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韬
照片由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 Berlin）提供
西格弗里德· 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1924—2002），1947 年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图书馆学。1951 年完成研究赫尔曼·黑塞的论文，获博士学位。遵照堪称其精神之父的作家黑塞的建议，志在从事出版事业的翁泽尔德1952年进入苏尔坎普出版社，1959 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他继任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上任不久他便通过出版“彩虹图书系列”、“苏尔坎普书库”推出了一批年轻作家，与该社原有作家一起组成了德国当代文学和社科领域的前卫队伍，奠定了苏尔坎普在德国出版界的重要地位。“彩虹图书系列”驱散了二次大战后德国普遍存在的精神彷徨，“苏尔坎普书库”集中了德国和世界文学和思想精英，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思想精品集散地。1963 年翁泽尔德兼任岛屿出版社领导。1981 年创立德国古典作家出版社。1990 年接管犹太出版社。苏尔坎普出版社已从一个现、当代文学出版社发展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权威性的德国文学和社科出版社。
翁泽尔德曾获得许多荣誉和奖项，如法兰克福市歌德奖章（1977）、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1979）、达姆施塔德市里卡达·胡赫奖（1984）、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名誉博士（1985）等等。主要著作有：《作家和他的出版人》
（1978）、《赫尔曼·黑塞，作品及其影响》（1973、1987）、《歌德和他的出版商》（1991）等。
一位出版社老板的逝世能惊动一个国家，参加追悼会的除数十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外，还有地方、政府部门乃至国家最高首脑。媒体悼念文章把他的名字同他的国家并列，人们把他开始主持这家出版社的１９５９ 年，视为原联邦德国真正的诞生之年，认为他的去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结束，他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该国的某些总理和总统。这个人就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老板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
苏尔坎普出版社成立于１９５０ 年，创立者彼得·苏尔坎普原来供职于菲舍尔出版社（Fischer），在纳粹统治时期主持、拯救了这家出版社，二次大战后与流亡归来的出版社老板发生矛盾，为防止两位法西斯主义受害者之间矛盾激化，该出版社签约作家自由表决他们的归属，48位作家中的33名跟随苏尔坎普来到由他新创立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其中有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尔曼·黑塞，还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马格斯·弗里施等；英国作家萧伯纳表示他在德国出书只找苏尔坎普。尽管如此，新成立的出版社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当时读书界的热点不是上述作家，而是菲舍尔出版社的卡夫卡和托马斯·曼，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的萨特、海明威，以及基彭豪尔－ 维奇出版社（Kippenhauerund Witsch）的伯尔。就在这个时候，在图宾根大学以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翁泽尔德完成了学业，深感书籍、知识对人生何等重要的这位德国南方青年，立志创办出版社从事出版事业。堪称其精神之父的黑塞建议他去帮助苏尔坎普，于是在1952 年，翁泽尔德成为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第八位成员，1959 年初苏尔坎普去世，翁泽尔德继任主持出版社全部工作。
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房倒屋塌、瓦砾遍地、家园破碎，更可怕的是人们的绝望和麻木，是思想和认识方面出现的危机。不少人逃避到经济奇迹带来的福利中，或者从那些脱离现实的文学与戏剧中寻找慰藉。1963 年，一道彩虹出现在灰暗的德国上空，这就是翁泽尔德经过充分准备出版的“苏尔坎普版图书系列”（es）。他与图书装帧家弗莱克豪斯研究决定，这个系列的书，封皮分别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单色，封面用正楷印刷体书写书名和作者，不同颜色的书排列在书架上就组成一道彩虹，因此人们称这个系列为“彩虹系列”。系列的第一本书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启发人们对于人和社会、知识与进步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凭借对时代精神脉搏的敏感和快速反应，本着反映各种流派、通过展示矛盾促进发展，把“彩虹系列”办成生动的文学思想论坛这一方针，推出了一批年轻作家，比如马丁·瓦尔泽、恩岑斯贝格、彼得·汉德克、乌韦·约翰逊、托马斯·伯恩哈德等，他们的作品打破了德国思想沉寂、精神彷徨的局面，加上该社原来的作家马格斯·弗里施、布莱希特等，组成了德国当代文学的前卫队伍，奠定了苏尔坎普作为现、当代文学出版社在德国的重要地位。