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晶
巴金（1904—2005），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出版家。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7 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巴金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寒夜》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等；随笔集《随想录》等。
在文坛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巴金还是一位极具编辑热情与编辑天赋的出版家。他曾说：“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以为是莫大的快乐。”1935 年9月起，巴金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4 年里，作为出版家的巴金，以天才的眼光与职业的敏感主编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等诸多出版物。其中“文学丛刊”，历时10 余年，先后出齐10 集160本，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套具有持久生命力、深远影响力的大型丛书。这套丛书除了编入鲁迅、茅盾、王统照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外，更大量编入曹禺、萧军、萧红、周文、沙汀、艾芜、张天翼、何其芳、李广田等3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坛新秀的作品，使得“推荐新人”成为这套丛书的显著特色。“译文丛书”出版了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作品，选目精当，编辑严谨，在现代翻译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论者对于巴金的出版才能由衷赞叹，评价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大。”
从作家到编辑家
1935年8月，巴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了。
巴金早年是个安那其主义者，当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失败后，巴金从国外回来，感到前途渺茫，不得不用笔写作，倾诉自己的苦闷与反抗。不过，他只是把写作视为他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延续，所以别人越是称赞他的小说，反倒使他深深陷于不被理解的痛苦之中。因为在他看来，凡是一个主义者，思想、言论、行动三者必须一青年时代的巴金
致。对于主义，只是想想、谈谈而不见诸行动，或者行动和思想、言论相反，决不能认作一个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有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行动上却干别的事，写小说去了。于是他不断地“忏悔”，用沉默来传递自己的困惑。
1934 年里他几乎有半年不曾提笔，而是到一些昔日的同志、朋友那里去旅行，寻找自己适合的位置。这段时间巴金先后去了江苏南京、浙江台州和长兴煤矿，去了山东青岛，还曾三次南下福建，还去了一次广东、香港，他也曾三次北上平津。其中尤以三访泉州留下的印象最深。
30 年代初期的福建泉州和广东新会等地，一度曾是年轻的安那其主义者们的活动中心。这些年轻人在海外侨胞的捐赠支持下，创办了两所中学。巴金十分留恋这里，他的新老朋友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叶非巴金（左）、靳以1933 年合影于北平圆明圆英、郭安仁、陆蠡等都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的口号是“坦白”，他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巴金说，他的朋友们用工作征服疾病，用信仰克服困难，他崇敬他们。回到上海，他被那许多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朋友深深感动，于是便写下了小说《爱情的三部曲》。写完全书，巴金感到了欣慰，但同时更感到了失落。他认为自己与那些朋友不同，他依旧是一个旁观者，他渴望做更多的事来发散它们。
而一家在中国出版社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出版社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巴金此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这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 年5月，留日学生吴朗西、伍禅等人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于吴朗西等认为“巴金在当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有名作家，他有搞编辑工作的经验，他做事认真、负责”，便邀请巴金回国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之后，巴金对政治的热情完全转换成一种新的实践兴趣。如果说，写作仅仅是他政治社会理想不自觉的宣泄，被他视为社会政治活动的延续；30年代已经开始的部分期刊编辑活动使他的热情有所寄托；那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则成了他完成知识分子自我转型的新岗位。
