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圣遂
刘振强（1930— ），中国当代著名出版家，台湾三民书局、东大出版公司、弘雅图书公司创办人。刘振强的出版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和前辈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样，他年少失学，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一生之深厚知识与高尚修养，几乎全部仰赖自学修得。自1953 年创立三民书局，刘振强的生命就与三民融为一体，所思所想俱围绕三民和出版，一刻未曾分离，即便是在三民书局合伙人撤资离开的艰难岁月，他对三民的情感和对出版的信念也未曾有过丝毫动摇。刘振强为中华文化赓续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虽成就不凡，却不事张扬，赢得海内外文化界的尊敬。他待作者甚厚，出于对他本人及三民书局的信赖，许多著名学者都将一流的著作交由三民书局出版，如钱穆、谢冰莹、毛子水、邹鲁、唐君毅、萨孟武、吴相湘、成中英、林海音、潘重规、苏雪林、牟宗三、叶嘉莹、余光中、余英时、刘绍铭、林文月、韦政通、许倬云、汪荣祖、葛兆光、南方朔、龚鹏程、严歌苓、止庵、虹影、邱华栋、张新颖……都曾有重要著作在三民出版。在他的主持下，三民书局陆续推出了《大辞典》、“三民文库”、“三民丛刊”、“沧海丛刊”、“古籍今注新译丛书”、“国学大丛书”、“文明丛书”、“大雅丛刊”、“文苑丛书”等蜚声士林的高品质著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亦曾斥资打造“汉字字库”，以图彰显汉字之神韵，承继传统文化之风采。近六十年过去，三民书局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累积出书逾九千种，年过八旬、两鬓斑白的刘振强仍然站在三民身后，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繁荣而俯首耕耘。
2010 年9 月赴台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期间应邀拜会了台湾三民书局董事长刘振强先生。虽是匆匆晤面，刘先生和三民书局近60年的风雨创业路，以及他本人对优秀文化的热爱、坚守乃至其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出版事业的激情与执著，却无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自台北返沪后，每每念及，敬意盈于心间，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看来，刘先生近一个甲子的出版经历，代表了一代出版人的理想和风范，堪称当代中国难能可贵的文化出版典范。
61 年前，十九岁的刘振强只身赴台。他先在台湾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服务，因诚实厚道、聪明伶俐而深受文化人的青睐。在与著名学者傅斯年交往中，傅斯年深为其好学精神及热诚品格所感动，鼓励他“自立门户”。1953 年，23 岁的他从台北衡阳路一爿售书小店———会同两位同道共创三民书局（三民，乃“三个小民”之意）———起步，开始了以己之力“闯荡”书业的漫漫征途。在曲折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两位朋友先后撤出股份，唯有他本人矢志不渝，奋然前行。在他的主持下，历经58 载的苦心经营，三民书局业已发展成出书逾九千种、员工达400余人，在台北重庆南路和复兴北路拥有两座出版大楼并开办了两家子公司（东大出版公司、弘雅图书公司）的现代化大型出版企业，并以其琳琅满目的高品质出版物而蜚声士林，享誉华文世界。
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敬意，三民书局也因此具有浓浓的中华文化特色。从他个人经历方面讲，刘先生赴台后，孑然一身，分文皆无，仰赖一位老婆婆接济，始在台湾逐步立足。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将老婆婆视为母亲一般赡养，尤其是公司经营日益走上正轨后，更是极尽孝道，直至老人仙逝。以传统文化立身并三民书局位于台北市复兴北路386 号的文化大楼邀请知名学者在三民书局文化大楼演讲
刘先生端坐恭听（前排左一）
严格律己的刘先生不仅在人生的道路上赢得越来越多文化人的信任、推重与青睐，也使得三民书局有着鲜明的刘振强先生的个人风格。在三民书局，每一位新员工甫进公司，刘先生都会单独约见，向其概述三民的创业经历和文化追求，随即详细地询问其家庭状况。当然，也会直截了当地向新员工明示三民书局的“三项纪律”———不赌博、不贪污、不说谎。在公司内部，刘先生嘱属下称己“先生”，从不让职员称呼其“董事长”，他以为“董事长”头衔太商业、太严肃且开玩笑说“董事长有不懂事”之嫌，而“先生”则让人感觉相互如处于大家庭中，会心生温暖，彼此关系因之更融洽。三民书局为每位员工提供一日两餐，数十年来，刘先生与员工同桌共餐，无话不谈，以长者身份赢得下属爱戴。学者逯耀东、周玉山著文指出，“刘先生与三民、三民与刘先生已凝为一体，他的经营与领导方式，可说是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这种如家庭般的融洽气氛，是他开创精神的持续”。诚哉斯言。