在“彩虹系列”作为展示德国文学新成就平台，推出新作家的处女作和老作家的新作的同时，翁泽尔德还致力于出版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社科方面的力作，比如阿多诺、本雅明、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和布卢门贝格等人阐述新思想、新认识和新精神的著作，可以装在钱包并不鼓囊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口袋里，为这些渴望知识的人提供精神滋养。1979 年“彩虹系列”第1000本书问世，该书主编哈贝马斯邀请40—50岁的作家和理论家，以“时代的思想形势”为题发表看法，编成《民族与共和国》和《政治与文化》两卷书，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最初的几周就销售万册以上。1983 年彩虹系列推出“新历史著作书库”，涉及的题目和研究方法涵盖了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直到情感思想方式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关于彩虹系列，荷兰《德国图书报》曾评论道，联邦德国思想界哪怕是细微的变化，都可以说是苏尔坎普出版社某些书籍直接影响的产物；反过来，在德语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不是受到彩苏尔坎普出版的黑塞、阿多诺等人的著作
虹系列的“赐福”才有所作为的。是否建立“苏尔坎普版图书系列”
不是没有争议的。首先出版社的同事几乎没有人赞同此举，他们不相信这个内容超前、形式单调的系列会取得成功。该社著名作家马格斯·弗里施也担心，以低廉价格发行的这个系列最终会损害出版社的声誉。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这个融豪华和激情于一炉的图书系列的产生，是德国口袋书的一次革命，自它诞生到2003年的40 年中，已推出2300多本书，销售量高达4000多万册，创造了严肃文学出版社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苏尔坎普出版社另一个重要图书系列是“苏尔坎普书库”。翁泽尔德1959 年继任该社领导后立刻着手加强这一图书系列的建设，他更加明确和丰富了这个系列的主导思想：书库不随波逐流，选择的作品不一定是该作家最有名的，但一定是最富个性的作品，是经过过滤的现代的感觉和意识、认识和思想。书库为渴望知识的读者和爱好文学的朋友提供了一座拥有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经典作品的图书馆。经常出现在这里的德语作家有伯恩哈德、汉德克、布莱希特、弗里施、黑塞、里尔克、马丁·瓦尔泽、阿多诺、本雅明、维特根斯坦、诺·埃利亚斯等，其他国家的作家有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海明威、萧伯纳、聂鲁达等。书库的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引起了读书界的浓厚兴趣：比如第200本《都柏林人》（乔伊斯）、第300 本《我的信念》（黑塞）、第400 本《阅读的日子》（普鲁斯特）。而第500 本《青年时代》再次将沉寂多年的作家科彭推到了前台，有评论员说只要科彭决心开口讲话，德国文学就活跃起来。弗里施的《技术人》、魏斯的《告别父母》、伯恩哈德的《习惯的力量》，这些书名本身就是某些时代特征的标志。第900 本《故事选》（马丁·瓦尔泽）中说“有一些故事现实不让它们发生，因为现实在故事里变得过分清楚。这样的故事就非要讲述不可，通过讲述也许会迫使现实承认：是的，这就是我”。
翁泽尔德及其主持出版的苏尔坎普“彩虹系列”
（照片由苏尔坎普出版社提供）
翁泽尔德坚持以质量为标准的选书原则，以有益于社会进步为出版宗旨，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把德国和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的精英集中在这里，使书库成为名副其实的20 世纪世界文学和社科书籍经典图书馆。在今天的德国几乎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没有受益于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书，他们或者感谢黑塞让他们懂得青春，布莱希特教他们认识世界，弗里施让他们明白生活的意义。或者心怀崇敬，因为本雅明教他们阅读、马尔库塞教他们思想，布卢门贝格教他们知识。也许有的人感到不快或者甚至于恼怒，因为他们似乎摆脱不了阿多诺、卢曼和哈贝马斯那紧密又结实的论证链条。
好书得有好的形象、好的包装。20 世纪50 年代初，翁泽尔德在一家书店里听到店老板抱怨苏尔坎普书库首批六种书卖不动。
他奇怪，黑塞的《东方行》、布莱希特的《家庭格言》，这些名家名作怎么会无人问津呢？原来这批书的封面设计很不醒目，深颜色的封面上，书名、作者和出版社均采用不工整的草体书写。翁泽尔德于1959 年在全面加强“书库”的建设时，决定为“书库”设计新封面。他与设计家弗莱克豪斯的合作便从这时开始，按照新的设计，一条横贯封皮的粗线把封面分成正方形和长方形两个部分。上面正方形里写作者和书名，下面长方形里印上出版社的名字，字体均用正楷印刷体，整个封面突出简单、实用、明确的特点，透露出理性和现代性，适用于书库的任何一部书，多本书放在书架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横线把书连接起来。从此这些所谓“线上书”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上述两个系列的封面设计，为苏尔坎普出版社树立了独特的、高品位的视觉形象，也使整个德国书业的图书装帧发生了深刻变化。
