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老作家纷纷复出以外，一批年轻作家也以各异的创作方法表现战争与战后的现实。其中以自虐的姿态表现对二战后现实的批判精神的所谓“无赖派”，又被称为“新戏作派”，因他们自嘲的态度、戏谑的手法与明治时期“戏作派”文学一脉相承而得名。著名作家作品主要有坂口安吾（1906~1955）的《白痴》（1946）、太宰治（1909~1948）的《斜阳》（1947）、石川淳（1899~）的《黄金传说》（1946）等等。这些作品以主动堕落的态度批判已有的政治观和道德观，反映了战后人们企图寻找新的精神出路的一种思潮。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后的日本文学中，由曾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评论家组成的新日本文学会的活动。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作家是宫本百合子，她将在战争中积聚的愤怒、痛苦、激情以及解放感、期待感统统融于她的创作中。著名作品《播州平原》（1946~1947）、《风知草》（1946）、《两个庭院》（1947）、《路标》（1947）等，将她个人对战争实质的认识及自己的成长道路和日共的工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其他如德永直的自传体小说《妻呵，安息吧！》（1946）、佐多稻子的《我的东京地图》（1946）、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等。这些作品大多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表现对战争、对天皇制的反感和揭示时代的变迁。
在“近代文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派”最能代表二战后日本文学的走向。《近代文学》杂志创刊于1946年1月，最初的同人是原属于新日本文学会的7位评论家和作家，后因与新日本文学会的主要成员的社会观、文学观有分歧，形成要求发挥文学主体性、确立现代的自我等新的文学观念，人称“近代文学派”。在其理论影响下，战后一批日本文学的生力军又成为《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终于以“战后派”的姿态给予战后新文学以巨大影响。著名作家主要有野间宏（1915~1991）、椎名麟三（1911~1973）、梅崎春生（1915~1965）、武田泰淳（1912~1976）、中村真一郎（1918~）、埴谷雄高（1910~）等。
野间宏是战后派作家中第一个引起文坛注目的作家。二战后，他的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自1946年4月~10月在《黄峰》杂志上连载，为他赢得很大声誉，大家公认小说问世宣告了战后派文学的诞生。小说以主人公回忆的形式，采用意识流写法，描写“七七事变”前后京都大学几个学生参加进步活动而被捕惨死狱中的故事，表现了革命与个人追求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此后，野间宏连续发表了《两个肉体》（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崩溃感觉》（1948）等。这些作品深刻揭示出面对战争，由于本能和自私，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矛盾与困惑。1952年，他发表了代表作，反战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作品描写一个普通士兵受到的诬陷与迫害，揭露了法西斯军队非人性等黑暗、丑恶的现实；尖锐指出日本军队就是扼杀一切生命的真空地带，敢于坚持正义的人在那里都要受到灭绝人性的摧残。
二战后，日本文坛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性较高、介于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的“中间小说”。比较著名的中间小说作家有井上靖（1907~1991）、石川达三（1905~1985）、丹羽文雄（1904~）等。井上靖曾在大学专攻美学，写过诗、剧本、小说，长期担任编辑工作。他大器晚成，因小说《斗牛》（1949）获1950年芥川奖，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继后，他又发表了《猎枪》（1949）、《一个伪作家的生涯》（1951）、《冰壁》（1956）等一批构思精巧、引人入胜的上乘之作。如，《冰壁》以诗情画意般的描述，将歌颂登山运动员高洁的情操，上升为歌颂人际间纯洁的爱和信任的高度。这在战后的纷乱世界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商业社会里，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日本文坛崛起了一批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作家。这是相对于野间宏等早期战后派作家而言，并无十分明确的界定，主要是表明他们受到文坛承认要晚些时间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名作家主要有三岛由纪夫（1925~1970）、大冈升平（1909~1988）、安部公房（1924~）、掘田善卫（1918~）等。他们的作品从关心个人的存在逐渐转向关心社会，表现出各自非常显明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道路。三岛由纪夫以《假面的告白》（1949）发表登上文坛，后又发表《潮骚》（1954）和《金阁寺》（1956）等。《金阁寺》是他的代表作，主要表现形成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人们的变态性格与变态心理。男主人公沟口患有严重的口吃症，这造成他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终于，他在恶德畸形发展之后将美的象征金阁寺烧毁了，领略到瞬间的快感与辉煌。这部小说充分表现了作者颓废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日本基本走出战败的阴影，而迈向安定和繁荣的道路之时，文坛上出现了“第二新人派”作家。这些作家一般比战后派作家要年轻。他们一改战后派作家创作的实验性、抽象性等特点，着重描写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文体近于私小说传统，但本质上有区别。因为他们只是借助“私小说”的形式构筑他们的文学大厦。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小岛信夫（1915~）的《美国学校》（1954）、安冈章太郎（1920~）的《海边景色》（1959）、远藤周作（1923~）的《海和毒药》（1957）、吉行淳之介（1924~）的《骤雨》（1954）、庄野润三（1921~）的《游泳池旁小景》（1954）等等。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文化进入多元化时期。文学的多元性使日本战后出生的一批作家以表现西方文明濒临崩溃、文化转型期的青年一代的心态和现代所关注的事件与问题为主。如三浦哲郎（1931~）的获奖作品《在白夜里旅行的人们》（1985）、开高健（1930~1989）的《夏天的昏暗》（1972）、井上光晴（1926~）的《心灵善良的叛逆者》（1969~1973）、大江健三郎（1935~）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和《个人的体验》（1964）等等。
现代朝鲜、韩国文学
1910年以后，日本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此间前后，崔南善（1890~1957）在他创办的《少年》、《青春》等杂志上，发表他和李光洙（1892~1951？）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
1919年爆发的全民性的反日运动，促进了进步力量的兴起。在日本执行“文化统治”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进入朝鲜文坛。“创造派”、“白潮派”、“废墟派”等文学流派，将欧洲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引进朝鲜。在金东仁（1900~1951）、廉相涉（1893~1963）、朴钟和（1901~1981）等代表作家的作品里，充满了颓废、感伤。
