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与新十一旅同期起义的还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部万余人在河北邯郸起义。继新十一旅起义后，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先后反内战起义的还有：1946年8月15日，驻旬邑县的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队长董策丞率部200多官兵起义；1946年10月中旬，横山国民党驻军胡景铎率部5000多官兵起义（亦称横山起义）。
在全国国民党军队先后起义的有：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远程轰炸大队第八大队作战训练科上尉参谋刘善本驾机起义，飞向延安；1949年1月31日，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率北平25万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即北平方式）；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等37人率部10万余人发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即绥远方式）。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及和平改编的人数，共计达180万人。
综上所述，可以说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率先在陕北安边举起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和平、要民主的起义旗帜，确实发挥了其“火车头”的重要作用。
新编十一旅的安边起义
侯占元
1945年9月2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却在暗地里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关键时刻，驻安边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以下简称“新十一旅”），经过我党长期统战工作的影响，加之该旅地下党组织十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工作，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和三边警备区的领导下，由曹又参旅长率领全旅2000多官兵，向全国发表通电起义，使新十一旅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第一支起义的部队。这不仅使这支部队本身获得了新生，而且对其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100多个旅、师、军级将领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新十一旅起义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旅长时，对新十一旅的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誉为起义的“火车头”。
一、新十一旅的前身及党的兵运工作的深入发展
驻陕北国民党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子俊（石英秀）最早拉起的部队即是新十一旅的前身。
1929年冬，石子俊在唐澍、谢子长领导的“反蒋倒井（井岳秀）”的清涧兵暴的影响下，由靖边柠条梁率部投靠冯玉祥留守宁夏平罗的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同时，横山的谷连舫、安边的王子元也拉起了部队，相约一起投靠苏雨生。苏即根据他们各自所带来的人马枪弹多寡，任石子俊为第九旅旅长，谷连舫为第八旅旅长，王子元为第八旅十五团团长。苏雨生的基本部队为第七旅，包头土匪头子马大牛任旅长。
此时，中共陕北特委趁八、九两旅扩充之机，先后秘密派出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和进步青年共100多人到八、九两旅搞兵运工作。苏雨生对他们都进行了“封官许愿”，任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团长张廷芝），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因部队尚未组建起来，则暂任石子俊第九旅副旅长），张东皎为第八旅十五团副团长。刘志丹、谢子长与王子元是同学，又是“把兄弟”，与石子俊也很熟悉。正因为他们的关系密切，地下党在八、九两旅活动很方便。刘志丹在这里活动了一段时间即借故回了陕北，但谢子长的第十旅始终未能组建起来。
为了长期隐蔽，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兵运工作，由谢子长负责组建学兵队，归王子元十五团辖。谢与王子元商定，由王子元掩护在该部的地下党员，由谢子长为王子元继续扩充队伍。不久，学兵队正式建成，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同时建起了党的地下特支，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特支归陕北特委领导（后到甘肃归甘宁青特委领导过一段时间）。谢子长把学兵队和党的特支组建好后，也借故回到陕北。