除上面提到的“彩虹系列”、“苏尔坎普书库”外，后来又建立了“口袋书系列”，以及在此期间也归翁泽尔德领导的岛屿出版社开创的“口袋书系列”，1979年在这些系列的基础上成立了苏尔坎普口袋书出版社。1981 年苏尔坎普建立了“德国古典作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经典文学作品以及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方面的著作，由一流专家和学者从原版选编并撰写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评注，至今已出书173 卷，包括39 卷歌德全集、10 卷莱辛全集等。这个重大举措使这家现、当代文学出版社朝着一个门类齐全的、权威的德国文学和社科出版社的方向迈进。
苏尔坎普出版社在翁泽尔德领导下迅速发展，1968年搬迁进坐落在菩提树大街的办公大楼，工作人员比建社初期增长了20倍，营业额由1959 年的80 万马克增长到今天的一个亿。设施简朴的、被工作人员以及样书、书稿挤得仿佛要爆炸的苏尔坎普办公楼与法兰克福现代化国际机场、雄伟壮观的德意志银行大楼一样，是法兰克福城市的标志。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出版社却是获奖大户，出版社签约作家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12 名，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文学奖的有20 多名。世界各国文学和思想理论的精品几乎都汇集在这里。例如，文学方面，从荷兰的诺特波姆（C.Noteboom）到秘鲁的略萨（M. V. Llosa），从匈牙利的凯尔特兹（I. Kertesz）到墨西哥的帕斯（O.PAZ），从以色列的欧茨（A.OZ）到中国的沈从文，翁泽尔德的出版传奇永在续写。
在写书—出书—读书这个链条上，出版社这个中间环节如何把握与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重要的不是出版个别的书，而是推出一位作家，并关注他的全部创作。这是翁泽尔德出版思想的核心。翁泽尔德在他题为《作者和他的出版者》一书中着重强调文学归根到底是文学家的造物，杰出的作家常常跟他们那独特的作品一样脾气古怪，他们要求很多而对自己却很放纵，他们需要给以特别的关爱和呵护，整个出版社的工作都必须建立在这种认识上。寻找、发现和培养有才华的文学新人，联系和帮助有成就的作家学者是一个文学出版社的根本任务。有了作家才有作品，才有读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国内外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懂得这个道理，或者虽然懂得而为眼前的利益不愿付诸实践。翁泽尔德本身也是一位作者，他编写了关于歌德、黑塞和布莱希特等作家的书，他发表的关于作家和他的出版人的书使他在1984 年获得彼得—胡赫文学奖。他热爱书，发现一本好书时往往激动得溢美之词不断，甚至瞬间忘记了自己作为出版者的身份。“他没有成为作家是作家的幸福”，赖希拉尼茨基说，“因为他们因此拥有一位天才的、理解和爱护他们的出版家”。翁泽尔德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闻名于出版界，特别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和乌韦·约翰逊这两人，都是属于来无先兆、去无踪迹的天才，在德语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还有毕希纳、罗伯特·瓦尔泽和策兰，他们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富有个性的，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作品都是如此。约翰逊寄给出版社的小说《关于雅各布的猜测》令翁泽尔德感到耳目一新，他惊喜地发现这个只有25 岁的年轻人文笔不俗。果然这本书受到评论界异乎寻常的欢迎，他被称为“两个德国的作家”、“前途无量的文学新人”。但是约翰逊不久就陷入创作危机，十几年里无法完成《一年里的日子》（四部曲）。翁泽尔德耐心地等待着，给他资料让他编书，使他既有经济来源又能与读者保持联系。约翰逊没有辜负翁泽尔德的帮助和期望，在去世前，完成了这部被誉为可与《布登布洛克一家》相比的世纪之作。
20 世纪前期的小说家、散文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在世时就不得志，去世后近20 年里几乎被人忘记，是翁泽尔德长达17 年的努力终于争取到出版协议，1978 年作为纪念作家诞辰的礼物出版了一套精装的12 卷的全集，作品中流露出的焦虑不安和忧郁迷惘使人们认识了这位本来应属于卡夫卡、里尔克和黑塞行列的作家。
翁泽尔德对策兰的认识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60 年代中期开始，虽然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但还是不能对策兰那晦涩难懂的诗歌发生兴趣，当翁泽尔德提出要与该作家签约时，几乎全体编辑都表示反对。1967年这位诗人终于走进了苏尔坎普出版社。
从此他为世界诗坛所关注，成为一位改变了人们头脑中诗歌概念的、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诗人。
翁泽尔德对思想文化发展倾向的准确、敏锐的感觉还体现在他对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认识。还在20 世纪50 年代，他就发现当时在民主德国教哲学的这位教授是后来人们所称谓的既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异教徒”，当有些出版社决定要争取布洛赫时，翁泽尔德口袋里已经装着与作者达成出版全集的协议，以至于布洛赫后来在信中称翁泽尔德为“亲爱的胜利者”。
