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妈
母亲在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我依着顺序喊下来便是：大姨妈，二姨妈，三姨妈，四姨妈。虽说称呼差不多，都喊姨妈，但姨妈和姨妈不一样。其中，命最苦的，要数大姨妈。老比喻：命若黄莲。
大姨妈命苦不怪别人，怪大姨爹。大姨爹旧社会在城关镇做头目，且家里开了碾房，碾米磨面，很是财势显赫。可他不把大姨妈当人，做饭洗衣且不说，摇筛箩面且不说，连洗脸洗脚穿裤子都要服伺他，动辄摔盆子甩碗。
解放初，政府判了他十七年，在沙洋农场劳改。大姨妈心想，活该！日赌夜嫖的角色，十七年还算便宜了他。但日子愈是难过了。
好心人曾劝他：“离了婚，嫁人吧。”
大姨妈直摇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癫子跟着走。做女人，就这个命。”
本地话把神经病喊癫子，大姨妈说癫子是指大姨爹。她又恨他又无可奈何。
亏得大姨妈身强体壮，从小练出来一把子力气，她便去抬轿子。那时还时兴坐轿子。抬轿子的称轿夫，多半是男人。也许是同情弱者，都是苦藤苦瓜，穷人们便怜悯她，她也就有了一个饭碗。
抬轿很苦，没日没夜，随喊随到。遇到刀子风或者连阴雨，或者日头毒毒的三伏天，上坡，下坎，踩水，过桥，真的是磕磕碰碰的生活。腿杆走细了，肩膀抬粗了。
大姨妈抬轿子时带头唱“哭嫁歌”：“北山的忍冬草呀南山的金银花，我妈把我嫁到了响水坝……”
声音很糙很涩，轿夫们却说好听，又说大姨妈是个快活人。其实，四个儿女知道，几乎每天深夜醒来，都听见她蒙着被子嘤嘤地哭。那哭声也很糙，也很涩，幽幽寒夜很是凄然。
后来，取消了轿子，大姨妈便去抬棺材。哪见过女人抬棺材的呢？她不怕，缝了一块厚厚的白帆布垫肩系在脖子上，把裤脚挽得高高的，穿着麻耳草鞋，又坎坎坷坷地翻山越岭。那沉重的圆木大抬杠压上肩，似乎听得见骨头断裂的声音。大姨妈压得吐粗气，挣扎好几次才直腰，便一步一颤，步步颤颤，合着众人的节拍唱“抬丧歌”：“抬的是贵人哪，驾鹤往西行哪，西方有佛祖哪，莲花观世音哪……”
有人看见大姨妈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因为是白事不是红事，谁也没有追究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等到儿女们终于长大了，儿女们又有了儿女们了，大姨妈却日见憔悴终于一病不起了。
弥留之际，儿女们问她想吃什么，她摇头；想穿什么，她也摇头。最后，断断续续地说，她要一对金耳环，从结婚起，这一辈子就没戴过金耳环。儿女们自然照办，且在她死后用水泥和石头砌了坟墓，立了碑。那块碑很厚很重，千多斤，十六个人才抬上山，刻着密密麻麻的字。
所有街坊邻居都说大姨妈功德圆满熬出了头，丧事办得比省长还热闹，先苦后甜，值。
那对金耳环随棺而葬。二姨妈三姨妈四姨妈和我的母亲都这样说，都信，都为此欣慰。
廖二姐
我岳母姓廖。老人们都叫她廖二姐。
老人们擅长回忆，就说廖二姐年轻时标致得很。人长得白，一白遮三丑，又清秀脱俗，素素净净，于是就像葱白似的。小脚裹得精巧，标准的三寸金莲。且读过几天私塾，背得出《百家姓》、《千家诗》、《女儿经》之类，识文断句难不住她。因了从小长在大户人家，挑花绣朵是把好手，左邻右舍常拿她绣的枕头花做样子。老人们说廖二姐打起灯笼也难找。
抗日战争后期，岳父便家道衰落；解放初病故。从此，老老少少的，锅锅灶灶的，盆盆钵钵的，里里外外的，全靠岳母撑门立户了。
旧社会不控制人口，岳母又很能生，老母鸡下蛋似的，前前后后生了十个。中途夭折二人，剩下来的，办酒席刚好一桌。
岳母在大十字街摆了小摊儿，卖瓜子、卖花生，也卖她自己打夜工做的绣品：虎头鞋子、斑鸠帽子，鸳鸯枕套子……勉勉强强地糊嘴度日，唯一目的就是拉扯着把儿女们盘成个人，让他们伸伸展展地活在世上。
那时，朝鲜战争爆发。山里人胆子小，都不敢把子女送往前线，都说美国人的子弹凶得很，开花子弹，炸得脑浆子像酱豆腐。岳母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把老大、老二、老三全送去当了兵。大门上挂了三块“光荣军属”的红牌子。逢年过节，街道居民委员会来慰问军属：送年画，送猪肉，送红糖。都是三份。
虽说岳母家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但有三块红牌子做“护身符”，十年浩劫期间倒没有受什么欺辱。而且后来老四又参军了，又和前面几兄妹一样入党提干了。于是日子变得清清朗朗。
“廖二姐果然思想开通，眼光放得好远好远！”老人们常常这样赞叹。
“莫说那些拜年话。”岳母说，“我也是生活逼的，心想走一个便少一个包袱，哪里长了后眼睛？”
