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城边风琴声
旧时恩施城，并不包括舞阳坝，主要限于大十街、小十街、六角亭一带的老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我最熟悉的是东门。这不仅是因为我家老屋离此最近，还因为我读小学一年级的学校就在东门边上。这所学校叫志成小学，是一所私立小学，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有志者，事竟成，校名包含着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在冬天，在冬天的许多早晨，最使我烦恼的事情就是爬出热被窝去学校坐冷板凳。奶奶给我准备了一个小烘笼，里面烧两块木炭，捂手、暖脚，勉强能对付半个上午。火灭后，也正好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把教室照得亮晃晃的，校园里温暖起来。
说是校园并不准确，这里原来是一座破庙。大殿改为礼堂，粗大的圆木柱子依然威风凛凛。和尚住的小厢房改为音乐室，里面摆着一架脚踏风琴。音乐室前面有一个花池子，种着花、草、树。花池子连着四级石阶，通往我们的教室。现在这一切荡然无存，志成小学的旧址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医院。
教我们唱歌的是校长，也只有他一个人会弹风琴。记不清校长姓什么了，反正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很斯文很和蔼的样子。他的手指细长，弹琴时喜欢闭着眼睛摇头，逗得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小学生常常笑起来。那时的歌很简单，相当现在幼儿园小朋友唱的歌，无非是三头黄牛一匹马、拖拉机呀下乡来之类。但配上校长的脚踏风琴，悠悠扬扬，高高低低，很像教堂唱诗班的歌声，东门城边的居民都说好听呢。我最初的乐感便于此萌生。
我记忆深刻的是教我们语文和算术的卢老师。用现在的眼光看，卢老师完全像个家庭妇女。她个子不高，剪着短发，椭圆脸，眼睛小而有神，常年穿一身阴丹士林布衣服和布鞋，朴朴素素却很有生气。有一次她带我们去飞机场玩，我第一个冲进飞机场的旧碉堡里，没想到踩了一脚稀牛屎，把鞋子和裤子都弄脏了。男同学趁机讥笑我，女同学也掩着嘴巴偷笑，我却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小学成绩单上，总有一条爱哭的缺点。卢老师批评了同学们，又把我牵到水塘边，用清水把我的鞋子和裤子洗得干干净净。解决了后顾之忧，我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又在飞机场随风荡漾。
有一天，卢老师要调走了，我们全班同学都哭了，我哭得特别伤心。放学回家，奶奶说有谁欺侮你了，怎么眼睛都哭红了？奶奶也真糊涂，怎么非得有人欺侮才哭呢，有人疼爱照样值得哭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卢老师，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人世？
我们的校长照样弹琴唱歌，弹琴的时候照样摇头晃脑，似乎情绪丝毫没有因卢老师离开学校而受影响。但在那年初冬的下午，学校里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人，把校长推上了一辆吉普车。接着是把音乐室的木地板撬开，据说地下埋着定时炸弹。其实，既要定时爆炸，又何必埋在土里呢？那架脚踏风琴也被拆开了，公安局的人怀疑里面藏着无线电发报机，怀疑校长弹琴是假发电报是真。所有同学都目瞪口呆。
传说像瘟疫一样在校园蔓延。校长毕业于教会学校，他认天主教堂的美国神甫是干爹，抗日战争时期恩施作为临时省会时，他就是陈诚的狗腿子。他办私立小学的目的就是以校长身份掩护其特务活动等等。若干年以后，历史证明阶级斗争扩大化，校长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但自他被推上吉普车以后，私立志成小学就宣布解散，我们被合并到柿子坝小学读书。东门城墙边，再也听不到悠悠扬扬的风琴声了。对于那些听惯了风琴声的居民来说，仿佛每天的生活里缺少了什么东西。
我实际上在志成小学只读了一年书，而这一年里耳闻目睹志成小学波澜起伏的变化，对我人生是一个启蒙。琴声响了又停了，老师来了又走了，这本无奇怪。社会和人生都是曲折坎坷的，此事古今难全。只是，不该把校长的一辈子毁掉了。
北门茶馆说书人
恩施市胜利街原来叫二街，很穷。每逢清江涨水，二街的居民便惶恐不安，提前把一些坛坛罐罐转移到别处。当然不像现在的胜利街，个体户一家接一家，都靠改革开放的政策发了。二街在老城北门的外面，习惯上称为北门二街。这称呼老辈人叫起来觉得好亲切好有人情味儿。