喜谈文化、钟情文化的刘先生，更是一个敏于行的实践家。三民书局有两项大工程最为世人瞩目，赢得文化界交口称赞：一为《大辞典》项目；一为“汉字字库”工程。《大辞典》的编纂，始于1971 年，迄于1985 年，前后历经14 载，聘请专家及参与的工作人员逾200人，铸字6 万余个，用铅超过70 吨，创造了当代出版史的奇迹。在内容方面，刘先生要求《大辞典》务必做到知识精准。为实现此目标，不仅购置了《四库全书》、《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以备查核，还与台湾各大图书馆协商，影印大量馆藏善本，作为《大辞典》引用之第一手资料。按刘先生的说法，以往辞典解释字条、词条，大量使用第二手资料，且很少注明出处，以讹传讹现象较为普遍，也不利于读者检索文献的原始出处。《大辞典》则尽最大可能提供第一手资料并注明资料原始来源，解决了以往辞书存在的弊端。字词的解释也请专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斟酌和重写（稿酬亦同时多次支付），务求精准。《大辞典》共收字15106 个、词127430 条，皇皇三巨册，内容涵盖古今，荟萃中西，是中国大陆以外最翔实、最权威的中文大型辞书之一。在图书印制工艺方面，三民更是花了大量精力与巨额资本，刘先生之文化出版追求在此过程中彰显无遗。当时，台湾出版业印书所用大都是日制铜模。在主持编纂《大辞典》的过程中，刘先生发现，日本铜版汉字仅一万余字，远远不能满足《大辞典》用字需求，即使是现有的日制汉字，结构也不够精美。于是他期望通过自制字模，摆脱依赖日方现状，丰富汉字字模，彰显汉字之美。为此他聘用大量美术人员，一字一字三民书局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６１ 号的门市部撰写，为求精美，许多字多次重写，直至满意为止。此后出版的三民版《大辞典》以佛典形式设计装帧，异常精美典雅。承印的日本印厂提出以优惠500 万日元条件要求在书上印上日厂名称，刘先生想到此书印制过程中日商前倨后恭的表现，断然拒绝。据刘先生本人讲，为编《大辞典》花去了数亿元，按照当时市场价格，可以在重庆南路购买两幢大楼。但在他看来，一部《大辞典》虽耗费无数人力与资本，但却可以嘉惠学林，传之久远，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独有的贡献，这是多少幢大楼也换不来的。编撰出版《大辞典》不仅显示了刘先生“为求完美不怕麻烦”的编辑精神（台湾学人黄俊郎语），更体现了他文化至上的出版追求。
在出版业运用计算机排版系统后，因《大辞典》铸字模的经历，刘先生于1988 年又开始了“汉字字库”数字化这一系统工程。刘先生认为，“汉字的最大特色，是一字一形，每个字虽由基本的部首偏旁组合，但同样的偏旁部首，组合之间，倚轻倚重，或大或小，就三民书局门市部的内部楼面
有不同的安排，不宜用电脑拼字一律订死”，而且，电脑拼字远远不能满足致力于学术出版的三民书局的实际需求（三民书局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着力甚多，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相关研究著作，常常会用到平时少用、电脑字库中不存在的异体字、古体字）。因此之故，三民依托当时《大辞典》铸字经验，每年延请近百名专业人员撰写能够体现“中国汉字美感”的字体。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2003 年，三民终于完成了由楷体、黑体、仿宋、长仿宋、明体、小篆六套字体组成的汉字字库。其中，以明体字最多，有７ 万余字。这些汉字同样是精益求精，凡是觉得架构不合理、视觉不美观的，均推倒重写，仅仅七万多字的明体就先后重写了十几遍。在撰写汉字的同时，三民又组织技术工程专家，开发了一套相应的计算机排版软件，将数十万字的汉字字库运用到三民书局的出版活动中。在研发“汉字字库”的10 余年中，关心“造字”进展，成了他每日功课，以致“做梦都在想怎么写好字”。余英时先生对此项工程赞赏有加，他认为，这项庞大计划，真令人叹为观止。这一设计，为用无穷，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贡献。
刘先生坦言，多少年来，虽梦里依稀念故乡（刘先生广东籍，长于上海），但却一次也没有回过大陆，数十年间，心中所思所念唯有“出版”二字。三民书局成立之初，他即与几位股东约定“五不可”———不可向公司推荐私人，不可向公司借钱，不可要求公司作保，不可干涉公司业务，盈利转为资本，不可要求分配利润。近六十年过去了，三民书局已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经营规模和利润回报亦非常可观，但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数十年来，他没有从公司拿过一分红利，所有应得均归为公司发展之资本。在用人方面，唯才是用，不用私人，所有进三民工作的员工都必须通过考试。
他本人不烟、不酒，从来没有将公司的资源消耗在个人享受上。相反，对于工作上进、家境困难的员工多有扶助（如他曾赠送一套住房给一位多年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员工），许多人因此也心系三民，直至退休。曾任台湾师范大学、交通大学，被称为“中国式管理管理之父”的台湾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教授认为，三民书局“规模相当庞大，却能够亲如一家人。大学之道的精髓，振强先生早已充分发挥”；他是“令人钦佩的儒商”，“让人心仪的文化巨人”。刘先生颇具中国儒家特色的管理方式不禁让我想起一则故事：20世纪50 年代末，兰登书屋的年轻编辑罗伯特·卢米斯正为购买一套价值八千美元的公寓一筹莫展时，兰登书屋的两位创办人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赠予他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此后五十年，卢米斯一直效力于兰登书屋，成为美国当代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编辑，通过自身努力为兰登书屋增添了诸多辉煌。此种得人善举，我辈徒羡没得效法。
