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传记以来，传记就开始偏离史实。史书的编撰不可能一字一句实话实说，撰写传记的史官们永远是当时的统治者的工具。于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偏离了真正历史轨迹，出现了真假善恶美丑的变型甚至是大逆转，造成了传记和史实的错位。这样，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就此开始。明明是荒谬不堪，却被当作经典权威，流传千古，从而贻误后人。那么在流传至今的浩渺史书中，究竟有多少历史真相被隐藏了？那些沉睡千年的真相，也应该浮出水面了。
血腥的“禅让”
在中国古代，所谓禅让制时代，是指的“五帝”中的尧舜禹时代。“禅让”既不同后世传位于子的“家天下”，也不同于后朝以武力推翻前朝的“革天之命”，而是一种和平地将自己掌握的权力转授于贤能者手中的制度与方法。
考释“禅”之本意，首先是“替代”的意思。《庄子·杂篇》中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这里，庄子所说的“相禅”，就是“相替代”。
“禅”字从“替代”的含义出发，引申出的另一含义——帝王之位的互相替代，也就是以帝王之位传于他人。在《孟子·万章》篇中所说的，“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就是“禅”字的这一含义。
“禅让”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在《后汉书·高凤传》的论赞中，首先出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
《史记·五帝本纪》上说：尧年老后，问大臣谁能继位，大臣推荐了舜。为了考察舜，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在舜的调教之下，二女“甚有妇道”。尧非常满意。三年后考察结束，尧把帝位传给了舜。尧的这个举动，就是史所美誉的“禅让”。此后舜仿此例，亦禅让于禹。所有这些，表现出这些氏族领袖们的大公无私。有史以来，正史所记载的出于公心的禅让仅此二例，后世仅有的几例禅让都是被逼无奈之下，为保命而演出的把戏。“禅让制”因此被孔夫子及后来学者们称颂不已，成为“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直到今天，还是正统历史观的宠儿。
按照这个意思，禅让制绝对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越性——用这种和平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政权的交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持政治经济的连续性和平稳性。在禅让的过程中，前一代政权的政治躯壳保持基本不变，所变化的不过是坐在金銮殿上的角色罢了。虽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大批有拥戴之功的新人要爬到高处去，然而，国家重老成，新的政权也需要大批旧人的支持，特别是希望借重于过去朝代元老重臣的名望，以便于显示新朝的众望所归，天下归心。
然而，历史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远古时代真的存在像上面所说的“禅让”制度吗？真的有将天下与帝王之位和平相让的人与事吗？其实，事实完全不像儒生们吹嘘那样，不是什么大公无私，而是充满了暴力和残忍。
尧执政后期，争夺权力者比比皆是，尧本人将争夺权力者之一的丹朱予以囚禁。但是，却没有防住另一个：舜。舜是黄帝后裔中的另外一个分支，距黄帝九世，居住在黄河中游（山西蒲州一带），舜是该部落的首领，名声渐渐被尧所闻。尧为了联合拉拢舜的部落，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这是中国史“和亲”的最早滥觞。遥想当年，舜下了重金作为聘礼，在妫水边迎娶二女的时候，一定百感交集。
蒹葭苍苍，野露茫茫，一丝寒意一定袭上了年轻的舜的心头：这次联姻吉凶未卜，二女所担负的，不知是怎样恶毒的使命，舜部落的秘密和实力，眼看即将暴露在闺房女红的闲庭信步之中；但无论二女如何作为，舜又无法处治，毕竟，娥皇、女英是强大的尧的亲生女儿。“和亲”，脉脉的温情下面，隐藏着刺探和背叛的结局。那时母系氏族早已逝去了其黄金时期，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庸，被当作工具用于各种无法言传的场合。况且娥皇、女英是庶出，尧宠爱的是正房女皇所生的长子丹朱，将来的皇位非丹朱莫属。而丹朱顽凶，娥皇、女英和另外9个庶出的兄弟，大概早已预料到了丹朱上台后自己的命运。那么，父亲密令刺探的这个叫舜的男人，能够依恃吗？毕竟，尧之前，也不是没有过非长子继位的先例，尧本人就是以次子的身份，夺了哥哥挚的皇位。在这个白露为霜的寒冷的早晨，婚媾张扬的大喜之日，娥皇、女英也是心绪复杂，滋味难辨。婚后的日子波澜不惊。舜，“目重瞳子（两个瞳仁），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貌奇，魁梧；而且非常能干，会耕，会渔，会制陶器；又孝顺，处事公正，深得部落百姓的爱戴。如果这样的男人不值得爱，还有什么人值得爱呢？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互相提防中，在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中，爱情，这个神秘的烟幕，悄悄地释放出来了。当舜的父亲瞽叟和异母兄弟象屡次要加害舜的时候，娥皇、女英被爱情激发出了巨大的智慧，指点舜两次逃生。先结婚后恋爱的滋味，原来更加甜蜜。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趁着尧派他的9个庶出的儿子，假借探望娥皇、女英之名，实为收集情报的时机，三人和九男结成了统一战线。尧73岁时，传位于丹朱，舜和九个内应发动了政变，一击得手，囚禁了尧和丹朱，舜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帝位。这就是“禅让”的真相。阴谋与爱情的结合，断送了尧的万世基业。舜则志得意满，江山美人一手尽揽。