这主要取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性质。文化生活出版社不同于一般商业性质的出版机构，也不是某种政治团体的出版机构，它是一个安那其主义社会理想的实验机构。在这里，政治激情转换为伦理激情，传统的庙堂政治价值转换为民间的文化工作价值取向。出版社的主要成员都不是以义务工作的方式来体现安那其主义的互助和奉献精神，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把自己奉献给社会和文化。这种实验与当时泉州等地的安那其主义者从事教育的实验一样，充满了崇高的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王辛笛评价说，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中“不但找到了人格理想与文学事业相一致的道路，而且确定了自己文坛上的位置”。
这样，巴金从事编辑的意义便与其他杰出的编辑们区别开来了。其他的杰出编辑，如陈独秀编《新青年》，是为宣传他的启蒙理想，唤起整个国民的伦理觉醒；又如胡风编《七月》和《希望》，是为了贯彻他的文学理论主张，在文坛上凝聚起一股新的力量。而巴金从事编辑却没有仅仅局限在他的安那其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之上，而是将政治理想转换为工作精神，去建构新的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系统。由于其政治理论及时转换为伦理上的工作精神，所以巴金所编辑的出版物并不受其政治信仰的影响。尽管也有一些宣传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和含有安那其主义精神的书籍，但总体上则是受到出版事业一般规律的制约，以文学创作为主题，以中外文学名著为对象，也正源于此才为30 年代至40 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从文学的意义上，巴金坚持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来抗衡当时污浊的文化空气；从出版意义上他从事平凡的文化积累工作，坚持用好书来抗衡险恶的现实环境。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谈理想，是要努力地把理想变成现实；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做些事。”
文学丛书
陈思和教授曾经指出：“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文生社，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将会是怎样一种写法。”理解了编辑工作在巴金人生道路上的意义，才能进一步理解他的编辑思想及其特点。由于巴金将他的政治信仰转化为工作精神，使他主持的编辑出版工作超越了一般职业编辑的意义，形成了中国文坛一股虎虎有生气的新生力量；又因为他不是将政治热情贯穿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去，而使编辑工作能够成为一种较纯粹的文字工作。巴金不是个理论家，对文学理论也没有兴趣。这对一个文学编辑倒不是坏事，他对图书的选择标准更多的是取自潜在的艺术本能。巴金本来就是个艺术感觉敏锐的作家，几乎是无师自通地走上写作道路，而且一举成名，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语言艺术天才。但长期的政治热情使他在理智上遮蔽了对艺术的关注，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创作成就不屑一顾，而且故意贬低艺术技巧的作用。但是一进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出版领域，他的政治意识就自觉地退避三舍，而艺术感觉明显地占了上风。这表现在他主编的大型丛书“文学丛刊”中。这是30 年代至40 年代一套极其重要的文学丛书，在战争的磨难和文化萧条的岁月里，它几乎独立支撑了纯文学的创作，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的作品，甚至可以说，缘了这套丛书，才使许多中国作家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巴金为这套丛书定下的编辑宗旨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这样的自信恰恰来自他对艺术的自信。
若以“文学丛刊”为个案，我们倒不难看出巴金编辑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善于发现和推荐新人新作，发掘彰显无名后进。
善为伯乐本来是职责的标志之一，任何优秀编辑都会做到这一点。巴金这一特点便是从他的第一位责任编辑叶圣陶先生那儿继承过来的，他在晚年曾满怀深情地回顾说，叶圣老“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家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巴金最为崇敬的鲁迅先生在编辑活动中也是如此。鲁迅常常留心发现新作家、发现人才，但巴金的特别之处是，他把坚持发现和介绍新人的处女作作为自己编辑的风格追求，这在一个重名人名作的商业社会里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
