可谓不大矣。这中间相当大的部分，落入了承办后方转运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之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靠承办政府工程赚足了大钱的人，以致今日仍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假设当时不把这钱用于新疆，而听从李鸿章之议，全部用于海防，那么，中国可以拥有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以区区北洋舰队的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已可以超越美国排第六位，如果真的有这样三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舰队驻守太平洋西岸，那么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这在19世纪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前，中国人将藐视英德，雄据远东。法国人、日本人还敢打中国吗？不仅中法、中日战争可免，即便是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抗日战争，皆有可能不会发生。整个中国的近代史极有可能重新改写，甚至还会对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我们不会有今日的台湾之痛……
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在当时无疑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但是，由于他没有获得朝野的认可，只能留给我们无穷的遗憾和深深的叹息。想想吧，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都来自东南沿海，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等，可清政府却把大把的钱用在了西北边陲。战略决策的失误给国人带来多少痛苦的回忆。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再按李鸿章的主张办一下试试，那局面恐怕决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可惜呀！在历史中，没有假如……
过去谈历史，凡遇人物必涉及一个概念：爱国还是卖国，有了这个概念，才有准绳，才能给已故的人划线排队，区分忠奸。由是，爱国与卖国，实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