1930年5月，蒋冯阎（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命苏雨生部开拔甘肃平凉接防，但苏部途经固原时受到地方小军阀黄得贵所阻，损失较大。同时陈圭璋第十一旅已经占领了平凉，苏部遂撤回宁夏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又遭马鸿宾所部冶成章（外号野骡子）的袭击，损失更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石子俊、王子元决定八、九两旅残部脱离苏雨生（谷连舫并不愿意脱离苏雨生，是石、王强迫其跟着八、九两旅走的），开到豫旺县下马关驻防。是年8月，被驻兰州雷中田收编为第八师第三旅，石子俊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开拔甘肃靖远驻防。年底，由于王子元与石子俊意见不和，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王子元任营长，张东皎任副营长，调防兰州。石子俊率第三旅，移防定西。从此，地下党员即分开在两处活动。
1931年夏，石子俊第三旅由定西移防到静宁一带，部队得到一定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驻陕杨虎城所部孙蔚如十七师入甘击败了雷中田，石子俊第三旅改编为新十一旅，石子俊任旅长，谷连舫任副旅长（不久即离开部队回了陕北），归西安绥靖行辕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领导，全旅共编两个团，陈国宾任一团团长，冯杰山任二团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
1932年春，新十一旅开拔陇东庆阳地区驻防，石子俊将原先收编驻平凉陈圭璋第十一旅刘宝堂特务二团编为新十一旅第三团。时过不久，又将三团并入二团，冯杰山团长被撤职，刘宝堂接任二团团长。
由于陕北特委及刘志丹、谢子长不断派出共产党员到新十一旅做兵运工作，使新十一旅地下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此时，新十一旅两个团都已建立了党的特支。1932～1933年期间，由地下党组织掌握的王子元部队，举行了几次有名的武装起义，可惜均未成功。随之王子元部队解体，张东皎牺牲，王子元回了陕北，牛化东、高昆山等一大批党员转到了新十一旅，更加壮大了该旅地下党的力量，为以后继续开展兵运工作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1933年春，新十一旅仍驻陇东庆阳地区。该旅的成分本来就很复杂，敌我友三方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加之，此时国民党“蓝衣社”军统特务已打入新十一旅内部，使斗争更加复杂化。是年，石子俊以共产党员杨觉民（石的亲戚）为主成立了第三团，杨觉民任团长。其主要军官有共产党员陈毅平、朱侠夫、杜陕山、杨定芳等人，先后共招收新兵千余人。后军统特务向驻兰州西北绥靖行辕主任朱绍良报告说，新十一旅第三团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朱绍良要追究此事，石子俊只好把三团并入第一团，杨觉民等共产党员离开了新十一旅。石子俊也离开部队到北平治病去了。
1934年春，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所辖仅两个旅，即李贵清新十旅，驻防靖远；石子俊新十一旅，移防会宁、静宁一带。人们讥称邓部为“新半军”。
不久，石子俊病逝西安，立即引起了旅长“宝座”之争。旅长空缺本应由新十一旅正宗派陈国宾接任，但却被收编的刘宝堂采取诱骗的手段夺走。史钫城接任二团团长，陈国宾只梦寐以求地代理了三天旅长之职，就拔旗易帜，从此，陈国宾仇视刘宝堂，陈刘结怨，矛盾日渐加深。当时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形势，根据陈刘的历史背景和一贯态度，积极利用矛盾争取陈国宾，反对刘宝堂，以达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开展斗争之目的。
二、新十一旅地下党利用矛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起义创造条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邓宝珊新一军和鲁大昌一六五师及驻榆林高双成八十六师，合编为二十一军团，邓任军团长，驻防榆林。名义上是抗击平绥线日军西侵，实则企图从北边包围陕甘宁边区。正当驻甘部队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榆林开拔时，突然蒋介石命令尚在甘肃的一六五师、新十旅停止前进，分别并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改任邓宝珊为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37年，新十一旅在向榆林开拔中，途经安边时驻扎了一个冬天，1938年年初移驻榆林城南三岔湾至鱼河堡一带。此时，二团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分子张鼎臣（二团少校团副）破坏殆尽，突然二团八连连长、地下党员任怀义叛党，向刘宝堂出卖一团地下党员牛化东（中校团副）、李树林（少校团副）、高昆山（二连连长）、冯世光（四连连长）、高宜之（五连连长）、朱子春（六连连长）、谢有德（九连连长）、胡立亭（一营营副）、贺志平（一营副官）九人系“赤化分子”。并“造谣”说一团准备“叛变”，投靠共产党。刘宝堂获悉后即背着邓宝珊，伙同榆林特务机关向西安驻陕绥靖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此事，蒋即电令榆林邓宝珊迅速查处。