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草一样常见的，是普通人的死。有位作家这样说过。我母亲就是这样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历史会记载这样的平民百姓。包括母亲喝过的清江水，住过的冉家湾。谁还记得一个家庭妇女的一生呢？
但是，我记得，我们记得。记忆中，一顶雪冠，那是母亲的银发。岁月这把雕塑刀，无情地，刀尖轻轻地一挑，就把生死这张纸，从正面到背面全捅破了。它把一个勤劳、健美、开朗、贤惠、豁达、坚忍、乐观的土家女子，改变成了白发苍苍的有２６年心脏病史因而常年双颊潮红、嘴唇发乌、走路蹒跚的衰竭老人。风烛残年的日子里，她只能拄着拐棍一步一挪地行动，不幸摔了一跤，就再也起不来了。母亲向来是个急性子，凡事都讲究三下五除二，办得干净利索。她走也走得太急，等不及我们从宜昌赶到恩施就驾鹤西去。苍天后土啊，上天堂的路上，母亲已经走完人生７８级台阶，你就不能让她再多走几步，看看这个如此精彩而又如此无奈的世界吗？
事情似乎早有预兆，上帝安排好了每个细节。前年，母亲提出要从舞阳坝搬到恩施老城南门外去住，她说那里是她小时候打猪草的地方。城南旧事，耿耿难眠。其实呢，与她同龄的许多老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哪里还有割草砍柴的童年伙伴呢？就连她在抗日战争时期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山洞，如今也开起了农家饭庄。哪里还有艰难时世的丝毫痕迹呢？母亲，中国人忘性太大，谁喜欢像您一样去数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呢？更别提清江边狮子岩下的老茶厂，冉家湾的橘子树和甘蔗田了。唯剩秋风中的芭茅草，在五峰山脚开出一片一片雪白的花——那该是母亲的银发吧？
母亲坚持要去城南，那就顺她老人家的心意，搬吧。去年春节搬进城南新都，离巴公溪和冉家湾都不远，母亲心满意足，常常转着轮椅到院子里晒太阳。有一天心血来潮，竟指使父亲从舞阳坝旧址挖来一棵石榴树，移栽到新居门前。这棵石榴树现在长得枝繁叶茂，恐怕过两年就会结果的——我这次回家奔丧才明白她老人家的一番心思，多子（籽）多福的石榴，是母亲留（榴）下来的最后一个心愿呢。母亲，四世同堂，中国人的最大愿望，您不是已经实现了吗？是想学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还是想待到五月榴花红，让生命燃烧成扑不灭的火焰呢？
四姨妈和她儿子常年在北京，今年夏天赶巧回恩施，在城南新都陪她住了一个多月，老姐妹聊天聊到半夜，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母亲还打电话给咸丰的二舅、宜都的幺舅，邀请他们都到城南新都来住几天。她说这地方离冉家湾近得很，南门大桥和清江河，几步路就到了。我女儿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五年没回国，也在这年夏天回到恩施看望爷爷奶奶。母亲抱着她老泪纵横地哭了一场，母亲说露露啊，你这是最后看我一眼了，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想母亲是预感到灯油耗尽，对生命无限的留恋啊！这也正好印证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过，母亲伤感的内因是对生命的热爱，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要让生命燃烧，而不是冒烟。”这很可能就是所有伟大母亲的伟大之处。
我母亲是个哲学家，你信吗？她随口说出的许多话，不是警世通言，就是醒世恒言。我女儿生孩子前很害怕，在越洋电话中，母亲告诉她：“世界上的人都是妈生的。”一句话让女儿吃了一颗定心丸。她看见许多老干部犯错误后又告诫我：“人哪，不要睡到天亮了，又屙一泡尿在床上。”朴素而又形象，简单而又生动，不是真理又是什么？在我们五姊妹的青年时代，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这就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生活哲学。我不仅熟悉而且铭记着母亲的这类话语，曾经想为母亲编一本《冉绍群语录》，以此纪念我的母亲。她在苦难的生涯中养育我们长大成人，就像在河边洗衣一样又辛苦又快乐。我仍会继续回忆母亲说过的话，回忆她的每一根白发和每一丝皱纹，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笑容。
没想到母亲回到城南仅仅八个月，就在２００７年９月２日子夜，已然衰竭的心脏再也无力搏动，离开我们匆匆地去了。在城南殡仪馆，仿佛世界走到了尽头。两班花锣鼓通宵达旦，一直将母亲送上山。我为母亲写了一副挽联：天高地厚四世同堂祖宗福荫佑家业，山清水秀五子共兴慈母恩泽惠后人。横额是仿照作家张洁的书名：世界上最疼我们的人走了。这是最后的挽歌，伴着母亲悄然远逝。从此，一个故乡、一个源头、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母亲，您的路就这样走完了？对您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历史一代人的记忆？谁能说清？我又记起那位作家的话：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这样的生和死。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吹过童年面庞的风，吹过青草的风。
２００９年清明节，我和妻子建华及妹妹茂玲从宜昌回到恩施，为母亲祭坟扫墓。母亲的坟头上已经长出了青草，墓地周围的松树青青葱葱，非常安静。前几天刚下过雨，山地比较潮湿、松软。阳光从树丛中洒下来，一切都显出了复苏的生机。在这个美丽的冉家湾，母亲，您就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