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翔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一书还要早，这值得国人引以自豪。
史与史学
释"史"我国史籍之繁多，举世周知，仅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有3259卷，4500多万字；若加上《新元史》、《清史稿》（是为二十六史），殷商甲骨文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这些距今已几千年的文字，除了描述占卜某时某日的吉凶、祭祀（常卜要杀多少人，多少牛、羊、犬等牲畜）、征伐、狩猎和年成的丰欠以外，还有占卜天气风雨、出行、生育、孩子、疾病等等，可以说是对史的记载。则多达4045卷；若再加上历代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以及数不清的私史、野史、杂史和各种史志，则人们习用的汗牛充栋难以言其丰，浩如烟海不足喻其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卷帙浩瀚、博大精深的史册典籍。
要知道中国历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史与史学。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据现有资料，"史"字最早现身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原为手执简册之形。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古手字）持中。中，正也。"许慎在其解释中传达了三文字的发展历史由文字的存在而得以记载，而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文字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演变。图中，通过对"皇帝"二字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比较，整个文字的大致演变史被清晰地呈现。点信息：其一，史是专门从事"记事"的人，即后世之所谓史家。其二，"史"的职责就是记事，即记载自然、社会和褚少孙褚少孙为西汉史学家。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元帝、成帝时博士，一说宣帝时博士，居沛。曾为司马迁《史记》作增补，所著明人辑为《楮先生集》。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其三，是记事者的价值或道德标准，即必须以中正公平的态度客观地记载史实，不溢美，不隐恶。《周礼·天官·宰夫》在叙述八职时说："六日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不仅规定了其职责，而且说明其襄助政治的特殊功能。
史乃历史的简称"史"发展到后来，也单指历史。所谓历史，简言之，就是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记录，就是建立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类自我完善的自然发展过程。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明历史的本质内涵，反此，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伍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从历史的现实价值或主观意义上着眼，根本无法揭示历史的本质意义。在诸多历史的定义中，梁启超的定义颇有影响。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日中国史。"梁启超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揭示历史的内涵，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其实，梁氏的定义已是指史学，而不是单纯的历史。
常璩为东晋史学家。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所著有《华阳国志》、《汉之书》等（《汉之书》已佚）。《华阳国志》为反映我国西南地区古史之要著。"史学"的东、西方说"史学"一词，最早出于《晋书·石勒载记下》："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国续咸、庚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这里的"史学"，只是指有关历史方面的内容，和后世的史学有很大的差别。
"史学"从内涵上可归纳为两种。广义的"史学"是对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进行研究的学问，而狭义的史学只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史学通常是指后者。
史学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在"史学"一词出现之前便早已存在。它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之物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宋书棚刊本李中撰唐代《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水初元年（420年），讫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说、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整合说，以及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等等。对史学和历史这二者，很少有人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英语中的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第一义项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指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显然，西方对史学和历史并无准确的区分，所指为何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史学"概念的演变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最初也包含在"史"的范畴中，是从对"史"的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史"之含义大致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史学概念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时期，此前及其后一个半世纪间，并未见对其内涵做出明确阐释的记载。《宋书》卷九三《隐逸传·雷次宗传》中史学与文学、国子学和玄学并称为"四学"的记载，证明南朝时史学摆脱了对经学的依附地位，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部门的事西周毛公鼎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鼎器之一，铸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的史实。通过铭文记录历史正是周代重史的表现。实，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极具重要意义。后来由其衍生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分支，至清代乾嘉时期，学者在史学领域运用的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等方法，使中国传统史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人们对其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中国史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用当今话语阐释，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事件的专门性、技术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祀弋其卣铭文拓片商代卣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酒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四祀弋其卣中，有三处铭文。