巴金曾断言：“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在１９３５ 年的“文学丛刊”的发刊词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掮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文范本贻误青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也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并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这里，巴金有意将“第一流作家”、“名家”甚至是“国文范本”
统统作为“攻击”的目标，表示出他与之对立的立场。其实这并不全是事实。“文学丛刊”里打头的有鲁迅、茅盾等大作家，巴金自己当时也被人称作是文坛的“巨子”，当然不像他所说的都是无名小卒。但他的话却表达了某种现实的针对性。当时一些与新文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出版社，都有明确的文学圈子，如生活书店，出版《文学》、《译文》等都不脱文学研究会的老牌作家圈子，开明书店的也是以文学研究会与“白马湖作家群”为主，也兼有编教科书的工作（即“国文范本”），北新更是以五四一代的老作家为主，现代书局和良友图书公司都是后起的出版社，编辑也都是年轻人，他们出于对文坛著名作家的尊敬和打开销路的商业目的，或多或少都有以名家为招牌的意思。资深的商务印书馆同样是把名家和古籍作为主打的重头戏。
“文学丛刊”收有名家著作，但更多的是新人新作，这些作品大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而巴金编“文学丛刊”毕竟出手不凡，第一集中便有三分之一是新人（至少在上海文坛上是陌生的名字），他干脆以“新人”为招牌来与“老牌”、“名家”对立，同样自然也是为了取得某种商业上的效应。这样做势必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很快证明他获得了成功。
巴金后来回忆说：“我当年编“文学丛刊”，就是靠着一股理想，那时也有人反对，说编这类书不赚钱，结果我还是编了，不但没赔本，还销得很好。这说明好书总是有人读的……”这套丛书的第一集推出的年轻作家都是当时文坛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的集体亮相令文坛耳目一新，使得“推荐新人”成为这套丛书的显著特色。
在巴金的主持下，“文学丛刊”挖掘了一批新人新作，仅出版新作家的处女作就达３６ 部，包括：曹禺的《雷雨》、芦焚的《谷》、何其芳的《画梦录》、罗淑的《生人妻》、刘白羽的《草原上》、端木蕻良的《憎恨》、何谷天（周文）的《分》、卞之琳的《鱼目集》、艾芜的《南行记》、丽尼的《黄昏之献》、陆蠡的《海星》、毕奂午的《掘金记》、柏山的《崖边》、袁俊的《小城故事》、方令儒的《信》、郑敏的《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吴伯箫的《羽书》、汪曾祺的《邂逅集》，等等，几乎占到“文学丛刊”作品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纵马扬帆的良机，也为现代文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可以说，“文学丛刊”通过出版作品而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它虽然不是什么文学团体，但实际上参与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群（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培养与建构。
倚借“文学丛刊”的助力，一个个文学青年缘此登上文坛，与读者见面；继而扩大影响，为读者所喜爱。扶植、奖掖新作家是“文学丛刊”的风格，但“文学丛刊”绝非是为造某种而特意标新立异，而是怀抱为促进文学发展的心愿，尽一份自己的职责，因而其所出版的新人新作都经过严格选择精心编辑，质量上乘，很少水准不够的作品。1936 年9月，《大公报》设立文艺奖金，由杨振声、朱自清、叶圣陶、巴金、凌叔华、沈从文、朱光潜、靳以、李健吾、林徽音组成评委会。评选结果是：戏剧奖归属曹禺的《日出》，小说奖归属芦焚的《谷》，散文奖则是何其芳的《画梦录》。这三部作品都是三位年轻作家的处女作，也都是由“文学丛刊”推向市场的。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的眼光与实力，从这桩文坛盛举中可见一斑。
“文学丛刊”成为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它不但为那些后来在文学史大放异彩的作家（如曹禺、李健吾、何其芳、吴组缃等）开辟了道路，也为一些不幸夭折如流星一般飞逝文坛的年轻人留下了宝贵的生命痕迹。出于对这些默默笔耕的青年人的一份纪念，巴金替他们整理文稿，结集出版。如青年女作家罗淑颇具才情，1938艾青以《大堰河》名满天下，20 世纪30 年代，此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收入“文学小丛书”出版年2 月患产褥热不幸去世，留下一大堆残稿碎笺。为了回忆与哀悼，为了“罗淑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灭亡，而且也永不会灭亡”，巴金不但编出了《生人妻》，还怀着悲痛的心情把遗稿修整编辑，分别以《地上的一角》、《鱼儿坳》为题，收入另外一套“文学小丛书”，并写下了情感真挚的后记。其他如在浦东塘口战役中牺牲的宋樾，在贫寒与磨难中不幸早逝的郑定文等人的遗稿，巴金都以这种方式收入了“文学丛刊”。“文学丛刊”中集存下来的不只是这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更是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巴金通过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刻下了他们的生命印迹。这不仅使文学史更为丰富与真实，同时也使文学这项神圣的事业带有一份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巴金即使强调了以“新人”为主的编辑特色，并收集编辑了一些不幸青年的遗稿，但他始终强调的是作品的艺术质量。如文学青年郑定文溺水而死后，他的友人王元化、丁景唐、魏绍昌等人为出版他的遗稿而奔走，巴金接受了遗稿，感怀于这位文学青年“写作的才能与良心”，根据其友人提供的作品，巴金作了认真的阅读和筛选，出版了单行本《大姊》。在《大姊·后记》中，巴金说：“其中两篇类似文艺杂论而又写得不好的东西，我没有采用。”从这种严格的编辑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丛刊”为什么既突出了“新人”主体又不失艺术水准的原因。
