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这些业余演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英语教师，意气风发，醉心文学。后来世事沧桑，每个人都经历了命运的坎坷，扮演伊牙哥的好友袁鹤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很多年之后，我与早已定居大洋彼岸的吴千之在美国相遇。他是我舞台上的永久搭档，也是当年北外英语系最出色的语音、文学全方位的青年教师。可惜政治的风暴把我们这群本是“不问政治，埋头学问”的好伙伴、好朋友、好同事、好搭档席卷到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去，让我们各自飘零到天涯海角，从此四分五散！当年吴千之在《认真的重要性》中演男主角欧尼斯特，在《奥赛罗》中演男一号奥赛罗。老友重逢，都已两鬓染霜，但我突然特别执著地向他建议我们在北京重新排演一场当年的英语舞台剧。我说也许我们的体力已不能再演全部剧本，但可以演片段，我还建议在《认真的重要性》中由洪晃出演我当年演的格兰德琳，我来演那个特别出彩的母亲勃雷克诺公爵夫人。千之那时也很有兴趣，但毕竟我们已不是当年同在一个校园中的伙伴了，天各一方，又各有一番事情在做，终究未能如愿。
章含之的“演员梦”，毕竟在北外的舞台上实现了，这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
三
章含之一九五三年入学后，长达七年的北外周末舞会上永远有男生排着长队要跟章含之小姐跳舞、聊天。章含之入校的那一年，北外的女生并不多。那个时代不时兴选“校花”，但这位身材、相貌都出类拔萃的章小姐依然成为男生关注的焦点。
英语系其时实行小班教学，一个班十五人男女各半。章含之的同班同学梅仁毅告诉我们，当年他们班没有哪位男生近水楼台去追求过这位“章美人”：
“她出身名门不太敢追的。当时在外语学院像她这样出身的很少。有一些是清华北大教授家的孩子，但没有像她这样父亲又是政治（人物）又是文人的。”
章含之非常留恋在北外学习和工作的难忘岁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有一次路过北外，“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四载春秋，如弹指一挥转瞬过去了。章含之大学毕业那年（一九五七年）一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在稍后几个月开始的整风的最初几天里，章含之参加了年级整风委员会，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章含之自然鼓励广大团员积极向党提意见，她和所有年轻无知的学生一样，当然无法预测那场猝不及防的政治风暴。反右运动骤然而降，章含之首当其冲，被指责为“严重右倾”，不得不在党内党外违心地作检讨。虽然章含之最终幸免右派“桂冠”，也无其他处分，但是党员候补期延长了一年“以观后效”。
对这场发生在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风波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尽管事隔多年，章含之仍然记忆犹新：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意想不到地使我和父亲有了第一次共同的感受。整风运动开始时，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父亲诚恳地发言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他引用了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句话。他说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父亲说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本来，这是一位数十年与共产党保持挚友关系的七旬老人的肺腑之言，设想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父亲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父亲被迫写检讨。看当时的汹涌来势，很可能政协内定父亲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右派’。我那时正在外语学院的毕业班，原来是个团支部书记，又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刚刚加入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但是因为整风开始的那头几天中参加了年级的争鸣委员会，鼓励支部的团员给党提意见而被批评为‘严重右倾’，我也不得不在年级内和党支部内做检讨（最后对我虽无处分却在党内决定延长候补期一年，以观我‘改正错误’的表现）。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对有些现象也很不理解。眼看同级里不少平时的好友纷纷被批判，有的最终成为‘右派分子’，有的因‘严重右倾’被取消出国留学资格。我十分迷惑，不知怎么回事，顷刻间，四年同窗学友竟分出了一批‘敌人’。但因为自己有‘错误’，也不得不慷慨激昂地去批右，去检讨。周末回家又见到父亲伏案苦思，经常在不大的会客室中紧蹙双眉来回踱步，不知如何书写检讨。那时，我觉得解放近十年，我第一次在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中与父亲同样感到茫然不得。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打动着我的心，我劝解父亲注意身体，把那些批判看淡一些。父亲对我长叹，说他一片赤诚，万想不到遭来这般攻击。
“后来父亲的检讨总通不过，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时，父亲拍案而起，大声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我听了吓一大跳，劝他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父亲主意已定，不听我的劝说，挥毫疾书，立即写成一信送呈主席，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及如此批判他之不公。我真为他捏一把汗，生怕这封信给他惹出大祸。但毛主席毕竟了解父亲，也念旧情。接到信后毛主席立即批示政协，大意说章行严虽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辞，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有了这个批示，父亲自然就‘过关’了。我说再写封信感谢主席吧，父亲却说：‘不必了！’我看得出他虽然自己无事了，却对那么多人被定为‘右派’深感不安。”
于是，学业优秀的章含之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并没有进外交部，而是留校任教。现在很难说这段不愉快的插曲对章含之的分配去向是否有关，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北京外国语学院却由此造就了一位对英美文学颇有造诣的优秀教师。故而后来历尽人间坎坷，遍尝世态炎凉之后，章含之偶然登讲席“客串”执教之时，仍宝刀不老，风采依然。听她课的学生由衷地叹息：
“啊，从章老师口说出的英语简直像弹钢琴一样好听。”
痛定思痛，章含之毫不掩饰地说：“我非常讨厌官场，宁可教书，研究英美文学。
确实是这样，章含之在大学时代就特别喜欢英美文学，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写英国作家勃朗特姐妹的，而重点写的是《简·爱》这本书。后来章含之就搞英美文学，她曾说过：“当时我非常想当一个英美文学的专家，‘文化大革命’来了，就把我所有的梦想都打乱了。”
后来，在上海《解放日报》举行的“文化讲坛”上，章含之作了《文化的新生，需向传统致意》的演讲，她就自己还称不上一个“文化人”发表感想：“坦白地讲，我是‘万金油’。今天我对大家说这也是真心话。为什么说我是‘万金油’？因为我这一辈子想干的事情没干成，干得好、高兴的事情干到一半又停了。我本来是学英美文学的，那学下去倒真的可以成为文化人。我几乎快成了文化人了，当时我研究英美文学，我已经开始教英美文学。我当时研究的专题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女作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出了很多的女作家。我研究的专题作家是勃朗特姐妹，其中夏洛蒂·勃朗特就是《简·爱》的作者。所以我受《简·爱》这本书的影Ⅱ向也很大。但是做了一半就碰上‘文化大革命’了，就挨斗了，书也充公了，被斗了几年以后，毛主席说你去干外交吧。这是我的‘万金油’的第一步。”
章含之在经历了一年的农村劳动锻炼，又经过两年研究生学习以后，于一九六零年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