其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獏，父丁"四字，"亚貘"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由此推断，这些铭文是商代祭祀内容的文字记载。史学虽脱胎于"史"，但史学一经离开母体，便具有了独立的意义，故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其定义应各自分属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二者又常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当今史学界对历史和史学定义的认识深透，定义明确，即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历史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史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及对历史进行总结的方法和理论。
商周的史官
史出于巫史官制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源头，并生生不息。史官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
士大夫的集会
周代重"礼"，并制定完整的礼仪制度，对后世影响甚大，文人士大夫将礼与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联系一起，来规范自身言行举止。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巫师集团在统治阶层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由于巫代表着原始宗教和神鬼的权威，故在人类早期社会中，成为一股极为重要的势力。最初的国家政权，由原始社会末期地位逐步巩固的军事首领和以巫师为代表的精神领袖相辅结合而成。其时巫被视为能"知人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者，他们主持祭祀、占卜、祈禳、驱邪避鬼、祈福免灾、预测丰歉、治疗疾病，以及保存和传播本部族历史传说。这些最早成为国家精神显贵的巫师，后来逐渐分化，其中一部分作为宗教神学势力，不断消融和依附于世俗政治，同时也把巫史文化原本"敬祖重史"的传统延伸和渗透到整个统治集团的灵魂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而巫师集团本来就有注重保存部族传说和历史知识的传统，故进入官方系统后，便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掌管宫廷文书和记事之职，并由此发展成为一种史官记事制度，直接演化成为早期国家的官方庙堂文化，如中国三代时占主流地位之"史官文化"。而另一部分专事驱邪避鬼和治病活动的巫师，则作为巫文化的另一支，长期流行于民间。这是巫史文化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最早的一次朝野分流。
巫成为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后，随着国家机器和官方礼仪制度的复杂化，内部分工日细，至殷末周初，已派生出祝、宗、卜、史等名目，不仅主掌宗教之事，还直接赞襄政事，如颁布册命，参与会盟、聘问、宣抚，甚戴冠饰簪人头像与商人同时出现的还有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他们同样也重视与神灵的沟通，因而非常讲究祭祀。图中三星堆出土的人头像是描绘当时祭祀的人像，其表情非常夸张。至军务等。据《史记·殷本纪》，巫咸、巫贤等即在殷前期政治中据有重要地位。
史官始于殷商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史官起初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人神关系。同时记录时事，编次文献，保管简册。进而分工，方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
鎏金铜面具
图中以金箔装饰的人面，表明着拥有者具有相当的社会力量，这在蜀人当时的社会祭祀活动中，已是相当贵重的礼器。商代已经有了文字，出现了史官。殷商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就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
周代史官的建置周代的史官，据《周礼·春官宗伯》所载，分为大、小、内、外、御五史，各有职掌。其时史官仍多与巫官并提，属同一系统。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史官内部的分工和职责已十分细致、明确，"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曰："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谓记言，就是为君王起草文书，发布文告，推行政令；所谓记事，是指负责记录平时发生的与君王有关的事件，诸如人事活动和自然界的重大变化。
从周朝开始，不单周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如鲁国有太士阶层随葬器物周代周朝规定，士阶层只能有少量随葬礼器。图中的一士贵族的随葬品中，较之高级贵族属少量，但这些礼器可成为当时随葬品类别的代表。史，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秦、赵有御史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有秦赵二主鼓瑟击缶的史事。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后，秦王老羞成怒，两度攻伐赵国，然后又约赵王在渑池相会。会上，秦王借机羞辱赵王，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事关国家尊严，蔺相如立即还了一剑，他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以相娱宋墓天象图在宋朝墓室中出土的天象壁画中，星辰用白点代表，在它上面又以金、银箔覆盖，反映了宋朝对天象日历的关注，而这些同样也是宋代史官的工作。
明嘉靖本《旧唐书》
《旧唐书》二百卷，五代后晋刘昫等修撰，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史籍。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和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遂改为《旧唐书》。乐。"秦王怒，相如进缶跪请。秦王仍然不肯击缶，相如便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段史实足以说明当时各国都备有史官及史官的职责。
周代重史周代是个重史的王朝，故史官的社会地位颇高。周天子或各国诸侯，对于国家大政，皆征询史官意见，以便从前代历史中求得借鉴。《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楚语·左史倚相儆申公子应亹》也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而对贵族的教育，明习史书、熟于掌故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晋悼公要司马侯推荐一位德义之人任太子彪之师，司马侯立即向他荐举了"习于春秋"的羊舌肸。因为历史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一种深厚的重史传统，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长期存在，正是重史传统的必然结果。
上古史官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