此外，“文学丛刊”还有一些十分显著的特点，比如它的编辑方式十分讲究，最有效地发挥了丛书这一整体编辑形式的优越性，体现出一种大气和才智。“文学丛刊”大胆推举新人，发表新作，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丛书这种形式的帮助。在出版新作家作品的时候，“文学丛刊”每一集总有几位知名作家“压阵”。例如第一集中便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老作家的加盟。
这样，既为这套丛书做了很好的宣传，又为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在这一前提下，每一集中大量推出的新人新作除了以自身水准取胜外，在客观上借助老作家的带动，迅速扩大影响与知名度。这样就有力地支持了青年作家的成长，同时也有利于丛刊的经营。
此外，“文学丛刊”还有效地借助了期刊与图书的互动，通过期刊作先行的宣传，再迅速地推出图书的单行本，收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巴金这一理念也为“文学丛刊”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而“文学丛刊”作为丛书的整体编辑形式也有助于推动文学各门类的发展。在“文学丛刊”的发刊词中，巴金专门提到，这部丛书“包括文学的各部门”。确实，“文学丛刊”最大可能地包容了现代文学的各种样式。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评论、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等，举凡现代文学发展中所生成的各种文体，“文学丛刊”都有收录。事实上，当时也有其他丛书收入多种文学体裁。比如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即称“包含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批评，举凡文学之诸部门，无不应有尽有”。但就所涉及的文学样式而言，“文学丛刊”除“生活文库”所包涵者之外，尚有报告文学、电影剧本诸种形式。其涉及之广，涵盖之全，堪称三四十年代丛书出版执牛耳者。这又是另一种的博大。“文学丛刊”所包容的多种文学体式，既使这套丛书显得生动活泼，有助于读者得到不同类型的阅读体验与感受，也有力地带动了诸多非小说体裁的发展，对推进现代文学各种门类的整体前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散文、诗歌、戏剧这些经济方面获利不大的体裁，以及报告文学、电影剧本这样新生的样式，“文学丛刊”对它们的重视，自然是因为巴金作出版不惟利润的胸襟，因为他的气魄与胆识，而客观上“文学丛刊”对这些门类的成功运作，使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则与巴金巧妙地借用了丛书形式分不开。
封面与广告词
除去精神层面的无私奉献之外，巴金还是一个罕见的全能型编辑。
在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期间，因为人手不够，巴金除了组稿、审稿外，还做诸如校对、跑印刷所等具体的工作。他曾经逐字校对过《人生采访》那样的五六百页甚至更大部头的书。对于译作，他必定会对照原文仔细校订，如孟十还译的果戈理、普希金的作品和许天虹译的《大卫·科柏菲尔》的译稿，都被他认真地校改。编辑工作中，他事必躬亲，对文生社出版工作中的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地对待。他曾经回忆说：“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
（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除了看校样，巴金连图书的装帧设计、插图和排版格式都要负责。他喜欢藏书，热衷于收藏名家名著的各种版本，并收集了一些国外图书装帧设计方面的资料，以便在工作中作参考。他很重视“译文丛书”设计古朴大方，别有新意插图，有时为了替一个译本搜集几种版本的不同插图，他不惜花许多时间在自己的藏书中细细寻找。比如说，巴金主持编辑的“文学丛刊”的封面、装帧设计，也别有新意。该丛书32开本，纯白色带勒口的封面，外加褐色护封。封面印上书名、作者、丛刊名称，字体、颜色不同，显得醒目、大方。又如“现代日本文学丛书”，另在封面上外加一黄色书腰，介绍书的内容等，显得新颖别致。“译文丛书”则设计为25 开本，版式大而略带方形，封面有作者画像和内容介绍，这一有特色的设计出版后受到好评。翻译家李文俊青年时期爱读文生版的“译文丛书”。
他回忆说：“‘译文丛书’开本短而宽，而且往往是厚厚的一大册，像个脾气和蔼的矮胖子，给人一种敦实可靠的感觉。”范用曾说：“我想起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印的书，《‘译文丛书’魂灵》的封面就只有黑颜色三个字。‘文学丛刊’，曹禺的《雷雨》、《日出》，封面简简单单，除了书名、作者名，没有更多的东西，一直到现在，也还觉得非常好。”范用还谈到台湾作家痘弦曾经说过，“直到现在我还觉得20 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书‘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是最美的”。