北门二街在我记事的少年时代，曾有一家茶馆，大概就在街的中段。鄂西的恩施不像川东的万县，茶馆少，而物以稀为贵，去的人就多。与我同班的冉毛娃有一天对着我耳朵说，北门茶馆有个说书的，讲封神演义，讲七侠五义，好听得很，想听不？我问，要不要钱？冉毛娃说，大人喝茶要钱，细娃坐在门槛上听书就是，哪个管你？我和他约好吃了夜饭就去。
北门茶馆其实就是一大间堂屋，里面摆满了竹躺椅、条凳和方桌。不像现在酒楼饭店有什么雅座或包厢，茶馆极简朴。但这地方好像很舒服，有人打花牌，有人下象棋，还有人在竹躺椅上眯着眼睛摇着蒲扇想心事。我看见茶倌提着圆柱形的瓷壶走来走去，忙着给茶客们倒水，盛水也不是杯，而是碗。这大概就是北京人说的大碗茶吧。靠南墙摆着一张桌子，那是说书人的表演场地。茶馆阶沿上挤着看热闹的人，门口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朱伯炎说书，连本西游记。
嘿，孙悟空大闹天宫，正合我口味！
那个朱伯炎相貌并不英俊，声音也不宏亮，嗓子沙沙的，但他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把茶客的心拴死了，就像孙悟空使了定身法一样，动不得。啪，他一拍桌子，全场鸦雀无声，连正在喝茶的人也把碗悬在手上，瞪着眼睛等他开口。
“惊堂木一拍就响，说书人开口就讲。说的是，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二调芭蕉扇；猪八戒助力败魔王，孙行者三调芭蕉扇。上回说到的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名唤罗刹女，又唤铁扇公主……”
天气太热了，朱伯炎晃着一把折扇，说得唾沫星子乱飞。没想到他正说到孙悟空变作一个虫子，趁铁扇公主喝茶时钻到她肚里做手脚时，惊堂木猛地炸响，朱伯炎喝口水说：“今晚暂且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天再说。诸位客官，明天请早！”我和冉毛娃很不情愿地从门槛上站起来，又扫兴又留恋地回家去了。
在北门茶馆听过几次书后，我给说书人编了几句顺口溜：朱伯炎，扯卵蛋，一本西游记讲三年。这几句话在我们学校男生中流传甚广。等我自己长大成人，从山西回鄂西工作了，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民间艺人朱伯炎去世的消息时，我才感到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惋惜和伤感。他曾给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多少乐趣、多少憧憬啊！
茶馆从北门二街消失了。我后来随一位姓康的同学去过几次京剧院，他姐姐守门，对我们实行免票优惠。我在后台第一次看见演员化装，第一次看见幻灯布景，一切都很新奇。原来打雷是用一张大洋铁皮发出的轰隆隆声音，原来刮风是用一根麻线拴块薄竹片儿，抡圆手臂甩起来发出的呼呼的风声，世界真奇妙。但所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说书人朱伯炎一张嘴巴都能表达，呼风唤雨马蹄声，他能乱真，我由此更加怀念在北门茶馆听他说书的那些夜晚。
写《清江壮歌》的马识途先生说，茶馆其实发挥着多功能的作用，集文化、经济以至政治的功能于一体。茶馆是大家喝茶、休息、闲谈、消遣、打发时光的地方，也是享受各种文化艺术的地方。对我而言，少年时听书的艺术感受将与思乡的情感一起长成饱满的果子。
崔金枝的故事
柿子坝紧靠清江拐弯处，隔河与五峰山相望。很敞亮的一块平坝，没有一棵柿子树。最早是医院，后来是小学，现在是恩施市二中。学校座落此地风景很美，我们坐在教室里一眼就能看到五峰山春天的桃红李白和秋天河边的芭茅花。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女同学，叫崔金枝。我那时已读过几本古典名著，知道皇帝的女儿被称为金枝玉叶，还有一出古戏叫《打金枝》。这个崔金枝的名字怎么取得这样高贵呢？后来才知道，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恩施京剧团的，其父是乐师，其母是老旦。看来这一家人对艺术真是虔诚、钟爱。
崔金枝是个很美的女孩子，现在想起来她很有点林黛玉的意味，瘦瘦弱弱的身条，白白净净的皮肤，瓜子脸，眼睛黑亮如山泉。特别是两条长辫子，辫梢落到腿弯处，走起路来蝴蝶结一闪一闪的，给人飘逸雅致的感觉。她说普通话，就跟唱戏的京腔一样，很动听。她来到我们这群山里娃中间，无疑是凤凰落到乌鸦群中，男同学连抬头正视她的勇气都没有。
我和她同桌。凡是课本中有不懂的地方，她都主动给我解释。下课了，女同学们跳皮筋，数她跳得最高最好。两个女同学把橡皮筋举过头顶，她一弯腰，侧身，抬脚一勾，就跳起来那两根长辫子，也跟着她蹦蹦跳跳。老师同学都夸崔金枝，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她。