刘先生待作者甚厚，20 世纪80 年代就给出一字一元的稿酬；许多作者，稿件未交，数万元的预付支票已经奉上，且从不催稿……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王云五先生的学生———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寿南曾回忆，当年刘先生约他撰写一部《隋唐史》（王曾在政治大学讲授隋唐史10 余年，但因治学严谨，一直积累资料，迟迟未动笔），王寿南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刘先生已奉上一张10 万元台币的支票作为预付金，并说书稿完成后再按字数结算。在同一篇文章中，王寿南谈到：“出版公司领导人的才能和性格，都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成败，才能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市场的了解、未来趋势的判断和圆融的人际关系，性格方面最重要的是气魄、果断。具有这些才能和性格的领导人，方能让公司走上成功之路。”以我与刘先生接触和交往的感受，他当之无愧是有气魄、果断敏行的出版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在众多著名学人的心目中，他的出版成就，实在是堪与王云五、陆费逵等前辈出版家相媲美。因为有刘先生这样的“出版领袖人物”，三民书局也因此赢得了遍布海内外的名家学者。钱穆、李泽厚、余英时、韦政通、成中英、汪荣祖、葛兆光……在刘先生看来，出版是一项可以终身奉献的事业，它联通古今，会通中外，对于人类知识积累和学术传承肩负极其重要的责任，能为这样的文化工作牺牲一己之利，于个体而言，不仅没有损失，相反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他毕生念兹在兹，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他的追求赢得无数赞誉：台湾学者王洪钧说：“我个人所知有限，但就接触所及，对前后两位出版家，便怀着极大敬意。
一为以故我国出版业巨擘王云五先生，一为三民书局创办人，现任董事长刘振强先生。”台湾学者郑贞铭也说：“在出版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云五老师与刘先生，我认为他们为出版界所做的努力与吹起的知识号角，正是台湾社会欣欣向荣的知识动力。”在传播学者石永宽看来，刘先生“平凡中藏伟大的精神，默默耕耘，只求为学人、为知识分子服务，以出版提供知识的贡献”；而台湾学者孙振干脆称之为“文化界的侠士”。内地著名出版家董秀玉先生以为：
“在台湾众多我所尊敬的同行中，刘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书，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三民书局在刘先生的主持下，出版了许多广受赞誉的文化精品，尤其是在高品质丛书出版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成就。迄今为止，“三民文库”收录了老一辈文化人的文史著作311部，钱穆、谢冰莹、毛子水、邹鲁、唐君毅、萨孟武、吴相湘、成中英、林海音等名家均有一部或多部作品编入文库，在精英文化层有良好的口碑和很大的影响；“三民丛刊”除了收入潘重规、苏雪林、牟宗三、叶嘉莹、余光中、余英时、刘绍铭、林文月等老一代文化人著作外，更是吸收了诸多中生代的文化名家南方朔、龚鹏程、严歌苓、止庵、虹影、邱华栋、张新颖等均为丛刊撰稿，丛书迄今已出版312种；相比以上两大丛书，“沧海丛刊”更是涵盖了国学、史地、哲学、语文、艺术、社会科学及应用科学（此系三民书局对此丛书的分类）等多个学科门类，规模也更为庞大，先后已出版图书1100 余种；为了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传承，便于一般读者接受，三民书局在刘先生的倡导下，邀请学界名家精心撰写了“古籍今注新译丛书”，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哲学、文学、历史、军事、政事、教育、地志、宗教等经典文献，将古拗的古代语言精译成雅驯的现代汉语，为古典文化的普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迄今已刊出360 余种。此外，三民书局还出版了“国学大丛书”、“文明丛书”、“大雅丛刊”、“文苑丛书”等广受赞誉的高品质丛书，这些三民的“丛刊”、“丛书”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绚烂的光彩。
三民书局出版的图书
2010 年，大陆出版代表团访问三民书局，刘振强董事长会见到访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右三）、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祝君波（左四）及本文作者（左三）
刘振强先生已经年届八秩，还在执著于自己的出版理想，着实令人羡慕。由此我又想到欧美众多出版人和著名编辑，如加斯东·伽利玛、阿尔班·米歇尔、翁德尔泽等人，无不是在其岗位上工作至暮年甚而终命。他们以其个人才华，使自己的出版社延续了辉煌，也为本国的出版业增添了更多的光辉。优秀的出版人可以终其一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好像是一种世界通例。读阿尔·西尔弗曼《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此类声迹，载有多是。刘先生及其近一个甲子的书业经历，足以使他和三民书局在中国出版业乃至世界出版业青史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