在图书的整体设计方面，巴金经常会及时借鉴一些国外的出版经验，例如《贵族之家》一书附赠的两颗小卡片，一是人物简介，一是人物表，便“是从日本出版物里学来的”。巴金曾说：“欧美的出版物对二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有影响，但不大，主要是吸收了日本出版物的影响。”
谈起封面的装帧，巴金在致姜德明的一封信中说：“您问起文学丛刊及小丛刊、文季丛书的封面的事，分别答复如下：文学丛刊是我设计，由丽尼修改决定的。小丛刊和文季丛书都是我参考《少年读物丛刊》的封面设计的。……《烽火》丛书是我设计的。字是请钱君匋写的，图是从别的书上找来或者是《烽火》上用过的图。”
由于巴金的努力，文生社的书在装帧设计上显得自然、朴素、大方，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
不唯如此，巴金还亲自过问图书的宣传推销。文化生活出版社除了在书后环衬、版权页、封套、勒口等处刊登新书预告、内容简介外，还印制图书目录和其他宣传品。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出图书的内容介绍及广告词，大多出自巴金、丽尼等人之手。巴金撰写的广告词，语言精练，文笔优美，颇吸引读者。诚如姜德明所说：“我原以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刊广告都是作者或译者们自己顺便写出来的，没想到巴金为丽尼、陆兹、曹禺、高植等人的译作都写过广告。这既表现出他对新文学事业的热心，也是对朋友们的一种友情。”
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出图书版权页简约大方且多有丛书书目，宣传了图书，也方便了读者丽尼翻译出版的《田园交响曲》，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早期出版的极具影响的图书之一现代作家中为作品写广告的不少，如鲁迅、茅盾、胡风、黎烈文、孟十还、李霁野，等等。而像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人如此密集地为图书撰写广告的倒是并不多见。巴金曾为《屠格涅夫选集》的六部长篇、冈察洛夫的《悬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库普林的《亚玛》……写了数十则广告词。丽尼不仅替自己《田园交响乐》写广告，还模仿鲁迅文笔替别的图书撰写介绍。田一文替李霁野翻译的《简·爱》写的简短介绍，好像一首散文诗，曾受到老记者黎丁的赞赏。对此，李济生分析说：“像文生社这样一个民间创办的小出版社，不经常利用各种宣传手段介绍自己的出版物，怎能让广大读者知道并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此又何以面向大众，为新文化争夺阵地，为文化建设和积累作出贡献，以达到产生社会效益的目的？书也是一种商品，也要面对市场，能不去适应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市场经济？否则又如何取得经济效益？书卖不出去，出版社岂不要关门？何言其他。所以巴金笑说：作家和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
据范军的统计，收入《巴金全集》第18 卷“集外编”（上）中的图书广告文章，共计26 篇。“其中，1929 年6 篇；1935 年5 篇；1937年2 篇；1938 年4 篇；1940 年１ 篇；1942 年1 篇；1944 年1 篇；1948年3 篇；1949 年3篇。”“另据纪申选编的《巴金书话》，收录了《全集》中没有的图书广告５ 篇，分别是刊载于1936 年12 月《罗亭》初版本护封上的《屠格涅夫选集》（小说六种），刊载于1946 年1 月《文艺复兴》创刊号的《憩园》，刊载于1949年４ 月出版的屠格涅夫的《春潮》第九版护封二上的广告，刊载于1949 年２ 月出版的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护封上的该书广告，刊载于1948年出版的库普林的《亚玛》护封上的该书广告。这样，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巴金写作的图书广告文案就有31 篇。”
其实，巴金所撰写的广告文字还要更多一些。《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等一类文字应该也可记入巴金的广告文字。除此之外，一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护封上，还有一些巴金所写的文字。如巴金为《伪币制造者》（纪德著，盛澄华译）所写的广告便刊自1943 年版《地粮》沪三版护封，为《莫洛博士岛》（威尔斯著，李林、黄裳译）写的文字刊自1948 年《莫洛博士岛》初版护封。此外，一些研究者的书中也散落有一些巴金的广告文字。相信随着对民国时期报刊资料新的检阅，还会发现巴金这一方面更多的佚文。
结 语
巴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我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这“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来自法国居友的学说，也正是安那其主义社会的伦理学基础之一，由此可以见出，巴金是怎样将信仰伦理化，并与具体的编辑工作无缝地结合起来了。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实践中，巴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精神播火者的意义，在行动中体会到了这是一件同样值得为之长期奋斗的创造工程。他沉浸在释放自我燃烧自我的兴奋与快乐中，融入了默默垦植与建树的生活中。巴金晚年曾对自己在文化生活1949 年夏，（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李健吾在一起出版社14 年的编辑生活有过回顾，他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以为是莫大的快乐。”萧乾曾说：“看到巴金的文集长达十四卷，有人称他为‘多产’。可是倘若他没从1935 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好应该是四十卷。”巴金是在新的编辑的岗位上实践着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梦。