舜后来以治河不力为由，杀了大禹的父亲。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是，后者是氏族部落联盟领袖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冥冥中似有定数，数十年后，舜重复了尧的命运：而大禹子承父业，终于篡位成功，将舜流放到极南的苍梧之野（广西），死后葬在湖南九嶷山。史书上说，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实，这只不过是不敢进家门。因为禹不敢和家人接近，否则就会被舜杀死。而在后来禹取代舜夺取权力后，则对舜的部下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报复。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逃到南方，仍不免一死的命运。史书上说，她们是因为感念舜而流下了泪，其实是因为她们在大禹支持者的屠刀下，流着泪被逼跳江自杀的。这完全是赶尽杀绝。而大禹本人，也就怕有人学他的样子。
在这三位领袖的背后，是三个部族集团的对权力的争夺。舜是东夷部落的领袖，而大禹则是华夏集团的领袖。二者之间的争权夺利是部族集团之间的争斗。在大禹死后，掌握政权的华夏集团为了不至于让权力落到东夷部落手中，将当选的东夷部落领袖伯益杀死，由禹子启继位，从而建立夏朝，以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但在夏朝之初，启死后，仍然发生了由东夷集团的领袖后羿和寒浞争夺权力的争斗。
所以，从种种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尧舜禅让之说实难令人信服。从人类的进化演变，应该是越来越文明，而不是越来越野蛮倒退上看，远古能有如此完美的“禅让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为什么会形成“禅让”这一种说法呢？有一派学者认为是孔子编造出来的，因为他的一套理论是要求“以礼以仁治国”，他需要一些实例来佐证，于是他挖出离他已有一千五百年的遥远统治者加以美化，因为那时候很少文字记载，许多东西可以由他言说。孔子是以授徒出名的，他有弟子三千，每一个人都出去说一遍他的话，俗话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何况他有弟子三千呢，况且这些弟子后来还又收弟子，“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这样重复下去，这个“禅让”之说就越变越真了。
当然，一切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有它产生的基础。如果尧舜都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孔子想编禅让也没法编，所以这件事的基础是建立在尧舜二人都没把帝位传给儿子这个事实基础上的。那么他们为何不传子呢？关于这件事，除了上面所说的“逼位说”，在民间还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说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他不喜欢，人民也不喜欢，这就使得他没法传位给儿子，谁让他忙于国事没有教育好儿子呢。
另一种说法是说，尧舜禅让是因为原始公社时期人类统治传位法则进化得不完善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在那之前人们还没有父子相承帝位的做法，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这之前从黄帝开始就是把帝位传给儿子的，然后儿子又传儿子，这样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这都是有史可查的。所以说，禅让是原始社会的特点也是不正确的。
对尧舜禅让这个美名抽丝剥茧，最后反映出真相，它只不过是中国数千年王朝史中一次异姓夺嫡的常见故事。自古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夺到君位的人立时就成了圣人，是什么真命天子，没有夺成的就是篡位弑君，大逆不道。所以，尧舜不过是两个夺位成功的“能人”，并且在事后很好地粉饰了自己，不让人看到他们血腥夺位的真像。比如，舜为了掩饰自己为夺位而杀死异母弟弟的恶行，就拼命宣传是这个弟弟不好，先想谋杀于他，还说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无数次帮弟弟恶毒谋杀自己，所以把目盲年高的父亲一并放逐，借以来掩盖自己的不孝。不过，最后这位阴谋夺位的能人的下场却是被与他有杀父（鲧）之仇的禹重新夺回了帝位，并且自此传位子孙，这个黄帝的玄孙终于又恢复了他家自古以来父位子承的古老规则。
孔子也许是不知道真相，也许是不愿意知道真相，因为他为了宣扬自己的一套以仁礼治天下的理论，必须找出一些合他理论的事例。可能他找遍了史书，只找到尧舜禹这三个传位异姓的例子，于是他就像得了宝贝似的，一口咬定他们是让贤，又删改从前的史书并要求自己的三千弟子都按此传播流传下去。果然，在这之后的史书都按孔子的说法写着“禅让”二字，而在此之前的史书却都被孔子等删定过了，所以事实的真相可能再也看不到了。没想到到了西晋年间有人盗了魏襄王墓，得了一本没经孔子删定过的史书——《竹书纪年》，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昔尧德衰，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也。”所谓禅让的实质立时点明，非让也，夺也。