我这样说并不是有现在中学生早恋的意思，而是朦朦胧胧地萌动了一种纯真无邪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能滋润人的心灵一辈子。那是一个少年对美的初次感受。
她家住京剧院后门的街头，我家住小十街，两家离得很近。每天放学后，她都邀我去她家做作业。每次一进门，或者是她爸爸亲她一下，或者是她亲她爸爸一下，我幼小的心灵十分感动。长大后，我体会到这种感动是被人间亲情激发起来的美好情绪。当时，亲吻这种举动对我们穷家小户的孩子来说，犹如一道金灿灿的阳光。
她教我唱歌，这支儿歌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树林里头真好玩，野花好看野果甜，野猪来了我上树，山羊来了紧追赶，追赶追赶，追赶追赶，小猫野兔都怕咱。当然，校园不会因为没有我的歌而失去乐趣，可我没有这支歌，我的童年也许就会枯萎得没有一点颜色。
恩施京剧团的生意始终不景气，崔金枝的爸爸一度下放到街道办的工艺美术店做石膏模型。但我们每次到她家，她爸爸妈妈照样那么欢欢喜喜恩恩爱爱的。
为生存计，她爸爸妈妈要离开恩施了，崔金枝也要离开柿子坝小学了。我不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我只知道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悄悄地把我的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送给她，我看见她黑亮的眸子里泪光盈盈。就这样，崔金枝从此离开了恩施。
在我四十五岁时，偶然听人说起崔金枝一家在孝感京剧团。我趁在孝感银行学校培训的机会，特意去寻访她。没想到孝感京剧团改成了放电影和录相的娱乐城，守门人告诉我，一个月之前崔金枝一家调回哈尔滨老家了。真的是有情无缘。崔金枝，你在哪里？
曾经有那么多年，崔金枝常在梦中朝我走来。带着笑声，也带着歌声，使我觉得少年时代得到的是那样丰富，生活便由枯涩变得蓬勃而滋润。
两家照相馆
老城有两家照相馆，一家在我们家隔壁，王家照相馆；还有一家在珠市街，唐克基照相馆，公私合营后改名新华照相馆。那个年代去照相馆被人们视为高档消费，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穷家小户很少照相。所以我看我的影集时，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几张老照片，而且都是逢年过节时的“全家福”，呆头呆脑的合影留念。好在王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使我有许多机会接触照相馆并感受到那种神秘有趣的气氛。
王家的小儿子王世宜是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同学，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他很聪明，精于数学——这恰恰是我的弱项，因此他后来在烟厂做会计，又从烟厂调到财政局端了个金饭碗。他妹妹慧芹与我妹妹茂荣是同学，大眼睛，苹果脸，黑里透红，很好看。我母亲很喜欢她，曾经好几次对我说，要是隔壁王家妹妹能来我们家做媳妇，不晓得有几好啊！我知道我们家高攀不上——人家可是开照相馆的哟，也就不敢动这个心思。我母亲见我无动于衷，后来又对我说，你的那个同学，菜场张家的姑娘，白白净净的，两条辫子搭到腰杆上，每个星期天背一大背篓衣服到东门河坝去洗，好勤快的人哪！我知道是当妈的瞎操心，而且她看重的是人家洗衣裳，我也就当耳边风吹过去算了。张家姐姐王家妹妹，那时候在我心里都不算重要，重要的是我迷上了照相馆，以为照相是一门高端技术，以为照相馆就是人间仙境。
我经常没事就往王家跑，看他们怎样给人家照相。进门左边就是一个宽敞的摄影室，灯光一打开亮得刺眼，连手上的一根根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背后有很多人工画的布景，树木、草坪、楼房、飞机、敞篷吉普车，等等，前面摆着半圆形的鼓凳或椅子，你需要什么就挑什么，照出来跟去了一趟大城市一样，极大地满足了老城人很少出门的虚荣心。其实，那个时代照相就是一种身份的炫耀，一种财富的显示，一种时髦的象征，并不是刻意要留下什么或纪念什么。