1947年巴金为他的朋友安那其主义者卢剑波编辑了一本散文集《心字》并代作了后记。他说：“他自己愿做一个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家，……可是他始终找不着牺牲的机会。……后来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做了十几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在四川的一个角落里，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平凡，身体更衰弱，观察也更透彻。……他不再被人称为‘才子’，他也不再显露那火花一现似的锋芒。他的眼界，他的四周扩大了。他的脚步稳定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人”的生命无限，时间无限’。瞭望着将来，他‘存蓄着无限的希望’。”这是在写朋友，写朋友在实际的工作中践约了自己的人生。这何尝又不是巴金自己此刻心态的自况呢？的确，巴金从事出版是一种岗位意识的切实显现，他是要在平凡的岗位上，朴朴素素地传衍文明。因此，文化萧条时他坚守自己的事业，漫天烽火中依然坚守自己的岗位，以自己的方式去放散个人的生命，照彻更广的人生。
在《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一文中，陈思和提出了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概念。所谓岗位意识，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持一份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并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进而去维系一份文化的精血。这是现代知识分子人文价值自我守持、自我实现的一种尝试，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价值体系得以确立的一种方式，其存在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境界以及这种境界具体的现实依托。我们从巴金的编辑事业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切。搞出版、办教育、著书立说都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一种贡献，是他们自我人格成全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搞出版，巴金他们弃绝商品利润的诱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文2011 年，巴金故居改建为巴金纪念馆，人们在此可深切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一生的文化追求化精神的传衍。他们绝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才搞出版，他们恰恰是在文化大萧条时走上这个岗位的。他们也没有要做文坛霸主或出版巨子的心，而是出于一种理想的支持，要为时代留下文明的火种、刻下艺术的印痕。也正因此，即使在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们仍然踏踏实实地为文学事业作贡献，为人生为社会为青年做些事情。不论在何种境况之下，他们心头的那点真那点火始终长存。他们是把人文精神在实际的行动中体现出来，使之不再虚浮，而人格之伟大、人文价值之真切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生奉献。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此时从事人文事业的确可以说是一件很寂寞的事。不过，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这样那般的一些困扰，然而其生存境遇实已有了很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今知识分子的危机不来自物质而来自精神，不来自外界而来自本我，倘不留意，就会自陷庸人的巢穴而不自知。在这样的时代，尤其是物欲日渐膨胀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应守持一份自己的理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不应丢失，内心应该保有强大的自信。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信绝不应只是一种空泛的言说，而应在具体的工作中展示出来，应该像巴金那样使自己的理想在平实的岗位得到实现、得到践约，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从而去传衍精神火种，使之永生。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讲，巴金他们的编辑生涯与编辑精神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