对那些曾经或者仍然蜚声文坛的老作家，翁泽尔德敬佩而又坦诚，既关爱又不放弃要求。他敢于对五六十年代颇负盛名的文艺理论家彼得·斯宗迪的专著《试论悲剧性》提出批评，作家愉快地接受了他直率、客观而又深刻的意见。60年代初，在与举世闻名的剧坛奇才贝克特讨论出版德文版文集时产生意见分歧，翁泽尔德坚决反对作者删除某些材料，使贝克特长时间沉默不语，其法国出版人惊吓得颤抖起来，怀疑翁泽尔德是个外星人。有几年贝克特称患有思维瘫痪再也不能写作，翁泽尔德激动地告诉贝克特，治好他的毛病唯一有效的药方就是写作，再写作。看着他挥舞拳头的样子贝克特笑了。
如果说翁泽尔德对作者表现出同事般的理解、朋友般的真诚和慈父般的严厉，那么对读者他则坚持关心、引导和培养。翁泽尔德既热爱书和出版事业，同时又不乏商人的精明和经营管理才能，一个出版社拥有好作者好书头等重要，但这还不是一切，还必须拥有市场和读者。他的“彩虹系列”就是要以口袋书的形式和低廉的价位争取知识分子，尤其是把青年学生作为销售对象，吸引和培养他们成为苏尔坎普稳定牢固的读者群体。苏尔坎普出版社与读者沟通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是图文并茂的一年两期的新书介绍和出版社周年纪念专刊，还有几乎每本书后边都附有作者书目和出版社有关书目，以及夹在书中的出版社新书目录折页。另一方面注重书评的作用，特别重视推出名家名评，比如布莱希特评论萧伯纳，说萧是恐怖分子，但他的恐怖武器是幽默，说萧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普通人平静、不容贿赂的目光更可怕，这种害怕是非常必要的。
翁泽尔德认为拥有好的作者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和宣传这笔财富，是好书能否最终到达广大读者手中的关键。
1946年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到1962年，他的书已译成20多种语言，译本达170 多种。但是他一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作家，关于他的144 篇学术论文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然而翁泽尔德坚持不懈地出版和宣传黑塞，到作家诞辰一百周年的1977 年，出版社的努力达到高潮：推出八卷小说礼品套装书、多种口袋书、研究作品产生过程和评论作品的书、黑塞绘画珍藏本、黑塞年历书、黑塞明信片，以及举办研讨会、展览会等。不少人对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执马文韬教授和翁泽尔德及其夫人（作家贝尔凯维奇）在一起著表示怀疑，但是一年下来黑塞的书销售达120 万册（套）。现在苏尔坎普关于黑塞的书有一套全集，四种选集，40 多种单本书，黑塞的书已译成50 多种文字，全世界印刷量已超过一亿册，是20世纪读者最多的德语作家。像黑塞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维特根斯坦，这位把哲学的目的比喻成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路的哲学家，他的书60 年代进入苏尔坎普出版社时，人们几乎看不到有成功的可能，但经过几年的出版运作，他的语言游戏就在德国广为流传。
翁泽尔德出版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文学出版社也要出版社科理论著作，不仅因为两个方面通过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对建构出版社大文化背景很有必要，而且对提高出版社的思想水平，对培养读者的欣赏能力都十分有利。如果说这很可能与黑塞对翁泽尔德的影响分不开，倒不如说他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迪。阿多诺的社会批判是从艺术切入的，他的助手和继任哈贝马斯，翁泽尔德的顾问，更是一位兼收并蓄的学者，他的关于社会和人生的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
翁泽尔德能把一批文学和社科的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把这些通常孤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吸引到他的出版社，经常在那里聚会和交流，显示了他作为出版家的胸怀和才华，这种不寻常的友谊集中地体现了苏尔坎普出版社精神，或者这就是美国文学理论家乔治·斯泰纳所说的“苏尔科普文化”，这种精神和文化里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人们不难理解汉泽出版社（Hanser）老板米歇尔·克吕格尔对翁泽尔德由衷的羡慕：“一个出版人不仅不必追随任何时尚，而且他自己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制造时尚。”
翁泽尔德的成功改变了出版人的传统形象，他的出版社不仅在出版当代德国文学，而且在创造它；他不仅是文学出版家，而且是思想出版家。了解和研究德国文学和思想的中国人，或许不知道翁泽尔德这个名字，但是在他们的书架上决不会没有他的出版社出的书。作为对于共和国思想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翁泽尔德与哈贝马斯和赖希拉尼茨基一起获得黑森州1999 年度文化大奖。
坐落在克拉腾贝格寓所兼出版社招待所的防弹地下室里，收藏着苏尔坎普所有作家的作品，假如一切其他的书籍都被毁坏，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粉碎纳粹之后，用这个地下室的收藏可以完整地重建德国20 世纪的文化和思想大厦。