一团地下党获悉整个情况后，立即进行串联，召开紧急会议。经研究确定：第一，动员新十一旅内部秘密组织“混成独立旅”（人员大部分是在西兰大道上收容的长征红军掉队战士）做好起义准备。万一发生情况，由谢有德指挥起义，把一团拉到解放区。第二，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请一团三个持中间态度的营长即曹又参（一营）、柴明堂（二营）、宋子元（三营）去做团长陈国宾的工作。然后再请团长陈国宾尽快去向邓宝珊说明事实真相：即刘宝堂原来就有野心，时刻寻找机会吃掉一团，另起炉灶，脱离邓总司令，率领他的老基本二团，投靠胡宗南。陈国宾去向邓宝珊说明真相时，还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团没有问题，邓宝珊听了高兴地说：“既然你老兄敢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边答复我完全负责。”一场风波暂告平息。但陈国宾与刘宝堂的结怨更加深刻了。是年秋天，邓宝珊为了缓和陈国宾与刘宝堂的矛盾，决定先将一团调往安边驻防。
1940年春天，新十一旅全部移防安边。旅部和一团一部分驻安边，一团另一部分驻白泥井、砖井一带；二团驻靖边柠条梁。
安边是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张雨亭及其子张廷祥一伙政治土匪多年经营的老巢，是他们兄弟父子的“家天下”。新十一旅到达安边后，敌人营垒的斗争也相当激烈。当时，有三股势力：一是以旅长刘宝堂为首的一伙反动的复兴社分子。主要成员有：旅参谋长石佩玖、旅政治部主任吴芬、旅副官长任怀义、二团团长史钫城、二团团副张鼎臣、炮兵连连长慕寿山，还有军统特务陈大备、尤在中以及第八战区驻新十一旅情报参谋秦光南等人。他们追随蒋介石，依靠胡宗南，凭借自己掌握着新十一旅的大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二是以一团团长陈国宾为首的比较进步的势力。主要成员有：一团一营营长曹又参、二营营长柴明堂、七连连长屈怀礼等人。他们倾向共产党，主张民主和抗日，依靠邓宝珊。三是以张廷芝、张廷祥为首的一伙土顽势力。他们欺压百姓，为害一方，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他们名义上是地方保安团队，实际上是一伙土匪武装力量。由于这三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客观上为地下党在新十一旅内部开展兵运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统战原则，采取“先灭张后反刘”的办法，使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在敌人营垒里得以很好的生存和发展。
新十一旅进驻安边后，无疑压住了张廷芝、张廷祥一伙以往在这里的威风和荣耀，所以，他们时刻梦想恢复昔日的“天堂”。就这样延宕了多时，到了1941年秋，在接到胡宗南的密电后，他们终于密谋出一个暗杀刘宝堂、整垮新十一旅的计划。此时，张廷芝拼凑了600多人，被胡宗南任命为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暂驻安边城以东的堆子梁；张廷祥把300人的保安队编成了陕西保安十三团，自己当上了团长，驻安边城内。他们为了迷惑刘宝堂，特请新十一旅军需主任朱仙洲做媒，将张廷芝的养女小芹许配给刘宝堂之子刘汉。刘不知是计，欣然同意与张家结亲和好。
9月4日，张家以张廷芝移防辞行和欢迎胡宗南所部何文鼎二十七师的点检委员魏高参以及庆祝张刘两家联姻为由，在安边城张灯结彩，大摆宴席，邀请刘宝堂及新十一旅驻安边的连以上军官赴宴。正当宴会进行到热烈之际，张廷祥突然拔枪击毙了刘宝堂。同时，事先埋伏在宴会大厅附近的二张的部队一齐出动，将新十一旅赴宴的全部军官扣押起来，并向驻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的五个连发起进攻。顿时，整个安边城笼罩在恐怖之中。
新十一旅部队在下级军官的及时指挥下，全力应战。战斗相持到第二天早晨，张家见久攻不下，便请绅商刘文卿、佘鼎九等人出面调解。结果商定：张家释放除陈国宾外的新十一旅全部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城内部队全部撤出城外。此时张兰亭父子见事态恶化，无法收场，便偷偷携带金银细软，逃到城外堆子梁，后又逃往榆林。9月4日，一团中校副团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牛化东，因公去了定边，未曾赴宴。当牛化东得知张刘事件后，立即到三边分委（后改称三边地委）汇报。三边分委立即决定，让牛化东火速赶回安边，组织全旅力量，收复安边城，借机消灭二张。牛化东立即赶到新十一旅城外部队集结地白泥井，召集地下党员和党外进步军官开会，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曹又参任总指挥，牛化东、柴明堂、米杰山（二团二营营长）任副总指挥，同时，牛化东以个人名义给安边城内保安十三团的中队长夏品三、杜廷芝写信，让他们做内应，届时开城门放部队进城。夏、杜二人原是牛化东的部下，早有归附之心，很快复信表示：“唯命是从。”
10天以后，9月14日晚，新十一旅部队在夏品三接应下，从东门秘密进城。经过一小时激战，击毙了张雨亭，随后又抓回了逃跑的张廷祥，公审枪决。张刘事件平息。
刘宝堂死后，其忠实干将二团团长史钫城大肆活动，想抢占旅长位子，如果让其阴谋得逞，必将给地下党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障碍。因此，经地下党组织认真研究，请王子庄（时任邓宝珊总部少校参谋）托人说服邓宝珊同意，让陈国宾当了旅长，又一次挫败了顽固势力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