摄影室中间摆着一架能进能退的照相机，下面是装着小轮子的三脚架，上面是带镜头的小匣子，小匣子上搭了一块黑布。照相师傅把顾客摆布妥当后，就一头钻进黑布里，接着有声音从黑布里传出来：后边第三个，脑壳往左偏点，前边抱细娃的女同志，眼睛朝我这里看，莫要东张西望。好了，就这样，莫动了。他又从黑布下探出头来，走到照相机前侧，右手捏着一个皮球样的气囊，左手举起来，喊道，都看这里，笑一笑，笑得乖一点，好！只听见皮球发出哧——扑一响，相就照完了。我有一次趁师傅不注意，躲在照相机后面去看取景框中的图画，真是吓一跳。怎么所有的人都是倒着的？两脚朝天，人头落地，连楼房和树木都翻了个跟斗，可是照片洗出来又变正了，奥妙何在？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照相机的光学原理与政治风云原来是一脉相通的。唐克基照相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唐克基照相馆比王家照相馆更有气派，摄影室在楼上，全玻璃屋顶——我们叫亮瓦，平常用白布或蓝布兜着，有人来照相了，拿竹竿挑开，刹那间就像来到露天里，很有情调。布景也大气，有北京的天安门和上海的外滩。老城的老百姓当然想沾一点北京的天安门和上海的外滩的光，所以唐克基照相馆的生意格外闹热。我记得唐克基是个瘦瘦白白的高个子，待人和气，一副很有修养的斯文样子，说话声音细细的，蛮善。但时代风云变幻，唐克基和他的照相馆很快就倒霉了，被湮没在革命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
据“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揭发，唐克基不仅是个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他的名字就不像中国人取的，而且是蒋介石安置下来以照相做掩护长期潜伏在恩施的特务。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企图逃往重庆，被解放军追到万县押了回来。红卫兵抄家时把照相馆抄了个底朝天，居然从他箱子里搜出了一大摞女人的********——现在的人体写真，印成画册公开出售的。血气方刚的红卫兵当然喜欢看那些不穿衣服的女人，他们如获至宝，除大部分上交红卫兵司令部之外，也有人偷偷地藏一两张照片，宝贝似的揣在贴身的衣服里，带回家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消化。于是唐克基批倒批臭了，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了。
但是，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伪造的东西都有云开雾散现出原形的时候。等到我们的社会恢复理智之后，正本清源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资本家，所谓特务，都是假的，与唐克基并无丝毫瓜葛！现在说来，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又好笑的荒唐的黑色幽默，如此集体无意识的运动，在恩施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创举了。唐克基平反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恩施，听说了这个消息，我在北方的黄土高原高兴得喝了几杯酒。我不知道唐克基是否还活着，他的后人生活得怎样，但他的照相馆，实实在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克基是恩施老城耐人寻味的一个人物，唐克基照相馆则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恩施老城，在王家照相馆和唐克基照相馆的门前转了又转、看了又看，昔日的种种见闻便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产生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拥有而又失落的感觉。
记忆歌舞团
紧靠北门城门口的地区京剧团解散之后，那儿就成了地区歌舞团的地盘。此地背靠山，面临街，又连着城门洞和通往飞机场和舞阳坝的北门二街（后来成了经营服装的恩施汉正街），是老城很热闹的去处。我家老屋在中山路，离地区歌舞团近，拐个弯儿就到了。我不记得是小学高年级还是读初中的时候，对地区歌舞团的人特别崇拜，认为他们就是艺术家，过的就是神仙日子。
每天天不亮，躺在床上就听到地区歌舞团背后的山上有人在练嗓子，男的啊啊地喊着，女的也啊啊地叫着，高一声低一声的很有意思。他们走在老城的街上，你很容易就分辨出来，衣着总是光鲜时尚的，步子总是轻盈有节奏感的，神态总是春风满面的，好像这些唱歌跳舞的人，从来不食人间烟火，成天生活在艺术之中。我那时觉得，恩施长得最漂亮的、最有本事的人都在地区歌舞团。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领导恩施服装潮流的，除了地区歌舞团的人，就是地区医院的人。这当然是指女人，男人的服装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所以，只要地区歌舞团的女演员在衣着上稍有变化，比如领口上加一圈荷叶边儿，袖口上裹一道绣花箍箍儿，老城所有女人就兴奋开了，就有忙不完的针线活干了。