儿女们天南地北走远了，老人就异常的孤寂。去谁家住上十天半月吧，她又瘫卧在床，动弹不得。读信吧，儿女们都是头头脑脑，极忙，极难得写几句。只是每月南方北方都有汇款寄来，岳母便小心翼翼地剪下那二指宽的“附言”条儿，保存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洋铁皮盒子里。闲来无事，便一张一张读得入神。其实那“附言”条能写什么？无非“全家都好勿念”、“祝您健康长寿”而已，内容极为空泛。岳母却读得出字面背后的文章。所谓言外之意。
每于此时，她思维极其活跃。
她说：“这是大姐寄的。不晓得志红结婚了没有？听说保亚、保健、保平都生的儿子。”
又说：“这是大哥寄的。写信告诉刘劲，收税要谨慎，旧社会把税务局的叫税狗子。”
还说：“这是二姐寄的。大选研究生毕业了吗？我最担心玲玲那孩子，一辈子造孽。”
……铁皮盒子成了她的百宝箱。我敢打赌，恐怕她是全中国唯一收藏汇款单“附言”条儿的人！她整整病了十年，病成了一把枯筋。却依然保持着老习惯，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总是光光溜溜的，说话总是轻轻柔柔的。那一对三寸金莲，也总是裹得规规矩矩的。
岳母是去年夏天病逝的。仿佛真有回光返照，她突然能拄着拐杖扶着墙壁从卧室走到厨房里去了。很早以前，按照当地习俗，就为她准备好了棺材。她突然提出不要土葬要火葬。她的理由是：“死都死了，还要占一块公家的地皮么？火化了好，火化了就升天了。”
火化那天开了追悼会，念悼词时好多人都哭。老人们说：“廖二姐一辈子是个明白人。”岳母享年八十周岁。寿终正寝，属于喜丧。
徐三嫂
徐三嫂是个活寡。徐三嫂的当家人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了。徐三嫂因此活得艰难。
徐三嫂有个儿子还有个女儿，儿子像个狗子，成天跟在她屁股后头。徐三嫂是裁缝：裁，缝，都会。于是，就安排在街道办的缝纫社做活路。
当家人走时她才二十来岁，所谓花一般的年纪。高挑挑的身个儿，该凸的地方就凸，该凹的地方就凹，俏得格外流畅。特别是头发，在脑后盘成圆圆的粑粑儿纂儿，斜插一支碧玉簪子，说不出的吊人胃口。圆脸盘，笑起来冒出两颗虎牙，显得朴朴实实实的自自然然的。
好多人为她牵红线，徐三嫂始终坚守一女不嫁二夫的原则。她说，麻烦。又说，等。便有人笑她，等你变成望夫石了也等不来徐老三。
徐三嫂守着裁缝摊子过光景，市井小人常来无事生非。曾来了一个青皮后生，给他量衣服尺寸时，顺势在徐三嫂胸脯上捏了一把，虽然是眨下眼皮的事，可巧被小叔子撞见。小叔子于是张张狂狂地扯起嗓子喊：“烂货，皮又发痒了？老子哥哥才走几天，你就熬不住了？把衣服脱下来，洗！”徐三嫂说：“是早晨才穿的。”小叔子吼道：“叫你洗你就洗！不洗捆你进徐家祠堂！”徐三嫂只好洗，洗得冤，屈，沉重。
打那以后，徐三嫂夏天也不敢穿衬衣，甚至下河洗衣洗被竟连袖子也不敢挽起来。天一黑就关门上锁，躺在床上翻烧饼，横竖睡不着。窗外小曲唱得实在好听：“山东的鸽子山西来，为食才飞千里外，鱼儿为嘴吞钩死，山伯只为祝英台……”天天晚上听这曲儿，徐三嫂晓得是谁唱的。徐三嫂喜欢听，可她怕答腔。徐三嫂听得心跳，可她强忍着。女儿问：“妈，您在哭？”她一摸脸上，摸到了一滩水。
那年儿子下河洗澡，淹得半死被人拖上岸来。徐三嫂白天守在医院，黄昏时便沿河喊魂：“毛头儿，回来哟！毛头儿，回来哟！”整整喊了一个月，喊哑了，喊得吐血了。老少们都说她哪里是在喊毛头儿，分明是在喊徐老三。
不知是徐三嫂喊的，还是时局变的，徐老三在去年竟然真的从台湾回家乡探亲来了。过了四十年，徐三嫂已是花甲老妇，脸上皱纹如核桃壳，腰粗得水桶似的，除了那两颗虎牙依然如故，在她身上很难寻觅到昔日的风韵。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徐老三感慨不已。
据徐老三分析，大概是大陆太穷太苦的缘故。于是作为见面礼，他送给徐三嫂一条纯金项链。徐三嫂不肯戴，于梳妆镜前先叹息，再之后又大恸。仿佛喜悦达到了极致。围观者泪洒青衫。
徐老三则郑重声明，他在台湾仍是独身。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于是众人皆欢欣，皆称赞，皆感情激动。一屋人就说徐三嫂活得不亏，就说徐老三痴心不改，就说些花好月圆，因果报应的哲理。
没过多久，徐老三带着全家游遍南国，在深圳给徐三嫂买了一栋小屋，养老。且答应每年从台湾经香港到深圳来，和徐三嫂相聚数日。儿女们看不惯那栋小屋，说是像块碑。徐老三解释，纯属少见多怪，现代派建筑都这样，线条简洁明快，典故藏在肚子里。
反正，小城的人，把徐三嫂看得很庄严很神圣也很伟大，徐老三的探亲故事在大街小巷传为佳话。据说好几个舞文弄墨的编剧还想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或电视屏幕。
那是天意民意！徐家的小叔子如此说，听者莫不啧啧称羡。就连徐三嫂那个裁缝摊子，因了采访的人多，也如落日般辉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