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魏晋隋唐之际的禅让。
在这个历史时段，有很多独特的历史特点。比如什么门阀政治了，什么豪强地主了，什么人身依附了，什么荫占人口田宅了，什么田园别墅了，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在政治制度方面，这一时期确实有一个与其他时期不同的历史特点，这就是，历朝政权的更替，不少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禅让”来完成的。
这时的封建王朝，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历数这些个短命王朝，你会发现，要在这一时期想找出一个不是用禅让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首先发生的是曹丕篡汉，司马炎代魏。
接着是南朝的刘裕篡晋，萧道成篡宋，萧衍篡齐，陈霸先篡梁。
几乎同时的是北朝的高洋篡东魏，宇文觉篡西魏。
然后是杨坚篡周，李渊篡隋。
更有作为尾声的朱温篡唐；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
总而言之，除了拓跋魏是自己兴起于代北，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武人夺权之外，如前所列十二代政权，全都是不约而同地使用“禅让”这一无往而不胜的利器所建立起来的。
提起这个时期的“禅让”，人们首先会想起曹操父子和司马懿祖孙四人。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补注，房玄龄的《晋书》，以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有大量这方面的历史材料。诸如曹操的诛杀董承、伏完，华歆之收伏后；再如司马懿之夷灭曹爽，贾充之弑曹髦，无不表明，所谓“禅让”，并不是和平的，而是血腥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禅让制向来都是充满了暴力和残酷的。所以，禅让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禅让制的说法是错误的。儒家制造的关于它的神话是该破灭的时候了。
“渑池之会”中的历史真相
战国赵惠文王作国君时，得到楚国的一块宝玉——和氏璧。贪得无厌的秦昭襄王听到这个消息，派人送信给赵王，愿意拿15座城池换这块璧。赵王不敢拒绝，但又怕上当。地位低下的蔺相如毅然承担出使秦国的重任。他说：“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他到秦国献璧后，秦王果然不想给城，蔺相如沉着果断，随机应变，他对秦王说：“宝玉有一点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用计把璧拿到手后，他义正辞严地警告秦王，如果秦王用武力强夺，他的头就和宝玉一起在柱子上砸个粉碎。秦王无可奈何，只好答应蔺相如提出的条件：斋戒5天，在朝廷内举行设有迎宾赞礼官吏的大典。蔺相如料定秦王如果得到宝玉后一定会负约，不肯把城给赵国，便悄悄地叫他的随从穿着粗布衣服，怀揣着宝玉，从小路逃回赵国。蔺相如大智大勇，“完璧归赵”，举国称赞，被赵王破格提升为上大夫。
不久，秦国攻打赵国，杀死赵国兵士两万多人。诡计多端的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约赵王在渑池会谈。赵王害怕上当，又不敢不去。蔺相如为了国家荣誉，不怕牺牲，决定亲自陪同赵王前往渑池。在宴会上，他与秦国君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赵王被秦王逼迫鼓瑟的情况下，他为了使赵国取得对等的地位，据理力争，使秦王不得不击缶。后来，秦国群臣向赵国要十五座城，蔺相如寸步不让，
完璧归赵
提出用秦国的国都咸阳作为交换条件，使秦王理屈词穷，毫无所得。蔺相如机智地保护了赵王的安全并且不被羞辱。
这个故事现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关会盟中的斗智斗勇，秦国君臣的骄横凌人，赵王的怯懦，赵国大臣的果敢，经过太史公的妙笔渲染，早已是脍炙人口。蔺相如临危不惧，勇斗强秦从而力挽狂澜的高大形象，连小学生都已耳熟能详。渑池之会作为一个外交史上的杰作，也已经成为弱国凭口舌机智安然挫败强敌的典型。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简单吗？其实并非如此。
渑池会盟的前几年，是战国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公元前284年，长期与秦国东西对峙的东方强国——齐，在六国的联合围攻下一败涂地。西方强国——秦，成为七雄之首，而北方的赵，作为后起的强国，力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壮大。
齐国的败落，使秦国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韩魏两国顿成强秦俎上之肉。秦在韩魏之东还占据了以陶为中心的一大块地盘。秦国决定在大好形势下长驱东下，沿河略地，既把本土跟富庶的陶连接起来，又将燕赵与楚魏韩拦腰隔开，达到断山东纵亲之腰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