改变我这种看法的是地区歌舞团发生一件事，有关男女风化的事。有个高身材长辫子的女演员和一个瘦长脸凹眼睛的男演员，经常躲在幕布后面亲嘴（恩施土话打波儿），有一天白天竟然发展到光着身子上床了。据说这一幕又恰好被一个站在后山练声的男演员发现了。他于是把他的发现报告了领导。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对男女受了处分，长时间在团里抬不起头来。虽然他们后来结婚成了夫妻，处分仍然没有取消。这件事现在看来简直不能叫事，但在当时却像瘟疫一样传遍全城，老百姓说得有鼻子有眼——对这种事他们特别富有想象力，什么后山和宿舍玻璃窗的直线距离是多少，谁穿错了鞋、谁穿错了裤子，等等。我对这些唱歌跳舞人的失望倒不是从道德层面去考虑问题——我当时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只是觉得这么漂亮的女人和一个在我眼里的“丑八怪”上床太可惜了，用恩施话说是糟蹋了粮食，哪有艺术美感呢？其实那个男人并不丑，我当时很可能是吃醋了。
在我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里，由于在一个宣传队混日子，因此又认识了几个地区歌舞团的人。我得承认，他们确实多才多艺。孙邦固原是乐队指挥，会作曲，扬琴打得好，手风琴也拉得好，还写得一手有骨有肉的毛笔字。他老婆安丽芳是利川川剧团的，小说散文都写得不错。王福泉外号叫王胡琴，一把二胡拉得出高山流水，拉《赛马》的时候听得到马叫和马蹄声。他弟弟和我爱人同班，不知为什么，也会拉二胡，只是拉出来马叫的声音像驴叫。弹琵琶的何念伟，一口汉腔，嫁给我的语文老师邓治凡，不知得了什么病，过早地去世了。现在想起她来，还能回忆起她笑着说话的样子，耳边仿佛还有汉宫秋月的琵琶声。还有一个做舞台后勤的老王，胖子，爱喝酒，特能干。他既做电工，管灯光，做道具，拉幕布，有时还要放幻灯布景。他能从一堆乱如蛛网的电线中找出他需要的那一根，能把铁丝几弯几扭就做成了一个背篓或箩筐的形状。和他交往中我了解到这些唱歌跳舞的人活得并不轻松，离开了舞台他们就和老百姓一样地养儿活女、吃饭睡觉，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艺术。他们常常下乡演出，坐卡车，在农村仓库里睡地铺，在巴东坐船看见光屁股拉纤的人，女演员只好撑伞遮住眼睛。人们看见的都是表象，实际上，唱歌跳舞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载歌载舞的，有些人还生活得艰难困苦。
离开恩施２０年后我又回到故乡，在文联工作，和歌舞团的人又打起了交道。后来到了宜昌，恩施歌舞团还邀请我回去写歌词和报幕词。歌舞团已经搬到河对岸的橘园去了，老地方留给了艺校。现在也不叫地区歌舞团了，叫州歌舞团，还挂上了一块湖北民族歌舞团的牌子。孙邦固已经退休，开始在民族文化宫的舞厅当乐手，后来在赏心亭一家茶馆打扬琴。有年冬天，我在地区歌舞团的侧门附近，看见做道具的老王坐在门口烤火，面前的破脸盆里架了几块木炭，他老婆在旁边摆了个摊子卖汤圆。还有一次，我弟弟陪我在老城的大街小巷寻觅旧迹，他突然拉拉我的衣服小声说，那个衣衫不整怀抱孙子的老女人，就是当年某个能歌善舞的在小城颇有人气的女演员。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能相信岁月催人老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在心里为这些唱歌跳舞的人又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他们没有赶上好时代，现在老了，空有一身好本事，被市场经济的大潮逼到了生存的角落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着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雅也雅得，俗也俗得，福也享得，苦也吃得，依然活得有滋有味，依然与世俗生活保持着艺术和人性的联系。
现在舞台上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艺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和星光大道栏目中都得过大奖。州歌舞团推出一台又一台民族歌舞，在省内外赢得好评如潮。当我坐在家里看他们表演的电视节目时，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地区歌舞团的事情，心里不得不感慨万端。我想起一句话，走过的路就是历史。自然，地区歌舞团也成了历史，那是并不遥远而且让人牵挂的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