1923年，在国内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文学新秀组织了文艺社团“焰群社”，首先举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他们的作品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所以，又称“新倾向派”。著名作品主要有宋影（1903~1979？）的《黑暗的村庄》（1923）、《日益扩大的人群》（1924），崔曙海（1901~1932）的《故国》（1924），李箕永（1895~1984）的《穷苦的人们》（1924）等等。
崔曙海是新倾向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自幼家境贫寒，16岁时即四处漂泊，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因此，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血痕》（1926）和《红焰》（1931）出版。著名的《朴石之死》（1925）写因无钱求医而死了独生子的老妇对金钱社会的诅咒。《饥饿与杀戮》（1925）的主人公京洙因找不到工作而被逼发疯，并发出要“砸烂这个鬼世界”的怒吼。代表作《出走记》（1925）中的主人公朴君善良、勤劳，曾怀着“开辟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弃家出走，但结果仍难以生存。经过5年痛苦挣扎与求索，终于认识到“对于这种只能维护和纵容那些虚伪、奸邪、残暴和懒惰者的制度”，“不能置之不理”，他最终走上了觉醒并反抗之路。朴君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因此这篇小说也成为新倾向派文学的典型之作。
1925年8月，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它是以原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组成的。“卡普”初期沿用原文艺社团焰群社的纲领。1927年9月“卡普”改组后，制定了新纲领，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卡普”主张以文学创作教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新倾向派到卡普的成立、改组，标志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萌芽、发展到高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李箕永的短篇小说《元甫》（1928）和长篇小说《故乡》（1933）、韩雪野（1900~）的短篇小说《过渡期》（1928）和《摔跤》（1928）、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客》（1929）等。“卡普”以其强烈的革命色彩引起日本统治者的仇恨，于1931年和1934年先后两次对“卡普”作家进行逮捕、镇压。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文学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它支配了1925~1935年间的朝鲜现代文坛。
赵明熙是“卡普”文学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抒情诗，有着较多的感伤和神秘主义色彩。从日本归国后所写的剧本《婆娑》（1923）、诗《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等，表明他创作思想的进步。1925年他积极参与组织“卡普”，此时创作的作品主要描写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如短篇小说《到地下去》（1925）、《低气压》（1926）、《洛东江》（1927）、《春善》（1928）、《儿子的心》（1928）、《美妮和龙儿》（1928）等。其中《洛东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朴成云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他苦苦探索反日独立之路，最终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这篇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朝鲜人民革命运动和反日斗争的一个缩影。
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
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于民族灾难之中。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在韩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此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蜂拥而入，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形成了80年代韩国文坛上的“战后文学派”。战后派作家的作品，内容上主要宣泄战争中郁积的苦闷，揭露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毁灭；形式上否定文学传统，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大胆变革。战后文学派的主要作家有吴永寿（1914~）、孙昌涉（1922~）、金声翰（1919~）、徐基源（1930~）、河瑾灿（1931~）等。
孙昌涉和徐基源是战后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孙昌涉的小说《血书》（1955）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忧郁、压抑的气氛中描写了主人公所受的非人侮辱与绝望心情。作品中无论是白痴少女昌爱、残废军人俊锡，还是失业者达寿、无望诗人奎鸿等，都是麻木、漠然、反常的被弃者。通过他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苦苦挣扎，反映了韩国战后的社会现实。徐基源的名篇《深夜的拥抱》（20世纪50年代）不仅描写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而且笔触深入主人公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他的觉醒。主人公从战场上偷跑回家想看望病危的妻子，但又痛感自己罪孽深重而无颜去见。总觉得他曾强奸并杀害的一个姑娘仿佛就是妻子。最终他的人性得到觉醒，决心回到妻子身边去。
如果说韩国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主流是战后派文学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新感觉派的出现也堪称是韩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这派作家一反战后派文学过分执著于表现历史的倾向，反对从“悲剧性的历史出发来感伤和哀叹”，主张努力去“探索现实与未来”。他们格外强调语言技巧，注重语言的感觉、意象的跳跃和心理分析，提倡到“无意识”中去寻找创作源泉，竭力表现梦境和幻觉。新感觉派作家主要有金承钰（1941~）、朴泰洵（1942~）、徐廷仁（1936）、金成一（1940~）等。
金承钰大学时代发表处女作《生命演习》（1962），确立了在韩国文坛的地位。
他的短篇小说《汉城，1964年冬》（1965），描写寒冷的冬天，在汉城一家酒馆里，无耻的主人公“我”和一个姓安的大学生偶遇一中年汉子。“我”因出身卑微、升学无望，当兵作公务员，都觉得无意义；大学生“安”虽为不愁吃喝的富家子弟，也同样感到空虚、困惑；中年汉子更惨，爱妻得病死在医院，他卖妻子尸体领到一笔钱。他用这点钱求人同他聊天，以解除孤独与绝望。但最终未能使他得到解脱，第2天他在客店自杀。在这3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韩国当时一代人的彷徨、悲观、空虚、失落、百无聊赖的精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